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治昏暗，奸臣当道，西厂横行不法，王室奢侈而官吏贪污盘剥，加上连年的水、旱灾，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朱见深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就是他竟喜欢一个比自己大17岁的宫女，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位宫女就是万贵妃。她的出现造成了明朝第一个外戚乱正的局面，他的亲戚在她的庇护下到处抢占民田，而且许多官吏也通过贿赂她而得到了提升，不过万氏对于朝廷的控制比其他对内宫的控制就可谓小巫见大巫了。他紧紧笼络住成化皇帝，使得后宫无人敢触犯她的势力。成化皇帝的正宫皇后吴氏，就是由于与万贵妃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万氏，被打入了冷宫。新皇后王氏也只好曲意逢迎，才得以报住了皇后的位子。由于万贵妃的亲生子的早夭，为避免失宠，他开始控制被皇帝临幸的宫女，一旦发现宫女怀有身孕，不是强迫打胎，就是致死。险些使朱见深断了子嗣。
成化二十三年万贵妃暴亡，朱见深也因悲伤过度于数月后去世，为太子朱佑樘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朱见深死后的庙号为宪宗。
【三桩弊政：皇庄、西厂、传奉官】
成化一朝中，弊政甚多，其中为害较大而且对明代后来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皇庄、西厂和传奉官三事。西厂作为典型的特务机构，人们多少有些了解。但是，皇庄与传奉官，人们也许还比较陌生。但是，从一个王朝的整体看来，西厂充其量不过是东厂的克隆罢了，而皇庄与传奉官，却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开了恶劣的先例。
一、皇庄
《菽园杂记》里对皇庄有一段记载，大意是说，前代虽然有汤沐邑、脂粉田之类赐给公主、王侯的庄田，但还情有可原，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皇庄作为自己的私产呢？从这一点来看，明代皇帝对于钱财的追逐，显然有一种变态的心理。从明代中期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但是，明代皇庄的出现，可能更早。例如，仁宗朱高炽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朱见深的做法，无疑使皇庄的设立名正言顺，从而使皇室搜括土地的风气进入一个**。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到他的儿子孝宗弘治二年的时候，在京畿内的皇庄有五处，面积达12800顷。他的孙子武宗朱厚燳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7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10 年内使皇庄的面积达到37595顷零46亩。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纷纷请求皇帝赐给土地，于是有所谓的王田、官庄。据说，到弘治十五年，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
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而且，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宦官带着一旗校，再豢养着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所以，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二、西厂
孟森说，东厂和西厂“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与东厂一样，西厂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始立于成化十三年。设立的地点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宪宗为什么要在东厂之外再设立西厂呢？据说是宪宗觉得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单有一个东厂远远不够。
事情还得从成化十二年说起。这一年的七月，京师捕获“妖人”。有的说法说妖人名叫“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助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
总之，妖人抓住后，皇帝派太监汪直在灰厂审讯此事，随后就干脆在灰厂新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即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是很有点特务才能的，据说他能够化装成平民百姓往来于京城之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内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语，他都能一一向皇帝汇报。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据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还有这么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
看来，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有自己的看法。宪宗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书请求撤销西厂，因此，成化十三年五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
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三、传奉官。
天顺八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会因此而持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