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

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讲到这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切莫动武,容俺说完。

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太不理智。

当年秦穆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学名车裂),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慈大妈的档次实在差得太远。

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划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早干嘛去了),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除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

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她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

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

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在看公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

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

而李太后就不同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

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

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明代,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络腮胡子不算,那是土匪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沾点墨水就能写字,也很实用。张居正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又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他,那就真没天理了。

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

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

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勃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把勃读成了“背”音。

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身大吼:

“这字应该读勃!”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

但当时的万历,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

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他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

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

三十年前,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

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谁来给他擦屁股?

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诵,青史流芳。

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

事情似乎比想象得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

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简直嗜玩入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于是经常旷课终于惹怒了老师,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乞白赖地又回来了。我问:何以不玩?答:玩完,无趣。

万历皇帝的情况大致如此,刚即位时,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情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疏,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划勾盖章的权力他都没有,要知道,那是冯保的工作。

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干,那就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太监玩。

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喜欢闹事(酒风不好)。

于是万历八年(1580),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了,有一天,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

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

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哥哥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涵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缺心眼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自告奋勇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划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划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滑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减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利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