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胜利导致人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和两年前大使馆被炸一样心潮澎湃。人们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喜悦中，并开始为自己构想一个美好前程。
我想，那时候我该二十八岁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学早已毕业，混迹于社会多年。我可以成为黄牛党的一分子，每天起早贪黑与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排起长队，垄断所有比赛项目的门票，全世界的观众无论你来自美利坚还是大不列颠或是埃塞俄比亚，都要被我们宰上一刀才有幸进入比赛现场，这就叫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让你们八国联军烧我圆明园！
实习这几日的傍晚，我和同学都是在露天大排档渡过的，要些麻辣烫和羊肉串，每人一瓶啤酒。吃完该打牌的打牌，该睡觉的睡觉，不会打牌睡不着觉的就去图书馆找书看，逮着什么看什么，只要是中国字，看什么不是看，经典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
一天天就这么过去。
夜里，总是有人难以入睡，因为各种心理和生理的原因。一天，我闷热难当，拿着脸盆去水房冲凉，见两个同学正坐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其中一个背单词，对另一个正看小说的说：“我郁闷！”另一个用手抠了两下脚然后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摇摇头，惆怅地说：“我也郁闷！”
我进了水房，接了一盆凉水从头倾斜而下：“我浑身郁闷！”
这时一个青春痘长了一脸甚至发展到后背上的哥们，拿着自己心爱的小镜子，走进水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我脸上的这些包，是不是郁闷所致。”我捧着他的脸强忍着端详了半天，语重心长地说：“哥们，我们谁也没有你郁闷。”
郁闷，没有尽头的郁闷，我们是郁闷的一代。
都是青春惹的祸！
随着实习的进行，我陷入苦闷中愈加难以自拔，难以理解其他同学的谈笑风生从何而来。
后来发现，聊天是消磨在工厂实习这段无聊时间的最有效方式，于是我敞开心扉，同每一个我喜欢的不喜欢的老师、同学、师傅进行对话。
一次，我与一个喜爱足球的女生谈及前一天的甲A联赛，车间的噪音使得我们为了让对方听清自己在说什么不得不趴在对方耳朵上大喊大叫，为了不被别人误会，我们出了车间，坐在门口的水泥台上继续前面的话题。关于足球的讨论没有进行太久，话锋一转，到了生活上。
“你将来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她问。
“不知道，你呢？”我问。
“挣钱多，干活不累。”她说。和所有人的目标一样。
“没想过找个大款？”我问。
“早就想过，可是始终没有遇见，你有资源吗，介绍两个。”她说。
“找多大岁数的？”
“四十岁以下，要么就八十岁以上，马上要死的。”
“你妈能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那我也找。”
“将来你女儿像你一样怎么办，领回家一个比你还大的老头，愣管你叫阿姨，把你气个半死。”
“不会的，我嫁了大款，我女儿就是大款的女儿了，用不着再找老头了。”
她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如果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都抱此种择偶态度，那么我们这些既不是大款又不是大款儿子的男青年，就只好打光棍了。
没有了私心杂念，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最终也能在中老年的时候成为大款。随后我们的春天就来了，她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让我们感觉夕阳无限好，枯树又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