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酒吧里，我和阿莲相对而坐。wwW!QUAbEn-XIAoShUo!coM她穿了一件风衣，遮住里面性感的衣着。我们要了两杯红酒和一盒日本七星，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和阿莲的丈夫司徒平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是1994年的夏天，我和汪虹去布尔诺参观一年一度的国际贸易博览会。布尔诺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二大城，有三十万人口，距布拉格两百公里。以前布加迪斯拉发是第二大城，后来斯洛伐克独立了，布加迪斯拉发成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布尔诺就升任第二大城。这个博览会大约和广交会的性质差不多，但不像广交会只有自己国家厂商参展——世界各国的厂家和商人都在这里租了展台推销自己的商品，而且时间也不像广交会只有短短的十五天，要三个月呢！
我们停好车，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看过去，还在 t 形台前看了一会意大利女模特的内衣秀。在参观一个小商品展厅时，我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展台的主人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而且正在嘻嘻地向我们笑。
“司徒平？”汪虹惊喜地叫道。
“是我。怎么样？两年多不见了，你还好吗？”他微笑着问汪虹，并看了我一眼。
“还好，还好。对了，这是我们老板，田力。这是司徒平，我们几乎是前后脚到布拉格的。我是从中国来，他是从匈牙利来。”汪虹介绍说。
于是握手，寒暄，递名片。
我看了看他的展品，全部是瓷器，有茶具、碗碟、装饰品等。
“行吗这个？”我问。
“还可以，我们接了几个订单。”他说。
“再见。”我和他告别，“我们再随便看看。”
他和我再次握手，“多联系。”他说。
在回布拉格的高速公路上，汪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这位司徒平的故事。
司徒平是福建人，但他不像大多数福建人那样瘦瘦小小、尖嘴猴腮，而是周眉正眼，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之气。但汪虹不这么看，她说他长得太累了，永远是一张疲惫的脸和两条焦躁的眉毛。
“跟他呆上半小时先就把你累够呛。”汪虹说。
我说：“怎么会。”
她说：“不信你等着，他一定会找你，你自己体会吧。”
按理说，司徒平应该像他的福建同乡一样，把小眼睛像椎子一样钉住美利坚合众国，在那儿黑着洗碗、送外卖、缝皮包，同时不停地给他们添乱。八年或者十年以后，他们害怕了也烦了，乖乖地请你入了籍。于是你作为美籍华人挺着小胸脯回到家乡，请风水先生选一块宝地买下，为自己及全家老小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坟墓。
但他没有。
不是没有那种愿望，而是没有实现那种愿望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或者是美国有亲戚朋友，或者是有搭乘“金色冒险号”的高额船资，或者是有几十个人挤在密不透风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被吊车从这艘船吊到那艘船的体魄和勇气。而且，他与他那些争先恐后一往无前对美国发动抢滩战役的同乡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们全部是农民，而他，却是一个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不同决定了目的的不同，行为方式的不同。
这种不同最终害了他。
在欧洲漂泊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的奋斗和失败，心里竟常常有一种宿命的感觉——你不按照命运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的路子走，你就会头破血流，穷途潦倒，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就像汪虹，教授的女儿，大学毕业，曾经有着让人羡慕的职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众多的亲戚都在国外，仅仅是想嫁一个西方男人而竟屡屡不可得。后来我总想：她不是不可以嫁人，但她的命运已经安排好了她只能嫁捷克人。在荷兰的阴差阳错绝非偶然，是命运在向你示警。可惜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她更是当局者迷，一意孤行，终于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就像司徒平，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自己是一个国家干部，与那些农民同乡相比，想法自然多一些，眼界自然高一些。他不甘于刷盘洗碗送外卖的命运，想在海外过一种有别于他那些农民同乡的生活，想换一种活法，做个正儿巴经的企业家。
命运便给他开了个大玩笑。
1991年的春天，他怀抱着美好梦想加入了由小商贩、冒险家、有前科的公民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中**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布达佩斯。
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感情上就有几分亲切和认同，虽然有过几十年的人为阻隔，甚至也曾兵戎相见，但一旦铁幕卷起，中国人仍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9年——1992年，去东欧国家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十四年来去西方各国的总和！
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聚集在匈牙利。
匈牙利人做梦也想不到一下子会涌来这么多中国人，目瞪口呆之余还有几分欣喜，以为这些中国人都是富有的旅游者，被有着“多瑙河玫瑰”之美称的布达佩斯风光所吸引，来这里大把花钱的。
日子长了，匈牙利人渐渐明白：这些中国人不打算走了，要在这美丽的布达佩斯扎下去。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也渐渐现了形儿，各种罪案不断被当地媒体曝光：有欠房租逃之夭夭的；有打完几万美元的国际长途便溜之乎也，让房东彻底破产的；有在市场兜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匈牙利人的；有中国人自己绑票勒索杀人越货的……匈牙利人烦了，便开始陆续出台专门限制中国人的各种措施，以为这样可以减少来匈牙利的中国人数。
但他们想错了，中国人仍然蜂拥而来。
国内媒体有关中国人在东欧活动的报道完全集中在这些国际倒儿爷如何发财致富，国内的廉价商品怎样在东欧获得暴利，甚至连一年一度十几亿人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都在豪迈地大唱“北京的倒儿爷震东欧！”好像是一项伟大成就。
当时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整顿时期，加之因六·四事件引起的几乎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出口锐减，内需很差，库存增大，经济疲软。正像钱其琛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的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媒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片面报道东欧华人状况，对发财致富夸大其辞，而对东欧各国政府相继出台针对中国人的限制、歧视、驱赶政策却一字不报。
神州大地立即掀起一股东欧淘金热潮。
诚实又渴望发财的老百姓能不前仆后继？
东欧热的焦点在匈牙利。就是到现在为止，经过大规模地排华、驱赶，坚持下来的中国人仍然要比其他东欧国家的中国人多几倍。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来到匈牙利？说起来好像原因很多，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匈牙利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自1989年1月开始，双方旅游者互免签证。也就是说，匈牙利是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公民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的国家。
匈牙利政府这样做是出自对本身利益的考虑：**垮台以后，几十年积累的各种弊端一朝爆发，使匈牙利经济困难重重。当时，仅有一千万出头儿人口的匈牙利，外债已达两百多亿美元，人均外债水平居东欧各国之首。政权易手，百废待兴，处处都需要钱，而最能为匈牙利带来外汇收入的就是这个喀尔巴阡盆地的美丽风光。所以，匈牙利对几十个国家实行了旅游者免签证制度。
中国即其一。
但是，其他国家的游客游完就走了，而几万名中国游客好像永远游不够似的，不走。非但不走，后继者还愈来愈多，大有反客为主之意。
匈牙利人着急了，他们终于认识到：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根本不是旅游者，而是打算落地生根的移民！
其实，中国人在匈牙利的移民问题并不算大。
与在匈牙利的其它国家的移民如越南人、土耳其人相比，人数也不是很多。但是中国人太扎眼，我们的传统——优良的和不优良的——使我们在欧洲各国受到万人瞩目的待遇：由于过惯了嘈杂的生活而习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由于祖国地域辽阔而习惯在大街上随地吐痰；由于艰苦朴素而习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由于无商不奸而习惯在生意场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由于勤劳致富而习惯四处奔波劳碌，扛着大包小包商品出了地铁上巴士……至于做奸犯科，那更是别开生面，足令洋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1991年夏天，匈牙利大报《人民自由报》报道说不久前有17000余名外国人因违犯匈牙利法律而被驱逐出境，并公布了他们的国籍，分别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当时苏联还存在）、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基斯坦人、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这篇报道还公布了来自海关的消息：1991年1月1日——1991年6月30日，半年中进入匈牙利的中国人为12674名，无人被驱逐。
然而，几天以后，中国人立即成为被驱逐与掠夺的对象。
1991年7月7日，灾难突然降临了，在匈牙利的中国人称之为“七·七”事变：匈牙利政府颁布了专门针对旅匈中国人的一项法令——所有按原先的有关法令可以获得居留权的中国人得到了通知，他们必须立刻回国，到北京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领取工作签证。许多中国人都信以为真，来匈牙利日子也不短了，还没见过骗人的事儿呢！匈牙利政府的话，能信！大家扔下手中半半拉拉的杂事儿，纷纷回国。互相招呼——赶紧着走，领了工作签证好回来做生意！
司徒平没走。
他倒也不是觉察到什么，只是不想赶这头一拨儿。凡事儿别急，看看再说。他依旧每日从发货的中国人那里批点领带袜子清凉油，背着去市场卖。赚不多，一天三四十美金总是有的。他觉着日子不错，打算先稳定住，听听回国办工作签证那帮人的信儿，然后像**说胡风的那样：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信儿来了——匈牙利政府真的在骗中国人！北京的匈牙利大使馆根本不办工作签证。
匈牙利政府挺高兴：虽然骗术露了，但骗回一帮是一帮。现在该对没骗回去的中国人下手了。
所有在匈牙利的中国人被告知：无论你们是来匈牙利求学还是经商，只要是持因私护照，均被视为旅游者，只允许在匈牙利逗留一个月，到期必须离境。
开公司做生意的人都傻了眼。
许多人的集装箱还在路上呢！
从9月份开始，大批持有匈牙利合法居留身份的中国人被挡在了匈牙利境外。
在匈牙利的中国人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他们举行过各种形式的抗议和示威，向匈牙利政府递交请愿书，但毫无用处。一切手续都合乎匈牙利政府的有关规定，就是不给你居留权。可匈牙利警察局继续接受居留申请，因为可以收到一系列手续费，而且每一个申请居留的中国人还要花千儿八百美金买一个匈牙利经济担保人。
不少中国人又白花了大把的钱。
直到12月底，警察局才全部拒绝中国人的居留申请。
匈牙利政府规定，外国人如果要在匈牙利工作必须到劳动部门申办半年一换的工作许可证。华人申请工作许可并不难，但这个许可证不能作为申请居留或延期的理由。要想在护照上盖一个延期章，必须花钱疏通警察局的关系。而且每延期一天，要按官方价格在匈牙利银行兑换十美元——延期时警察要看水单的。到了11月1日，所有的延期都停办了，在匈牙利的中国人一下子成了非法居留者。
大逃亡开始了。
正在营业中的餐馆旅馆，扔！刚发来的纺织品，扔！华人公司一下子倒闭了95%以上，同胞们忍着心痛带着细软逃离匈牙利，没想到在海关又遇到了劫难——所有现金全部被没收，血本无归的中国人成千上万。
只有那些胆大又无奈的仍在匈牙利黑着，忍受着警察的敲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只是上街购物，每遇到一个警察就被敲诈一次。不给钱，就在你的护照上盖黑章，限期离境。
更有甚者，警察盯住每一个中国人的住所，把警车开到你家门口等着－－他们守规矩，轻易不会进门。可你总得出门呀，一出门就上警车，直接就去了警察局。
生存环境即便如此险恶，司徒平仍然想坚持下去。别人都不敢去练摊儿了，他还去，只不过是乔装打扮，把自己收拾得齐整一些。东西也不敢带多，一个小编织袋而已。市场里一日数惊，警察经常来搔扰，但他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只崴过两次脚。
夜里，他睡不着，看着天花板心里嘀咕：这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早晨，他先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四下看看，确认没有警察埋伏，便西装革履地背着编织袋出了门。他走走停停，避开大路，穿小街过短巷，安全地进入了地铁站。在市场前一站他下了车，他回回都是这样：宁可背着编织袋步行一站路，也绝不冒险——万一踏进敌人的包围圈呢？
然而，敌人是狡猾的。
司徒平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在这里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他背着编织袋走出车厢，刚要跨上电梯，两个匈牙利胖警察笑眯眯地挡住了去路。
“passport（护照）！”
司徒平双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赶紧放下编织袋，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护照，小心翼翼地递过去。
一个警察接过护照看了一眼，还给他，用英语说：“你已经超过了匈牙利政府规定的居留期限，必须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司徒平慌了，他太知道去警察局的结果是什么了——先关进集中营，等凑齐了人数遣返回国。那集中营是由一个体育场改建的，既吃不饱又受虐待。他怕得要死，急忙用闽南话加上一点国语再加上几个匈牙利语单词，嘈嘈地向两个警察分辩。警察见他不肯走，早烦了，一边儿一个把他架了起来，司徒平便双脚离地上了台阶。
编织袋也让警察给拎了上来。
刚说把他放下来喘口气擦擦汗，这司徒平双脚一沾地儿，撒丫子就往地铁站里蹿。俩警察一看他跑了，也赶紧在后边追。可他们怎么能追得上司徒平呢？先不说他们肥胖笨拙，司徒平瘦小灵活。他们仅仅是在执行公务，而司徒平却是在逃命！眼看着追不上了，一个警察便使出了邪招儿：拔出警棍向司徒平掷去——
这小子准练过标枪，一棍命中司徒平后心。司徒平感到一阵巨痛，知道中招了，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警察狗熊般的脚步声愈来愈近，甚至已经听到了他们哈哈的笑声！正在这时，一列地铁停下了，他强忍着痛，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就在车厢门关闭的一刹那间冲了进去。
两个警察被挡在了门外。
一编织袋小百货全丢了，光本钱就三百多美金呢。司徒平想：这种环境，怎么生存？如何发展？看来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了。他找出欧洲地图，趴在**看——不能躺，后背疼。
他选中了风光旖旎的捷克共和国。
1991年冬天，他扔下布达佩斯的一切，只身来到美丽的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