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宫案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的谲(jue)变,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明军大败于萨尔浒的当月,朱由校(天启)的母亲王才人病逝。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她曾说:“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第二年七月,朱由校的祖父万历帝驾崩。接着朱由校的父亲泰昌帝驾崩。朱由校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一月即崩,举国上下,乱作一团。这年,他16岁。

这时的朱由校,还没有被祖父万历帝立为皇太孙,也没有被父亲泰昌帝立为皇太子,更没有出阁读过书。万历帝在世时,他始终不肯立这位长孙为太孙,也不肯让长孙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即位,册立朱由校的仪式自然应该从皇太孙变为皇太子。但是泰昌帝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九月初九日。”但人算不如天算,九月初一日,泰昌帝竟然驾崩。朱由校皇太孙未做成,皇太子还没来得及做,书本一天也没正式读,竟然要继承皇帝大位。这样的皇位继承者,有明一代,仅此一人。

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朝廷大事。“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

先说“避宫”。话还是得从朱常洛说起。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大家知道,后宫里头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等等,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制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后来天启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自己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杨涟等到乾清宫哭祭,乾清宫门关着,大臣们排闼而进,阉宦挥梃乱打。诸臣强入,哭临之后,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西李选侍阻于暖阁。大学士刘一燝(zhu)、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西李选侍不能与太子朱由校同住一宫,但西李选侍不肯移宫,甚至把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不备,将朱由校抢抱出,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朱由校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阁臣刘一燝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共拥朱由校登舆,抬到文华殿。西李派人来请朱由校回乾清宫,大臣们又把朱由校安排到慈庆宫。朱由校就这样摆脱了西李等人的挟制,逃出乾清宫,住进慈庆宫。这件事情史称“避宫”。

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西李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朱由校(天启)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后才于九月初五日下令:“先帝选侍李氏等,着于仁寿宫居住,即日搬移。”西李选侍还是赖在乾清宫不搬。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至登极前一日,(刘)一燝、(韩)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移哕(hui)鸾宫(明代宫妃养老之地)。”而皇长子朱由校(天启)也从慈庆宫回到乾清宫。

这就是“移宫案”。

“明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但是以朱常洛为轴心人物。“梃击案”梃击的就是太子朱常洛,“红丸案”吃了红丸的也是朱常洛,“移宫案”则是朱常洛的宠妃西李选侍居占乾清宫。大家可能会说,这三个案子就是皇帝家里头的事啊?但是,皇宫无小事,这三桩案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宫案”本身。因为:

其一,“明宫三案”影响朝廷决策。“三案”将朝廷注意力吸引到宫廷斗争。《明史·后妃传》记载:“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因之,朝廷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大政、要政上,诸如关外的辽事等,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或束之高阁,或拖而不决,或决策草率,或决而不行。

其二,“明宫三案”加速宦官专权。《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跋扈,使本来**、黑暗的明末统治更加**、更加黑暗。

其三,“明宫三案”成为党争题目。明朝后期,有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等,这些党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党不同,他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是一些学人、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明宫三案”就成为党争的题目,比如说李可灼进红丸这件事情,方从哲他们说李可灼没有罪,他给皇帝治病应当赏银;东林党人则说,泰昌帝的死主要就因为吃红丸,李可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面要讲到的熊廷弼,他的三上三下、传首九边,都同朝廷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朝廷“宫廷三案”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建元、兴兵——下抚顺、清河,萨尔浒大战,又连下开原、铁岭的时期。努尔哈赤看准了时机,继续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与辽东首府辽阳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