艺人不懂政治(1/3)
虽说京剧的兴起，可以推到乾隆年间的徽班进京，但实际上京剧成气候还是在晚清，如果没有一个没什么文化、看不懂昆曲的老佛爷西太后，京剧到底能成多大名堂，还不好说。进入民国之后，大清完了，但京剧的繁荣却得以持续，攀升到了顶点，其标志之一，就是梅剧。没有梅剧，即梅兰芳的表演，京剧不会成为老外眼中的Peking Opera，获得国际的认可和名声。
事实上，进入民国之后不久，看梅剧，已经成为来华游历的老外一个必须做的项目。不看梅剧，就不算到过中国。京剧能为老外所喜欢，齐如山、李释戡等若干喝过洋墨水的文人，功不可没。经过他们的参与，梅剧不仅雅了，而且多少有了点西洋歌剧（Opera）的味道。迷倒了欧美老外的梅剧，当然也迷倒了来华的一干日本文人和记者。
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毕竟有血缘关系。日本的能、狂言和歌舞伎，或多或少，跟中国的传统戏剧能找到某些相通的地方。日本人欣赏京剧，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多半出于猎奇，他们真能看进去。在北京《顺天时报》的名记者辻听花，是个中国通，也是一个超级戏迷，写出的戏评，文字地道，点评到位。《顺天时报》在北京办菊榜和花榜，即排梨园行和妓女的名次，特别的有名。主持者，就是辻听花。因为这个，梨园行和八大胡同都哈着他。花榜另当别论，他张罗的菊榜，在当年真的很内行，让人不服不行。据说，他写的《中国剧》一书，具有专业研究水准。日本国内以青木正儿为首的一干研究中国戏剧的学者，经常得向辻听花请教。
梅剧受老外的欢迎，激起了梅兰芳和梅党走出去的雄心。当年京剧实际上是可以到朝鲜的平壤和汉城演出的。尽管言语不通，但使用汉字的地方，完全可以欣赏京剧，只需把字幕打出来，朝鲜的上层人士就能看懂。事实上，当年也的确有人到朝鲜演出。时不时地走回穴，收益还不错。朝鲜可以，理论上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是可以的。
曾经是京剧演员，现在为日本的大学教授的袁英明女士，花了十几年的工夫，把梅兰芳两次出访日本的前前后后的经过，爬梳了一遍。据她的研究，早在1916年，梅兰芳访日这件事就在酝酿了，一直到1919年的4月总算成行。在这期间，访美和访问欧洲也在筹划，但作为走出国门的第一步，梅兰芳选择了日本。
选择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日本财阀有关。此人叫大仓喜八郎，是个日本排在前列的财阀，产业横跨各个行业，还是个大军火商，同时，也是个日本传统戏剧的爱好者，拥有顶级豪华的东京帝国剧场。此人跟中国各界头面人物都有交往，从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到革命党人***、黄兴、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都跟他打过交道。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日本文学家龙居松之助的介绍，来华的他看了一场梅剧《天女散花》，马上变成了梅剧迷。只是在见到梅兰芳本人之前，他一度固执地认为梅兰芳是位女士。
原本，中国国内第一号梅党、中国银行的总裁冯耿光，已经打算资助梅兰芳访日。一直没有行动是因为，尽管有朝鲜的先例，但是，毕竟
日本人还没有接触过京剧，梅兰芳在日本也没有什么名气，演出能不能有观众都不好说，更谈不上挣钱了。但是，懂戏的财阀大仓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以大仓的眼光，梅剧在日本肯定是有市场的，只要宣传到位，上座有一定的把握。因此，单单从商业上的考虑，大仓就开始积极促成梅兰芳访日演出，开出的价码是在他的帝国剧场演出一个月，五万包银。其他地方的演出另算。
按当时的物价，五万元是大数目了，即使到最富庶的上海，走穴一遭也拿不到这么多。有了大仓的保证，梅兰芳的访日实际上就变成了一次商演。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仓作为商人的眼力是非常毒的。梅兰芳访日演出大获成功，大受日本人的欢迎。尽管日本中等以上的市民，每月收入平均不过三四十元，但梅剧的票价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没有赶得上梅兰芳。帝国剧场特等座10元，四等座也需要1元，其他地方的票价虽比帝国剧场略低，但在当地也是高得吓人。但是，在整个演出期间，除了一天四等座有7个空座外，场场爆满。很多人是追着梅兰芳走，看了一场又一场。就这样，还难以满足观众需求，不得不加演。
梅兰芳第一次访日演出，是1919年4月21日从北京出发，坐火车经东北和朝鲜，25日抵达日本，前后40天，于5月30日返回北京。这期间，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原本多数不同意参战的中国上层人士，发现自己变成了战胜国的一员，欣喜若狂。对一揽子解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抱了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和会的最低诉求，就是要收回日本在战争期间，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权益。然而，作为战后五强之一的日本，对和会的要求也是这个，中日双方迎头相撞。在一个丛林时代，弱国无外交，和会会满足哪个，不言而喻。但是，为了搪塞中国人，英美把满足日本的要求，说成是中国政府事先就答应了的。于是，中国的外交失败则演成了一场抓内奸的恶斗，自中国参战以来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遭到了全面的质疑。“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惩办的国贼，明面上是三个留日学生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都在梅兰芳访日这个事上，起了推动作用），事实上剑指段祺瑞。在一个月前还是全民大功臣的段祺瑞，迅速地变成了众矢之的。
在梅兰芳出发的时候，中国使团在巴黎已经濒临绝境。但是这一点，梅兰芳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事实上，梅兰芳开演不久，国内即爆发了“五四运动”，曹汝霖的家被烧，章宗祥被打。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国内国外，反日情绪都达到了极致。
梅兰芳到达东京之后，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璟珂为给梅接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一般来说，代理公使举行的酒会，东道国来一个次长已经很给面子了，但没有想到，日本整个内阁包括总理大臣都来了，还加上各国驻日本的大使。这背后，虽然有冯耿光的安排，但大仓的面子起了绝大的作用。在席间，梅兰芳演了一个短剧，技惊四座，把
宴会推向了**。对于大仓来说，这样的宴会是一个绝佳的宣传海报。但是，在日本的留学生看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依旧在日本大演特演的梅兰芳，几乎就成了京剧界的曹、章、陆。
5月7日是当年日本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的日子，5月9日，是中国最终接受《二十一条》（欠七条）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中国的国耻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更在意的是5月7日。5月7日，在东京的两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中国国耻日的示威游行。学生也开始打汉奸，凡是娶了日本媳妇的都是汉奸。在此之前，梅兰芳收到了一封恐吓信，要求他至少在5月7日这天停演，否则武力对付。
梅兰芳和大仓都准备在5月7日停演了，但帝国剧场的负责人却坚持要继续演，因为票都卖出去了，停演一天，不仅损失严重，而且影响极坏（丢面子）。后来大仓妥协了，梅兰芳则说，只要大仓坚持要演，他就演。结果国耻日那天，演出照常进行，仅仅把因梅兰芳演出而挂在剧场门口“日中友好”的牌匾给摘了下来。那天，梅兰芳演出的剧目是《御碑亭》，他在台上很卖力，观众反响也很热烈，但剧场工作人员却万分的紧张，生怕中国留学生会闹出什么事来。显然，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远没有在国内的勇武，那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平安度过。此后，留学生也渐渐消停了，一场风波，消于无形。梅兰芳越演越来劲，访日大获成功。回国之后，1923年日本发生东京大地震，梅兰芳特意举行了两天的义演，将义演收入全部通过外交部汇给了日本，作为赈灾之用。第二年，也就是1924年10月，梅兰芳再度访日演出，同样场场爆满。在赈灾义演和第二次访日的时候，国内当家的是仇日的直系政府，中日关系已经跌入谷底。但是，政治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到梅兰芳。
艺人不懂政治，也不想懂政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信条和道德。他们讲义气，讲究知恩图报。谁给他们饭辙，他们就报答谁。在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艺人几乎全体站在了清政府一边，还编出了敌视太平天国的新剧《铁公鸡》，因为太平天国不让演戏，砸艺人的饭碗。在闹义和团的时候，虽然义和团不砸艺人的饭碗，但闹大了，烧掉了前门的戏园子，也等于是砸饭碗，所以，京城里成名的艺人都不喜欢他们。老乡亲孙菊仙还被诬为“二毛子”，不得不逃亡。梅兰芳不明白“五四运动”里面的名堂，他只知道，日本人乐意捧他的场，良好的观剧作风，如雷般的掌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看在那五万包银面子上，他也得给大仓一个面子，给日本观众一个面子。在艺人眼里，手里的玩意儿，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国界的，他们眼里，只有衣食父母。谁乐意捧场，谁是衣食父母。当然，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国门，又另当别论。抗战期间，在梅兰芳这里，日本人就不受欢迎了。可是，一直到后来，日本人战败了，民国也作古了，但梅兰芳依旧立场模糊，对做过汉奸和反革命的昔日捧场人，还是脉脉温情，偷偷地塞钱给他们。
中国最优秀的艺人，不懂政治，他们懂点儿别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