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

杨维桢生于元贞二年,卒于明洪武三年。泰定四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

杨维桢出身宦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为州官,在铁崖山中筑有一处藏书楼,藏书数万卷。杨维桢小时就在这楼中读书。为了不让他下楼戏耍,父令去楼梯,用辘轳传食。这样过了五年,杨维桢学业大进,连他的老师也自愧不如了。二十岁时,杨维桢赴涌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 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

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杨维桢为官勤政爱民,狷直忤物。泰定四年三十二岁进士,任天台县尹。后调钱清盐场,因不善逢迎,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明太祖召征他纂修《礼乐》及《元史》,他以年迈为辞,作《老客妇谣》一首,表其不仕两朝之志。明太祖强之再三,赐安车进京,仅留京百余日,待修纂叙例方定,即请归,抵家不久即逝。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 杨维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开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等。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张□城南诗卷》、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竹西草堂记卷》、《晚节堂诗》、《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书法作品 《真镜庵募缘疏卷》纸本,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卷中所谓“真镜庵”者即“珍敬庵”,或称“天隐子”,旧址在现今上海高行镇。杨维桢至晚之年与僧道交往甚多,经常行迹于庙宇庵堂间。此件作品即为“真镜庵”所写的疏文。此疏未具年款,然从杨维桢于元至正二十年过游沪上,得交此道友人的史实看,这个时间应确定在他的晚年为妥当,换言之,杨维桢此件《真镜庵募缘疏卷》的写作时间,

当以1360年之后和1368年之前为客观。 《真镜庵募缘疏卷》全文一百四十五字,总四十二行,每行大多三字或四字。展观通篇书卷,但见笔里行间吞吐腾挪,拍塞满纸,枯湿浓淡,真气逼人。整个书幅,完整地再现了一代文坛骁将的强烈艺术个性,和晚年创作炉火纯青的完美艺术境界。这种全由性情而生的书法之作,即使就整个书法史而言,也可说是分外稀见的!此道识者,明代大书家吴宽曾用“大将班师,三军奏凯”这般激赏的话来称赞杨氏,想非虚言。

《周上卿墓志铭册》,纸本,纵25.9厘米,横86.2厘米。这是至正十九年杨维桢应友人周上卿之请所撰写的墓志铭文。所撰行文简洁生动富于性情,充分显示了杨氏出色的文学才华。文字小楷书为摹勒上石之底本,但见用笔稳健劲险,结体端严精准。值得称道的是,通篇因笔致挺健多用挑笔,而愈显气息连贯满幅生机。

杨维桢书写此《周上卿墓志铭册》时已经六十四岁。从书法创作的功力积聚、书写状态和表现手段看,这个年龄当然是艺术创作的至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