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之执绋抬棺的人
——林育英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毛泽东
林育英（1897～1942），生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林家大湾村，化名张浩，字祚培，又名林仲丹，是林育南和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国参与中共上海地委工作。抗战爆发后，林育英担任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
“五四”运动促觉醒
1897年2月，林育英生于湖北黄冈林家染铺湾。林家染铺湾是一个群山环绕，风景秀丽的小山村。这里离县城黄州约60华里，距武汉也仅100多里，水陆交通比较便利。当地盛产棉花，这里的人家祖祖辈辈都以耕织为生，染织业比较发达。加之住户都姓林，因此，人们称它为林家染铺湾。林育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半耕半织而以染织为主的手工染织工人家庭。
林育英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四，父母整日劳作，仍是艰辛度日，林育英六七岁就开始同湾里的小孩上山割草砍柴，跟父亲举织布、染布。十—二岁才开始上学，因家境贫寒，只能时学时辍。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群众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从6月5日起，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仅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也给林育英的思想和生活以深刻的影响。
此时，林育英的堂弟，同恽代英一起领导武汉反帝爱国运动的林育南及时给林育英通信，函告北京友人黄晓峰介绍的“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及经过和武汉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要林育英“在乡下也干起来。”林育英接到信，兴奋地一口气念下去，他那颗年轻的心怦然跳动，眼前仿佛出现了希望的光明。最后，林育英鼓起劲来决定也要投身革命。湾里的人听说林育南来信，见林育英念信时的那副神气，大家都围拢来，越聚越多，要林育英再念一遍，于是林育英向聚集起来的乡亲们边念边解释林育南的来信。在场的乡亲们听了又气、又恨、又喜、又怕，气的是洋鬼子不讲道理；恨的是卖国贼不争气，喜的是那群学生不错；怕的是做亡国奴。
一石击起千层浪，“五四”运动的消息在平静的山村引起了轩然大波，山村群众沸腾起来了。乡亲们在林育英的带领下效法北京、武汉的爱国青年，也高喊口号，举行游行，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1919年冬，林育南带着革命思想回到家乡。为爱国思想所激动、正在寻求改造社会新道路的林育英便成了他志向道合的“唯一的工人朋友”。林育南把一些进步青年介绍给林育英做朋友，他在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接受了“劳工神圣”的观点，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也振奋起来了。他和林育南一起，在乡间奔走，取得同族长辈的支持，兴办了浚新小学、通俗讲演社，开始了社会改革活动。
1921年7月，林育英和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20多个进步知识青年，在浚新小学成立了“共存社”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不久，“共存社”的同志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绝大部分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2月，林育英经恽代英、林育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入党前，林育英等集资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利群毛巾厂。它和利群书社是“共存社”改革社会的两个重要据点。他入党后，利群毛巾厂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办公处和党的联络地点。毛巾厂成为同志们的家。林育英对外是毛内厂的厂长，以合法身份掩护在党内担任交通的革命工作。
1922年夏天，汉阳钢铁厂工人为抗议军警抄查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资本家开除了七个领头的工人。工人在林育南、许白昊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可是，大化铁炉的工头韩老三被资本家收买，继续开工生火，使全厂的罢工对厂方没有严重的威胁。林育南受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派遣，到汉阳钢铁厂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向罢工委员会报告。当时的情况为：化铁炉不熄火，罢工要失败；如果把化铁炉毁掉，工人要失业。针对这种情况，在罢工委员会讨论对策时，林育英提出：“我们只要贴出一个‘打死工贼韩老三’的标语便够了。这样不独能唤醒已罢工的工友去惩罚他，就是化铁炉的工友也会起来打死他。”他的建议被采纳后，“打死工贼韩老三”的标语在汉阳一贴出来，韩老三就不敢露面了，大化铁炉马上熄了火。这时资本家慌了手脚，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十七项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汉阳钢铁厂罢工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湖北、湖南的工人运动。消息传到安源，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于九月发动了安源大罢工，将工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
顾勇向前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线。
“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进入**。林育英结束了在苏联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的学习，赶回祖国，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杨树浦部委书记。他化名林春山，在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当工人，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
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了北京，拥戴皖系军阀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皖奉军阀互相勾结，对外媚外卖国，对内横征暴敛，压榨人民。1925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军举行首都革命，要求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后因国民军领导背弃与民众合作的诺言，导致革命失败。但是首都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尝试，当时，上海、南京、长沙、汉口等地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首都人民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奉倒段的运动。
12月6日下午，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上海大学门前的广场，上海工人、学生、市民万人集会，声援首都革命。突然几百名士兵、警察持枪荷弹，骑着高头大马，包围了会场。然而，群众没有被吓倒，会议如期召开。会后举行了万人游行。林育英率领沪东区的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敌人气急败坏下令开枪，群众听到枪声猛地后退，队伍乱了。林育英沉着镇定地指挥工人夺军警的枪支，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和敌人搏斗。他的头部被敌人的刺刀刺开一个一寸多长的伤口，血流如注，染红了上衣，胸部被敌人的枪托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同志们见状，一拥而上把他抬到后面，林育英见此时会场秩序大乱，他挣扎着走上主席台，振臂高呼：“冲!冲!冲!……”号召群众坚持斗争，但话未讲完，就晕倒了。
被激怒的革命群众向军警冲击，军警们吓得目瞪口呆。游行的队伍抬着满脸是血的林育英终于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行进在青云路、宝兴路、天通庵路、虬江路，沿途高喊“打倒段祺瑞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等口号。
林育英被同志们送到宝山路济生医院抢救脱险。但是由于敌人通缉，不能在医院久住，未能得到良好的治疗，从此落下时常头疼的病根。但他坚贞不屈，继续战斗，并利用回家养伤的机会，动员妻子涂俊明和弟弟、妻弟、堂妹等和他一起到上悔，参加了革命工作。林育英不仅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革命，而且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儿女。1928年在汉口坚持地下斗争时，为了救同志，舍弃了刚刚满月的女儿。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二儿子林汉南1947年在黑龙江林口县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革命“遁入空门”
1928年春天，林育英躲过敌人的追捕，死里逃生，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此时湖南省委遭到破坏，急需恢复，中央决定派他去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格外严重，党的机关屡遭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林育英刚到上海，还未休息。同志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多住几天再走。但是，林育英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告别了妻子，毅然前往。临行时，他对同志们说：“畏惧大海的人不是航海家，怕死的人不是真革命者。为了党的缘故，死，我也得去！古今中外，任何成功的事业都是有代价的，没牺牲，党的事业难以成功。”
林育英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装扮成做生意的商人，秘密向湖南进发。
1928年4月的一天，林育英来到安源，很快与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滕代远、贺昌等人接上了线。经过他和湖南地下党组织的艰苦努力，中共湖南省委恢复了。林育英当选为省委常委、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
此时，毛泽东等人已经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林育英十分重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他多次派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并发动安源、水口山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支援井冈山斗争。
6月，省委派滕代远赴平江担任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7月22日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下举行了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以后，敌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省委多数同志离开了湖南，林育英则留在安源湖南省委机关，负责省委的联络、接头工作。
中共湖南省委恢复不久，被军阀何键侦悉。为了搞垮新建立起来的省委，何键勾结赣军肖希团，派重兵到安源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搜捕。
1928年5月1日，林育英在安源主持召开了省委的一个小型会议，研究如何避免敌人的迫害、加强与井冈山的联系及组织暴动等问题。会议还未开完，何键派一个整师的兵力突然开进了安源。敌人一进入安源，就大肆搜捕共产党员。
林育英机智地指挥其他人转移后，马上躲入一老工人家里。这位老工人觉悟颇高。把林育英藏在草垛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敌人走后，林育英想马上离开，以免让老人一家受到牵连。
老人担心林育英的安全，想了一会儿对他说：“这样吧，我送你走。你装扮成我的儿子，我儿媳扮你的妻子，装成烧香磕头的善男信女，到山上的庙里去，在那里与僧人住一段时间，再想办法离开安源。”
“庙里的僧人你熟吗？”林育英问。
“较熟。”
“那些僧人可不可靠？”
“很可靠。”
林育英觉得这个办法不错，马上说：“就按您说的意见办吧。”
当天下午，他们化了装。然后，不慌不忙地上了路。林育英怀里抱着一个两岁的小孩，老工人的儿媳打着一把伞，紧跟着林育英，边走边谈。老工人手上提着一包香和一包鞭炮，跟在他们后面，装作一家人的模样，向山上的寺庙走去。
路上，到处是敌人。走了一段路，林育英感到敌人对安源控制很严，一下子离开安源恐怕不可能。沿路站岗放哨的敌人见他们确实像进庙烧香的普通百姓，对他们没有怎么盘查和怀疑。因此，他们很顺利地上了山。
这是距安源约30里的十里坡慈云寺。林育英进庙转了一圈后，见庙里四周松竹繁茂，苍翠葱茏，认为此地可以藏身，决定暂时在庙里住一段时间。他简单地与老工人交换了一下意见，由老工人出面找庙里的住持商量，希望住持留他做“僧人”。
老人对住持称林育英是自己的儿子，是一个看破红尘的失业工人，向方丈恳切地要求“弃世出家”，进寺为僧。寺内的住持六十多岁，出家近五十年，非常善良正直、富于同情心。他见林育英长得五端端正、英俊高大。为了了解林育英是否真愿出家，住持向林育英问道：“你一表人才，又有文化，前程无限，为什么要出家呢？”
林育英笑了笑说：“我从小看破红尘，信奉佛教，出家是我多年的愿望。”
“出家人要超世脱俗，与世无争，还有许多清规戒律，你做得到吗？”
“一定做得到。”
住持见林育英态度诚恳、言辞果断，十分高兴地说：“好吧，我收下你。”
老工人见老和尚收了林育英，带着儿媳、孙子下山去了。
林育英在慈云寺留下来，他潜心诵经，勤修不怠，又尊师爱友、积极劳动，很快赢得住持的信任，于是他立即开始在庙门展开工作。有时白天，他在青烟缭绕木鱼声声中，同化装前来“烧香”的同志接头，听取汇报，下达指示；有时夜间，在枝叶繁茂的树丛中，召集会议，研究党的工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则在伏案疾书，起草文件。
林育英在庙里住了一段，住持对林育英的活动有所察觉，又见林育英气宇轩昂、谈吐不凡，判断他是个有理想、做大事的人，不可能长期在这个庙里做和尚。
一天，住持将林育英叫到自己的屋里，低声问道：“我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你 不是凡人，望你能如实告诉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林育英一惊：“您怎么看出我……”
住持说：“你说话、走路、办事均与一般人不同。”
“您……”
住持见林育英不愿讲，又说：“我虽系出家之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分得清是与非。最近，我对政府的烧杀政策很不满，何键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湖南人民终究要起来反对他们。”
林育英觉得不便表态，只是不断地点头。住持一再要林育英告诉他的真实身份。为保守党组织的秘密，林育英一直没有讲真话，只希望住持对他的安全和行动多多关照，多提供方便。
住持虽然知道这是担风险的事，但已隐约猜到了他的身份。看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言正行端，谦虚和蔼，也深为同情。
8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亲率两个团的反动军队到安源搜捕革命者。一天，庙里的僧人刚吃完饭，山下村子里的一群狗突然狂叫起来，而且声音越叫越急，越叫越大。林育英感到很可能是敌人来搜查了。他连忙找到住持说：“敌人来了，我要躲一下。”住持将林育英拉到庙门后面水塘边的瓜棚下说：“你就在那里面躲躲，他们不会搜查瓜棚的。”
林育英见瓜棚已爬满了南瓜、丝瓜藤和叶，人躲进去不易发觉，马上钻了进去。过了十余分钟，一个连的敌人上山来了。敌人一进庙，用刺刀在庙里横挑竖戳，又在楼上楼下遍寻。敌人搜了老半天，仍未发现任何痕迹和可疑的东西。
敌军官不死心，认为这座庙比较偏僻，是藏人的好地方，更何况有人报告共产党在这里有活动。今天既然上了山，就要在这里仔细搜查一下，看是什么人物藏在这里。他下令将所有的僧人赶到庙堂里，他要亲自查问。
不一会儿，庙里的十余个僧人全部被弄到了庙堂，被大声讯问了一通，住持和僧人都矢口否认，敌人只好离开。
林育英在住持的掩护下，闯过了一关。
9月上旬，省委秘书李运钧被捕叛变，带着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幸存的省委成员已无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转移上海。有人劝林育英赶快躲避，但他考虑要保持省委工作不致中断，坚决表示：“不能走！只有以自己的
死，才能换取党的生存！”表现了他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8月的大搜捕以后，林育英在安源的处境更困难了。当时的安源，重兵压境，叛徒密探布满街头巷尾。林育英再也不能在庙里隐蔽下去了，决定再次转移上海。临行时，住持对他说：“为了安全，你还是身着袈裟，手持钵盂，装成化缘的，如果路上有军警盘查，你就说是我们庙里的。”
“那好！”林育英感激地说。
当天夜里，林育英身着一身僧人服，手持木鱼，足蹬草鞋，背上一把雨伞，扮成去游四方的和尚，离开寺庙。为了掩护林育英，主持不避艰险，亲自护送他到山下。林育英以到南海还愿为名，离开安源，脱离险境。
一路上，林育英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以化缘、乞讨为生。经过一月余的艰难行走，他才到达上海。
在上海杨树浦韬明路新新如意茶楼上，他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堂弟林育南。
兄弟俩见面时，互不相识。过了老半天，林育英认出了林育南。林育南看到面前的“僧人”竟是自己的堂兄，惊得目瞪口呆。俩人说破后，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的泪水直往外涌。当晚，他们畅谈到天明。弟兄二人都感到，这天晚上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未说完。
第二天早饭后，林育英又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及其他亲人。每当说起经历过的这一段“遁入空门”的奇遇，林育英从未说过一句叫苦的话。
九死一生铁骨不折
1930年4月，林育英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在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他得知满洲省委被破坏，中央调他到沈阳的消息后，立刻到沈阳组建临时省委。为了恢复和发展党在群众中的组织工作，他亲自到抚顺煤矿、沈阳皇姑屯车站和兵工厂等处开展活动。因为林育英讲一口湖北话，在东北很引人注意。为了联系群众和应付敌人，他用煤灰把脸涂黑，和工人一块劳动。经过林育英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到8月份，满洲省委领导的党团组织已发展到1900余人、180多个支部。
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林育英在火车上被捕，关进监狱。同案被捕的共有34人，日本侵略者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对他施行酷刑。敌人强行给他灌下冰冷的凉水，肚子胀得鼓鼓的，再用大皮靴在他的肚子上猛踩猛踢，水混着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林育英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在难友的护理下才渐渐苏醒。他不顾自己的疼痛，给同案的同志们做工作。他说：“敌人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只要我们大家统一口径，不供出真情，敌人是没有办法的，可以力争无罪释放。他的话激励和温暖着每个难友的心，给大家以希望和信心。
日本侵略者不肯善罢甘休，对林育英加以更残忍的刑罚，给他灌辣椒水、煤油，林育英再一次昏死过去。等他刚刚醒过来时，敌人扒掉他的衣服，把他放到冰冷的地下室里，想让他活活冻死。外面是冰天雪地，地下室又冷又湿，林育英躺在冰冷的地上冻得昏死过去。在酷刑的折磨下，他的身体经受到极大的损伤，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敌人还不甘心，比心，用绳子捆着他的两个手指吊起来，他大汗淋漓，没一会便昏死过去。等到解下来时，两只手肿胀起来，一碰就钻心的疼痛。但林育英从未动摇，严守着党的秘密，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且，一醒过来就大骂敌人。
在狱中，林育英非常关心同志，经常和同志们商量问题，互通消息，坚持斗争，他还亲自做动摇者的工作。向敌人招供的人并没有得到敌人的信任，也被关在牢里，面对林育英这样铁骨铮铮的革命志士，招供者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林育英利用一切机会做他的思想工作，义正词严地说：“既然丧失了党员的道德，难道连人的道德都不要了吗？”在林育英反复工作下，那人终于推翻了对组织不利的口供。
在林育英的领导下，34个难友团结一致，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29名难友被无罪释放，只有5人被判了刑，林育英是最重的一个，被判了五年徒刑。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党组织抓住时机，积极营救，于1932年，林育英出狱，回到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肩负重任回国
1933年，林育英化名李复生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期间，林育南广交朋友，积极工作，并多次与季米特洛夫、斯大林一起交谈，讨论有关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当时，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世界形势日益恶化。共产国际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最危险的敌人，林育英参加了这次大会，参与了制订这一策略路线的历史性活动。
192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蒙古三条路线。当时，东北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不能走，新疆到内地路途遥远。只有从蒙古国入境路程较近，但是要穿过杳无人烟的沙漠，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关卡检查，一片纸、一封介绍信也不能带在身上，文件都得记在脑子里，万一被捕，不能泄露一丝一毫秘密。因此，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还要有一定威望，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组织上的慎重考虑，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执行这一任务。
林育英不顾身体多病，承担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他在莫斯科买了皮大衣、箩筐和一峰骆驼，然后将一些玩具、衣服、帽子及其他生活用品装在箩筐里，装扮成商人模样。林育英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一路上风雪不断，人烟稀少。两人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跨越沙漠，于11月到达定边。
定边是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林育英在那里见到党中央派去接他的同志。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送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和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了面。张闻天一见到林育英，马上迎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张闻天才松开手，对林育英说：“你辛苦了，欢迎你回来!”林育英顿觉身上的病痛与疲劳全消了。他含着热泪对张闻天说：“总算找到中央了，终于见到领导和同志们了!”张闻天得知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时，很高兴，对林育英说：“林彪正与毛泽东同志一起在直罗镇指挥作战。不久，他会回来的。你们兄弟二人就可以见面了。”11月20日至12月26日，林育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8日，张闻天邀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
这时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直罗镇指挥作战。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回到瓦窑堡。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林育英同志刚从共产国际回来，与林彪还是堂兄弟呢!”毛泽东握住林育英的手说：“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林育英见到毛泽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毛泽东说：“您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将林育英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询问了一下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情况。林育英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马上与闻天、恩来、稼祥他们几个人商量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
这一天，林育英还见到了林彪。兄弟二人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林育英得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打了许多硬仗，很高兴，鼓励他今后多打胜仗。
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专门听取了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林育英把一直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想过以从共产国际回国的资本向组织要地位。他对毛泽东说：“我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显示出坦荡的胸怀。
中央决定以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有利条件，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拒绝服从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部南下，成立伪中央，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但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接连失利，处境困难，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
林育英接受任务后，毫不犹豫地支持党中央，接连不断地打电报给红四方面军，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行为，要求他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和中央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后来又经中央的耐心工作，同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坚持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10月在会宁和红一方面军会师。
致力于党的职工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育英任129师政委和刘伯承师长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地区，执行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在那里，他除了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利用战事空隙做工人的工作，和工人促膝交谈，帮助他们提高觉悟。紧张的战斗，繁重的工作，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
1938年1月，林育英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间，林育英一面治病，一面负责有关工人运动的工作。3月中旬，林育英奉中央之命在西安西北的泾阳县安吴堡创办职工大队，林育英任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大队长，曹瑛任教导员。职工大队吸收平汉、同蒲铁路工人和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产业工人进行训练。后来回到延安创办了工人学校，担任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工人干部。
为了培养干部和指导全国工人运动，林育英写了大量文章，批判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错误，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工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同时，还亲自查调资料，编写讲义。他讲课通俗易懂，句句说到学员们的心里，使他们很快懂得了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根本道理。
林育英常常用这两句话来教导学员：“工人不是金字招牌，而是实际行动的模范。”“我们在生活方面，要向下看齐；在政治方面，要向上看齐。”
林育英对他所说的理论身体力行。有位南方来的同志到陕北高原，衣服单薄，他脱下皮大衣送给这个同志。他常常走几十里路到杨家岭党中央开会，在风雪中只穿一身棉衣。1938年冬，抗大职工大队从延安迁到柳树甸，要趟水过延河。此时水冷刺骨，学员们搬着桌椅板凳站在河边有些迟疑，指导员站在岸边号召向红军学习，趟过河去。这时，林育英正好从杨家岭回来，走到河对岸看到这个情景，跳下马，二话不说，挽起裤腿，站在刺骨的河水里，招呼学员们把桌椅递过来。见此情景，学员们纷纷跳下水，把桌椅迅速地搬过去了。
在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中，有的工人过不惯严格的军事生活，违反纪律的事时有发生。甚至有人产生了离开延安的念头。林育英从不嫌弃他们，亲自找他们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工人们听了很感动，想走的人也打消了走的念头。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林育英是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也列席了大会。由于林育英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与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林育英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后排。毛泽东拉着林育英的手说：“来，我与你站在一起。”这时，林彪走了过来。毛泽东又把林彪往林育英右边一推说：“你们是堂兄弟，更应站在一起。”这样，六届六中全会的合影照片上，林家二兄弟第一次同毛泽东在一起合影。
青山埋忠骨
林育英自1938年春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以来，集中精力主持开展抗日战争中的职工运动。他主持创办了《中国工人》杂志，训练培养工运干部，关心和支持边区的工业建设，把许多从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产业工人派到边区各个工厂去工作，为边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不顾多病的身躯，长期忘我工作，终于积劳成疾。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议开始后，先由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林育英发表讲话。林育英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走到台前，发表庆祝五一节重要意义的演说。讲了不到10分钟，他突发脑出血，警卫员迅速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因抢救及时，林育英无生命危险，但却无法站立起来。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林育英的半身不遂始终未能治好。
不久，林育英的心脏肿大三倍，肝脾肿大，肺水肿，肾脏损坏，进而全身水肿，两条腿肿得穿不上鞋袜，甚至腮上的皮一块块脱落下来。他睡在病**，自知病体沉重，难以治愈，但是仍像过去一样关心党的事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人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党内有些同志对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认为这是第二个“四一二”事变，准备同国民党决裂，林育英得知后，给毛泽东写信，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目前的主要矛盾仍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国内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仍为次要矛盾。他分析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事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力量，即有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有八路军、新四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抗日民众，有许多的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等等。”他主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了他的意见，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并亲自到医院看望他。
1942年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情日益恶化。3月5日，林育英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等人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深以为憾。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1942年3月6日凌晨，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
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即林育英）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本来，治丧委员会通知8日开始吊唁，但7日各界群众自发先期前往吊唁者就达500余人。
3月8日，延安细雨纷纷。清晨4时至上午9时，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林育英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为林育英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朱德、任弼时都表示同意。
上午9时，公祭仪式在延安
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仪式结束，万余人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安葬林育英当天，《新华日报》发表了《悼张浩同志》的社论，对林育英一生的贡献和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张浩同志是职工运动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在艰苦奋斗的一生中，学习和掌握了革命理论，领导了职工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优秀的战士之一。”
“荣华富贵如粪土，共产主义值千金”——林育南
龟蛇古灵物，向如俗所称。
龟灼卜先知，蛇起兆战争。
我来江汉浒，数载与君邻。
朝上抱冰堂，暮宿紫阳亭。
邦国亦委瘁，贫困辱苍生。
哀鸿满泽国，郑侠实怆神。
视天若梦梦，龟蛇何昏沉。
谁知超群力，于今竟无闻。
念兹将去汝，适彼海之垠。
——林育南《龟蛇吟》
林育南（1898～1931），又名毓兰，号湘浦，湖北黄冈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扫委会委员、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1931年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2月7日在龙华英勇就义，为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白羊山下的读书郎
湖北黄冈县境内有一座大山叫白羊山。山体巍峨，蜿蜒百里。山下有个林家大湾。聚集着林氏族人。1898年12月15日，一个小男孩出生在这里，他就是日后成为工人运动领袖的林育南。
林育南的父亲林协甫是一个爱国商人。他在汉口开设了“林斜兴色布行”，为黄冈县一带农民代售布匹。在汉口做生意时，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霸道和军阀统治的腐朽黑暗，也切身体会到了军阀统治之下百姓的穷困悲惨。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林协甫的脑海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父亲的思想在日后也深深地影响着林育南，为他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虽然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但童年时代的林育南在白羊山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白羊山玩耍，打草、放牛、抓蛐蛐。山里每一个岭，每一条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羊山，承载了林育南童年时代所有的梦。
1904年，小林育南看到堂兄们背着书包上学堂，也吵吵着要去读书。但祖父考虑到孙儿只有6岁，身体又弱，还是决定等一年。可林育南哪肯再等啊，吵着闹着，不停地说：“我要读书！我要读书！”但任凭他如何央求，祖父就是不答应。
眼看读书这事要泡汤了，小育南急得大哭。情急之下，他想出一条“妙计”：避开祖父，偷偷跟在堂兄们后面向私塾走去。为了不被发现，小林育南与他的堂兄们玩起“捉迷藏”来。一路上走走停停，时快时慢，终于来到了学堂。他不敢进门，只好躲在窗下偷听老师讲课。先生在里面朗读，他就在外面跟着摇头晃脑地念。他越读越兴奋，胆子也大起来了。于是他找来一些石块垒成一尺多高的小台子，站在上面探头探脑往里看，突然一不小心没站稳从台上摔了下来，吓得直哭。这下他的“秘密”全暴露了。老师找到林育南了解原委后，很是感动，就破格收下了这个小学生。
长大后，为了求学，山里孩子往外走。从此，林育南告别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告别了白羊山，踏上了寻求真理的道路。
爱国青年豪情满怀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的爱国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风暴，也就是闻名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在北京点燃后又在全国蔓延开。5月6日，北京爆发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武汉的青年学生们也迅速行动起来。
5月6日夜，林育南手拿一份报道五四运动情况的《新闻报》，紧握着拳头，双目圆睁地找到恽代英，激愤地向恽代英介绍了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情况。
恽代英看完报纸后问林育南有什么想法。
林育南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两个考虑，一是赶快印发传单，将北京发生的事件广为宣传，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二是利用五七国耻四周年纪念日，发动武汉的青年学生起来斗争。”
恽代英对林育南的想法表示赞同。
说干就干，林育南挑灯夜战，和恽代英起草印刷了600份传单，准备第二天散发。
5月7日是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四周年纪念日。武汉机关学校在这一天均放假一天。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也在这一天举行全校运动会。湖北督军王占元借口“防有暴动”，下达了临时戒严令。武昌街头一派杀气。
林育南对此并不畏惧，他与互助社成员们大清早的便来到了大操场。当运动会进行到**时，他们把传单撒向空中。顿时，爱国传单如同纷纷飘扬的大雪飘向人群。操场上沸腾起来，爱国师生们争相传阅。
“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5月7日之事。现在又是5月7日了。
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传单像一颗颗火种点燃了爱国师生们胸中的烈焰。他们发出怒吼：“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坚决不做亡国奴成了林育南的信念和誓言。
“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
1923年，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开展。铁路工运也进行得火如荼。罢工斗争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铁路工人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能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时机已酝酿成熟。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于1923年1月5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1月30日晚，江岸火车站鼓乐喧天，欢声动地。林育南、施洋、李汉俊等率领武汉地区工团、新闻界、学联代表来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盛典。
2月1日，郑州。阴云密布。军阀吴佩孚为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召开，指使当局全城戒严。游行队伍在行至钱塘里路口时遭遇到全副武装的军警的阻挠。林育南等人在与军警进行说理无效后，怒不可遏。他们拨开军警的刀枪，砸开被军警封闭的戏院大门，冲进会场，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下午，反动当局查封了总工会会所，抢走匾额礼品，并限令工人代表离开郑州。
为抗议军阀吴佩孚和铁路当局非法阻挠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召集各分会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从2月4日起，京汉铁路全线实行同盟总罢工。林育南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罢工前的准备工作。他召开了江岸分会的工人大会，紧接着又主持了湖北各工团紧急会议。与此同时，林育南又拿起笔，与总工会负责人共同起草了《罢工宣言》和传单。
在《罢工宣言》中，林育南根据国家约法保障国民合法权利的规定，陈述了组织工会的争议性和合法性，控诉了反动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罪行，鼓舞工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
2月4日，京汉铁路大罢工正式开始。从南到北的千里铁路线全线瘫痪。林育南主持了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紧急会议，商议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办法。
2月6日上午，“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慰问大会在汉口刘家庙举行。林育南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场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和掌声。会后，万名工人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持续2个多小时，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受到市民和商人的热烈欢迎。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眼见罢工和游行声势越来越大，心里开始恐惧了。一场密谋血腥屠杀工人的计划悄然展开。
2月7日，武汉。北风怒号，乌云翻涌。吴佩孚、肖耀南向工人举起了屠刀。
一时间，江岸分工会和工人住宅区被反动军警包围，肖耀南的爪牙张厚生下令血洗江岸。顿时枪声大作，弹雨横飞。工人们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活活砍死。施洋在武昌洪山被枪杀。数十名工会代表遭遇逮捕。京汉铁路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均被查封。瞬间，武汉三镇笼罩在血雨腥风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敌人凶残的屠杀没有吓退林育南。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连夜在法租界秘密召开湖北各工团代表会议，商量对付反动军阀的办法和善后事宜。
满腔怒火的林育南连夜撰写、编排稿件，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揭露吴、肖制造惨绝人寰的“二七”惨案的滔天罪行。在这期间，他奔波于武汉三镇，呼吁武汉工人阶级牢记这不共戴天之仇。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准有一天，万恶的敌人是要被我们打倒的。”
面对惨痛的失败，林育南心潮澎湃。他是这次斗争的组织者、指挥者之一，见证了事件的全过程。烈士们已抛头颅，洒热血。幸存着的自己该做点什么呢？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把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敌人滔天罪行如实记录下来，以吸取这沉痛的血的教训，更好地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在对“二七”惨案死伤人员进行全面的调查后，林育南编成《死亡人员调查表》和《受伤人员调查表》，留下了军阀屠杀工人的铁证，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经历了“二七惨案”血与火的洗礼后，除了对死难战友的无限追思外，林育南也增加了对敌人的刻骨深仇。这时的林育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更加成熟，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道路也有更多的思考。
1927年，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派人找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林育南封官许愿，对此，林育南斩钉截铁地说：“荣华富贵如粪土，共产主义值千金！”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情操。
被捕后舌战陈立夫
1930年冬，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中国，与王明沆瀣一气，起劲地鼓噪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林育南在奔赴中央苏区之前，对此已有察觉。
1931年1月7日，米夫采取欺骗和突然袭击的办法，一手操纵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王明等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决定。林育南被剥夺了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资格。四中全会后，他和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张金保以及罗章龙等工会和江苏省委机关负责人立即开会，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并发表声明反对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及破坏党的民主，反对四中全会。
就在反对王明错误领导的浪潮中，林育南等30多位同志，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林育南被捕的第三天，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将林育南作为“首犯”进行了审讯。敌人一直想从他身上捞到点什么，但一无所获，但他们仍不死心。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然后登报宣传。
2月初的一天晚上，林育南被押解到国民党中央总部。他被带进一间又宽又大的办公室。一特务对他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陈部长马上要来与你谈话。”他坐了一会儿，陈立夫带着几名高级党工进来了。过去，林育南未与陈立夫见过面，只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文章和照片。陈立夫走到林育南身边坐下，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陈立夫。”林育南瞅了陈立夫一眼，没有作声。陈立夫笑了笑又说：“秘书长先生，你受委屈了。”“我不存在受什么委屈！”“秘书长先生，”陈立夫接着说，“你们共产党已不行了吧？”“谁说不行？”“嘿嘿，”陈立夫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你们的党内讧外离，分崩离析，已到了一蹶不振之时。这一点，你比我清楚得多。尽管你们在东方旅社集会，想有所作为，实际上很难挽救这不振之势。本党为了爱护有所作为的青年人才，想方设法挽救你，并愿给你较好的出路。”林育南鄙视地盯着陈立夫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陈立夫说：“你谈谈不同意的理由吧。”“很简单，”林育南说，“你通过某人或某渠道，可能了解到共产党内的一些情况，但并不了解我们共产党人！”陈立夫边摇头边说：“以秘书长先生的才华，本可为党国做大事，不知道你为什么迷上了一个完全是空想，又没有任何希望的共产党？”林育南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陈立夫先生，我不允许你诬蔑、诽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党，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宗旨是为人民谋翻身、谋福利。陈立夫连连摇头道：“你们共产党人的言行，真是不可理解。”林育南不愿再论战下去，对陈立夫说：“你们用专机将我弄到南京来，而且又有你这么大的官向我劝降，可谓费尽心机、用心良苦。为了不多浪费时间，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劝降，真是太天真了。你们要我放弃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作为对我安全的交换条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已向我们敬爱的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林育南大义凛然，陈立夫尴尬无言。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出类拔萃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却攻得他舌笨口拙。更令他难堪的是，国民党原准备用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传，林育南的手不伸出来，使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按不下快门。陈立夫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特务押走林育南后，他在会客室余气未消：“对这样的共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对付！”
为共产主义献身
1931年2月7日深夜，狱方通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说要将他们押到南京去。林育南心里明白了：敌人要动手杀人了。他们相互勉励了几句后，将头发、衣服整理了一下，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牢房。不大一会儿，他们到了一条小河旁的木桥边，押送他们的警官突然高声喊道：“停止前进！”随后，一名早已等候在小桥边的法官向林育南等人宣布了被“判处死刑”的决定。宣判书还未念完，林育南就高声唱起了《国际歌》，雄壮、嘹亮的歌声穿云破雾，传向四面八方……他的歌还未唱完，架在背后的机枪响了。林育南等人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一代英杰林育南和他的20多位战友壮烈牺牲。
上海解放不久，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找到了龙华二十四烈士的就义地点，并在大坑内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骨、遗物及敌人戴在他们脚上的镣铐。上海烈士陵园建成后，林育南等烈士的遗骨被移葬在陵园墓区，并立了碑。
时光飞逝，转眼8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上海烈士陵园，去瞻仰那些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去体味那为了理想激情奋斗的人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