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晦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不过,常常都是在*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抑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北大学生的示威*队伍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5月7日,就是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3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示威,并给卖*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全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到达*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冷酷的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停了一会儿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儿,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的记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捕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32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得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提议纷纷,空气十分紧张。三天后,5月7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上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请愿,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15号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时,大家戴的日本造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19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26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决不上课。

6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10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草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6月2日那天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6月3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就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爬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以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对这种蔓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6月10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