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的黑人军队忠实可靠,而且这些“黑番鬼”“猛过白番鬼”,军饷也低于白人。而且黑人擅长铸造和操作火铳,为郑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部分武器保障。《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就载:

" 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连长叫马托斯( luismatos)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他(指郑芝龙) 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这些黑人为郑氏家族事业的发展和巩固贡献不少。他们十分忠心,捍卫自己的主人,为主人赴汤蹈火,为主人而战,并得到中国人的良好待遇。许多时候,黑人还通过语言的方式和勇敢的行为来表达对主人的忠诚。郑芝龙对来自澳门的黑人是十分宽容的,传教士记载: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郑芝龙突然听到这巨大声响,吃了一惊,因为他事先未得到消息。得知原因后,他就下令赏众人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非常宽容、爱护,难怪那么多澳门黑奴逃出澳门前来投奔他。

随着其后郑家军队权力为郑成功掌握,这支黑人精锐部队也成了郑成功的手下。据记载;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这支黑人部队参与的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的血战;在收复台湾的战役中也有黑人部队参战。其实这不是当时唯一的黑人部队,当年明清两代广东地方的官员都曾大量雇佣黑人为士兵,1637年英国的威德尔率舰队从果阿航行至澳门,他们的勘探河流情况的探测队于中途被中国舰队拦住,不让他们前行,明朝舰队上的通事(翻译)就是一些从澳门逃出去的黑奴。中方官员通过通事规劝这支队伍返回。最终这支英国的探测队返回了澳门。《方济各会中国书简汇编》中也记载了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基督徒成了“广东省军队的总兵 (capitan general)”的手下,竟有200多个黑人基督徒。

至于这批黑人的最后归宿,几乎就没什么资料可查了。明代蔡汝贤长期任广东布政司参政,职掌邦交贡赐之务,因职务与地利之便,得以累积他对来华欧人的观察与记录,绘制成《东夷图像》,其中记载:" 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直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所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也就是说确实有黑人和华人妇女结婚生子的事,但我认为这些能和华人结婚的毕竟是少数,当时中国人普遍的认为他们是“黑鬼”的。可能这批郑家的黑人雇佣军就此孤单老死在了台湾岛上。

才子,难免潇洒风流,而在于男女之事上,又多是浪漫不羁。也就是说,倘若一个才子,居然不懂得浪漫,那他多半是白当了。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的浪漫文人,多情才子,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普通老百姓心里,都是有口皆碑一致认可的 。“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婚好。”无需多言,这讲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

当然,野史所记不能全信,至于唐寅是否真的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关紧要了。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中,他也提到了唐寅,而且还言此及彼:“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给当时的文学带来相当的变数,中国文学第一奇书《金瓶梅》不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吗?

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代的经济已初显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经济的发展使农耕社会逐渐向城市社会转型,而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对文化需求显然要比农民要多要高。用李国文在书中的话来说:“因此,一,他们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他们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当写出来的文字可以当作“商品”,当文化生产开始受制于市场时,它所带给文人的影响完全不亚于政治,甚至还强于政治。“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在《言志》中表达的正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累于礼教的宣言。

对此,我曾参照索引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找到过几个相关典故。江南名士何元朗在会见宾客时,当场脱下**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为之还做长诗一首;戏曲家臧晋书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做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怎么又是他?)做诗:“长卿(即屠隆)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需要补充一点,在古代得了性病并不关乎道德品质,相反它还被视为风流韵事,因此,汤显祖这组诗绝无中伤好友的嫌疑。

什么时代成就什么样传统,什么作家写就什么作品,这话是一点都没错。记得先前读过一本书,名叫《巴黎的**: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它写的也是一帮风流人物,只不过是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人物。那是20世纪初的法国巴黎,在那儿,俨然已成为了世界艺术先锋首都。像毕加索、马蒂斯、特立斯坦.查拉、安德烈. 布拉东、马克思.雅各布、莫迪利阿尼……他们往往装扮奇异,举止怪诞,性格孤僻,还时常酗酒、**、群殴、吸毒、甚至偷盗。生活上**不羁的他们最终在 “慷慨大度”的巴黎留了下来,当然,他们也留给了巴黎灿烂的艺术文化。

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给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有人说明朝政治禁锢,帝王刻薄寡恩,宦官势大、密探多,是个黑暗的时期。但明史专家毛佩琦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新闻午报》刊文做出解读,以下为原文:

都说明王朝有三大特色:宦官势大、密探繁多、官员结党。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占据了评价明朝历史的主流地位,导致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始终笼罩在灰色的迷雾当中。日前,明史专家毛佩琦在《百家讲坛》破解“明十七帝谜案”,以史实证明,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

毛佩琦说,长期以来,明朝的历史被大大地误读了。很多人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政治禁锢,文化“酱缸”。而毛佩琦却认为,认识明朝必须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历史原点,“只有还原明朝的本来面目,才能给出一个接近事实的评价”。

毛佩琦指出,明朝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昌盛时期,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明朝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修筑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编纂了《永乐大典》时代,必定是盛世。戏曲舞台上至今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法门寺》、《游龙戏凤》、《大红袍》、《打严嵩》、《海瑞罢官》、《桃花扇》等等,演绎的都是明朝的故事。“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经济作为支持,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是难以维系的,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

多数人心目中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刻薄寡恩的皇帝。朱元璋生性猜疑,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大兴冤狱,诛杀功臣,对官民实行残暴的**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使内廷宦官易于控制政权,导致宦官专权,民乱纷起。但是,毛佩琦却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够延续277年,朱元璋则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