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此事，距离曹牧文去巡抚官署报到的日期没有几天了。还好上面所规定的时间较为宽裕，自己迟了几天，倒是没有影响。
等到了那一天，曹牧文却是有些紧张，前一天，曹牧文先是仔细打扮了一番，希望周身上下没有丝毫锦衣卫的痕迹。等到了自己的飞鱼服再度被收进箱子里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这身唬人的皮没穿几天便又要褪下去，看样子，连刀都不能带了。锦衣卫的秀春佩刀也是眨眼，王守仁不可能认不出来吧。
经历文牒上面写的身份倒是可以自圆其说，只要详加记忆，自然不会出现疏漏。王守仁也不可能把人家差清清楚楚，锦衣卫什么的王守仁是有心理阴影。
巡抚的官邸自然和锦衣卫这样的秘密机构大不相同，锦衣卫在北城赣江边上的一处小山上，而作为南赣巡抚的官署却是在城中，人来人往，略显热闹了。这或许也是王守仁喜欢和一般百姓交流的缘故？王守仁现在担任南赣巡抚，记得是去年新年交接之时到任的，瞧样子也没有来多少时间，毕竟明朝时期的巡抚并不同于一般人意义上的巡抚，更不同于以后的省长了。但是也是一地的封疆大吏没错，主管一省甚至是多省的一类大事，可谓是位高权重，而巡抚一职，异同与常设机构。北周与唐初均有派官至各地巡抚之事，系临时差遣，“巡抚”亦未成为官名，
巡抚初设时，往往是在本省“往来巡抚”，与布政司合署办公。在明朝景泰、天顺以后，各地巡抚陆续开府建衙。在前朝弘治皇帝时的南赣巡抚衙门作了如下记叙：前后堂五间，穿堂两廊，大门、仪门廊庑各若干间，东左建寝室，又东则建赏功所。大门之外，立抚安、镇静二牌坊。屏墙之南，又立三司厅，以为巡守、兵备会议白事之所。穹堂峻宇，高闳崇墉，规制壮丽，它镇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赏罚之施，皆在此。诸帅出兵、受律、献馘，亦在此。郡县百司政有弛张，亦必至此白之，而后敢罢行焉。
巡抚之名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敕遣皇太子巡抚陕西，《会典》中便有记：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员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巡抚起源于临时性差遣；巡抚之名，得之于它的特殊使命，“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与一般的御史出巡不同，巡抚主“安抚”而非主“监察”，且体制甚重，被称为“大臣出巡”。但却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以为明代巡抚一直停留在“事毕复命，即或停遣”的临时性差遣的阶段之上。
宣德五年，赵新、赵伦、吴政、于谦、曹弘、周忱等六人分往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及山西、北直及山东、南直之苏松等地巡抚，巡抚的设置开始成为经常性的措施。
明代巡抚的设置，有其明显的阶段性，总的趋势则是逐步地方化和制度化，即由中央的派出大员向地方的军政长官转化，由临时性的差遣向永久性的机构转化。
宣德、正统时期，巡抚一般以某项特殊性差遣为过渡，并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叠性。宣德五年赵新等人分抚各省，直接使命是总督税粮。《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先是，上谓行在户部曰：‘各部税粮，多有逋慢。督运之人，少能尽心。奸民猾胥，为弊滋甚。百姓徒费，仓禀未充。宜得重臣往莅之。’”于是命赵新等人分赴各地，“总督税粮”。但是，在督粮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一系列问题，如有司作弊、豪户包揽，以及农民逋负等等，因而又得“便宜行事”，“往来巡抚，抚安一方”。这是先有专责，兼为巡抚的情况。尽管如此，对巡抚的基本职责，也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可以从宣德八年给各处巡抚的敕谕中看出：“兹命尔等巡抚郡县，务宣德意、抚民人，扶植良善。一切税粮，从尔设法区处，必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卫所屯种，从尔比较，水田圩岸，亦从提督，使耕耘有时、水旱无患。应有便民之事，悉具奏闻。”巡抚之外，又有镇守，始置于英宗即位之初。因而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巡抚与镇守并设的局面。如山西、河南，宣德五年已命于谦巡抚，宣德十年五月又让于谦镇守河南，旋兼巡抚，宁夏、甘肃、辽东诸边均设置了文臣镇守，与巡抚并称“镇巡官”。
《明会典》将镇、巡概视作巡抚：“初名巡抚，或名镇守”，而不作区分。因为后来镇、巡归于一途。但这并不等于巡抚、镇守完全没有区别。一般来说，宣德、正统时的巡抚尽管在事实上多久驻一地，但明政府却仍将其视作临时差遣，而镇守则一开始就有定制的趋势。正统六年，又开始实行镇守更代制，规定“岁一更代”。对于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镇守的设置无疑是重要的一步。但巡抚、镇守重叠，各持敕书，各行其事，出政多门，纷繁骚扰，往往使地方有司无所适从。
景泰至正德，是巡抚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时期。镇守和巡抚重叠的局面是在天顺时改变的。英宗复辟后，曾应石亨、曹吉祥等人的要求，罢去各地镇、巡官。天顺二年四月，又因“各边革去文臣巡抚，十分狼狈”，经李贤建议，复置巡抚。但出于“镇守既有总兵，又有内臣”的考虑，因而文臣出镇，“不复有镇守之称，但称巡抚”。镇、巡自此合一，并保留了镇守久驻一地及更代原则，使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前进了一大步。；正统时设置的镇守文臣，也是或部或院，未行统一。这样，巡抚在文移往来、迎送礼遇等问题上往往和负有纠举之责的巡按御史、提刑按察使发生纠纷。宣德时赵新以吏部右侍郎巡抚江西，按察使就因非其部属而拒绝予以合作。为此，宣德七年四月专门规定了巡抚与巡按、按司的文移事例。景泰四年，耿九畴以刑部右侍郎镇守陕西，布政使许资提出：“侍郎出镇，与巡按御史不相统，事多拘滞，请改授宪职。”为了进一步解决抚、按之间“文移往来，亦多窒碍”的矛盾，明政府接受了许资的建议，将耿九畴由刑部右侍郎转右副都御史，仍镇守陕西。此后，各地镇巡官陆续向都察院系统迁转，皆称“巡抚都御史”。巡抚考满，可望“回院”主持两京都察院事务。巡抚的资格也逐渐制度化。赵翼指出：“宣德中，于谦由御史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此尚沿国初用人不拘资格之例。迄资格既定，则巡抚用佥都御史、或由布政使升用。”这一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却无意中揭示了明代巡抚内外官并用的原则。一般来说，自成化、弘治以后，巡抚均于两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资历较深的给事中、御史、郎中，以及在外之布政使、按察使、参政，资历较深的兵备副使、上等知府内推升。原职高者为副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副都御史；原职卑者为佥都御史，称巡抚某处右佥都御史。巡抚与京师的联系也相对减弱。这样也可以保证他们较少影响朝中。
至嘉靖时期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已经完成，巡抚居三司之上，为各省最高权力机构。明代全部十三个布政使司均设定员巡抚，三司属其管辖。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辖，为新省区建制的开端。这类巡抚主要设在边境地区，又多在原有的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以辽东、宁夏、甘肃为典型。组成特别区。这类巡抚主要设置在数省交界、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以南赣、郧阳为典型。组成战区，这类巡抚有两种情况。一是设置于原来的边境重镇，如宣府、大同等，有相对的稳定性，二是根据战事的发展临时增设，事平则罢。
而南赣巡抚设置的原委便是上述其中之一：弘治七年汀、赣奸民合为寇，其始甚微，萑符狗鼠之盗耳。郡县有司无远略，不急逐捕，其势寝炽。而岑南湖湘之不逞者，从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家、燔民居、掠帑藏、杀官军，哄然为东南郡县患。有司始驳而图之，备其东则发于西，剿于南则窜于北。时镇守江西太监邓公原，暨巡按监察御史、布按二司议，以为盗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邻境有司不肯协力故也。宜设巡抚宪臣，置司要地以节制之，而割附近邻县以隶之，则盗易平也。于是廷推广东左布政使金泽为巡抚，升右副都御史，置司于赣州，割江西之南安、赣州二府，福建之汀州府，广东之韶州、惠州、南雄三府，湖广之彬州以隶之，在闽、粤、湘、赣四省边境建立了巡抚管理的衙门。王守仁所任的南赣巡抚便是如此所来，其职位高权大，同时也是责任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