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孝宗弘治六年举进士，廷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在此期间，他广泛阅读了翰林院的藏书。弘治十五年，他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任间，继续研究学问。武宗正德三年遭宦官刘瑾的排斥打击，被削职为民。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复职。后晋升为太常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嘉靖元年升南京吏部尚书。后改礼部尚书，因父死，未就任。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固辞不就，旋返回故里，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罗钦顺与王守仁为同时代之人，但他的思想是与王守仁对立的。在当时王学盛行的情况下，罗钦顺一方面批判王守仁的心学，另一方面又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从而创立了自己独具特点的气学思想。
罗钦顺生活的年代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此时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严重，人民的负担极其沉重，面对民不聊生的悲惨图景，罗钦顺非常同情，他曾感叹道：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是五十者鲜不衣帛，七十者鲜不食肉也。今之槁项黄馘辈，岁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残喘为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壮之民，窘于衣食者，十常*，饥寒困苦之状，殆不可胜述。中间一二岁计粗给或稍有赢余，贪官污吏又从而侵削之，受役公门不过一再，而衣食之资有不荡然者鲜矣。此皆有目者之所共见，诚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明代武宗统治时期，宦官刘瑾掌司礼监，除东厂与西厂这样的为皇权服务的特务机构外，刘瑾又增设内行厂，实行恐怖统治。当时明朝的政治比较黑暗。面对如此的政治，又目睹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罗钦顺提出均田平赋的主张。他在《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中说：尝闻汉宣帝论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为要，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谓平者，豪强不得以苟免，贫弱不至于见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时。夫有地数百里，民小大以数十万计，政事之当平者诚不少，乃若关于利害之大者，宜莫过于催科。催科之政平，则实惠及民，而国用常足，上下之情两得，为郡者庶无负矣。为改变政治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痛苦局面，罗钦顺提出摧科之政平的改革方案，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愿望根本无法实现。武宗以后，世宗即位，改元嘉靖，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并未得到缓解。
面对于此，罗钦顺希望幻灭，再也不提什么改良措施，只好埋头于学术思想的研究。
罗钦顺从小受理学教育，循循守规矩.幼年时他写的两句诗很能表明这种教育情况，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除理学外，他还读四书五经，后来走上科举道路。中举后，又用了十多年时间，钻研佛学，并接受了禅宗思想。他自叙说，他早年遇见了一位禅师，问如何才能成佛，禅师以佛在庭前柏树子等禅语为答。罗钦顺细心体会，有所悟。又读到禅家《证道歌》，觉得其中的内容和自己的思想很合拍，由此他相信了禅学。与王守仁一样，罗钦顺也曾出入佛道。但是，他为学的方法与目的却与王守仁不同，后来他能够对王守仁的心学进行深刻批判，与此有很大关系。
《明史·本传》说：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四十岁以后，罗钦顺到南京任职。此时他开始仔细研读儒家和宋代理学的著作。经过深入地思考，他认为：“圣人可学，从而开始了对佛学的批判。
他说：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这就是说，他以前读禅书的体验只不过是主观的想象或幻觉，而不是深思熟虑，真正有所体会。
罗钦顺研究儒学和理学家的思想非常刻苦，经过多年的思考，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这样追述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自此研磨体认，日复一日，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所谓“有自信”。这表明，罗钦顺不但不相信禅学，同时也不盲从程、朱理学，而是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学说体系。由禅而儒，最后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罗钦顺的思想形成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
从罗钦顺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接受了朱熹和张载的关于气的思想，在批判禅学的同时，也批判了王守仁的心学。因此，他的思想很有独到之处。
关于对佛教的批判，后人高樊龙评价道：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对于王守仁心学的批判，他指出，心学同佛教禅宗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象山之学，吾见得分明是禅。从源头便是佛氏本来面目。
罗钦顺对王守仁个人的学术思想也提出了批评，他说：仆与王、湛二子皆相知。盖尝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学术之误。其所以安于禅学者，只为寻个理字不着。罗钦顺同王守仁的辩论一直进行到王守仁死后为止。但对王学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
罗钦顺同王守仁的辩论，是以维护朱熹理学的姿态出现的，他自命为程朱派。然而他的思想与朱熹并不完全相同。黄宗羲对此评论道：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又说：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黄宗羲认为，罗钦顺在理气观上和朱熹有区别，而在心性论上又与朱熹相同。
罗钦顺的代表作是《困知记》，此书是他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困知记》上下两卷于嘉靖七年编成。续卷上下，编成于嘉靖十年和嘉靖十二年。其三续和四续，成于嘉靖二十五年。罗钦顺于《困知记》用力颇勤，几乎倾注了他的后半生治学的全部心血。除《困知记》外，罗钦顺还有《整庵存稿》二十卷，《整庵续稿》十三卷，为书信、诗、文的汇集。明朝万历七年重刻《困知记》，除六卷外，又增加《困知记附录》（即从罗钦顺的书信和文章中选出与其思想有关的若干篇组成）。乾隆二十一年重刊《困知记》，就是根据万历时的版本。
罗钦顺的气学思想罗钦顺的思想虽然出于朱熹哲学，但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却继承和发展了薛瑄以来的传统。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开头时说的，以薛瑄为开端，至罗钦顺、王廷相时，发展出气学的一绪。
罗钦顺在《困知记》中说明了他的治学的主要目标在于心性之学。他说：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危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罗钦顺写《困知记》是为了探究性命之理，斥似是之非。也就是说，他一生治学的目的在于找到性命之学的真谛。这与任何一位理学家是一样的。
然而，罗钦顺的性命之学也是以理气思想为理论前提的。而他的气理观念是沿着明朝前期薛瑄的思想传统，吸取了张载宇宙中的气本论思想，并以程朱理学为研究的思想主体，构成了自己的理依于气的观点。
罗钦顺的思想主要出于朱熹哲学，但他却批判地改造了朱熹思想。在理气关系上，他基本上完成了对朱熹理学的改造。他认为，程朱的理气观中、最得要点处就在于理不离乎气，亦不杂乎气。但是，他觉得程朱的理气思想仍有缺点，似乎欠合.他说：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晦翁先生，仆平日皆曾讲究来，亦颇有得。谓是理不离乎气，亦不杂乎气，是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说来说去未免时有窒碍也。在对程朱理气思想提出批评的基础上，罗钦顺表述了自己的理气观。他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理气关系必须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去解决。在理与气何为本体的问题上，他坚决否定了朱熹的理本体论，明确地提出了气一元论。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在罗钦顺看来，物质的气才是宇宙存在的根本，是万物的本原。世间的一切都是一气之发育流行。世界只有一个本原，这就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