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瓦哈洛娃来了，后边还跟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见了汪虹就叫姐。WWw、QuanBen-XiaoShuo、cOm
汪虹吓了一跳，忙问大姑这是谁呀这么生猛？大姑说他姓郎，是从哈尔滨来的，刚到没几天，我正在帮他注册公司办绿卡。今天没事儿，听我说你在这儿，就跟着来了。
就这么认识了。
这小郎年龄虽然不大，才22岁，可阅历满丰富的。家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乡下，从小就一个人在哈尔滨混，五行八作全懂。别看他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却非常喜欢西洋歌剧。他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质铿镪如青铜之声，冷不丁来一嗓子，人人都得吃惊。
小郎嘴甜。自打认识了瓦哈洛娃，他就认定了这位老太太能够在异国保护和帮助他，便缠着要认瓦哈洛娃做干妈。瓦哈洛娃说这可不行，用大陆的话讲叫不合国情。可小郎不管，人前人后就干妈干妈地叫。人后没关系，听着腻就是了，人前瓦哈洛娃可就脸上挂不住了——要是在捷克人前也没关系，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可瓦哈洛娃成天和一帮中国人攒，人家听了还以为她真的收了个干儿子呢。瓦哈洛娃说了他几回，人前是不叫了，人后照样，也只能由他去了。如今凭空又添了个姐姐，改在这儿腻了，一天到晚总往汪虹这儿跑。汪虹熨衣服，他也帮着熨，甚至比汪虹熨得还好还快；汪虹摘线头，他也帮着摘，甚至比汪虹摘得还细致还干净。汪虹把服装批发给客户，他帮着按计算器讨价还价。汪虹吃惊，问：“你怎么会干这个？”他微笑不语。吃饭他也不客气，用不着人让，坐下就吃，一边吃一边夸老板娘菜烧得地道，老板娘心里舒服得没法讲。吃过饭就去刷锅，谁也拦不住。刷完锅就又去干活儿，汪虹还歇着呢，他自己干。老板娘真喜欢这勤快孩子，端一杯香茶过去，说：“小郎呀，你还不如来给我打工呢。”小郎抬头一笑，说不，我是帮我姐干呢。
把个汪虹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有一天晚上，小郎请汪虹到酒吧小坐。俩人慢慢啜着啤酒，海阔天空地神聊。汪虹问：“你是怎么想起出国的？”
小郎说：“我是先到的俄罗斯。说来话长呀，哈尔滨的俄国人很多，旧建筑也全部是俄罗斯风格，号称东方莫斯科嘛。俄国人多，做俄国人生意的也就多。俄国人来哈尔滨就是买服装，我那时给一个老板打工，干的就是给俄国人批发服装的活儿。”
汪虹笑了，“怪不得你又会熨又会叠，还会讨价还价。”
“我喜欢俄国人，”小郎喝口啤酒，继续说：“他们诚实，让中国人看就是傻，好蒙。中国人骗老毛子的事儿我见得多了，卖给人家的皮夹克，是用墨染的，下点儿小雨就往下淌墨汁，弄得老毛子两手黑糊糊的；卖给人家的文化衫，洗一水抽一截儿，洗一水抽一截儿，弄得人家一个大老爷儿们穿件露脐装满街走；卖给人家的羽绒服，臭得一塌糊涂不说，还疙瘩溜秋的。老毛子左一摸，右一摸，摸出个鸡头来。这还算小意思，一万两万美金让中国人切走的我也没少见。”
汪虹叹气。
“可你看俄国人是什么样？有一天中午，我正和老板在小馆儿吃饭呢，三个俄国人追来要货——都是老客户了。老板说你们先在外边儿等会儿，我们这就吃完了。给他们买了三瓶啤酒，他们就蹲在外边儿喝。就为这三瓶啤酒，我动了到俄罗斯的念头。”
“怎么回事儿？”汪虹问。
“我在里边儿瞅着呢，啤酒早喝完了，可他们不知道该把啤酒瓶扔哪儿。四下看看，也没有垃圾箱。要是咱中国人，逮哪儿扔哪儿，他们不，就在手里攥着。我就想了，他们那国家不定多好呢，穷富先不说，人民的素质多高呀。”
“你于是就跟他们走了？”
“哪儿那么简单呀。我店里经常有一个叫玛拉的俄罗斯姑娘来买货，她家在哈巴罗夫斯克，离哈尔滨不太远。这姑娘可真漂亮，尤其是那双眼睛，蓝蓝的，像大海一样，看不见底儿。她会说几句汉语，我会说几句俄语。她比我大三岁，叫我弟弟，我叫她玛什卡姐姐。玛什卡是她的爱称。她从不和我讨价还价，当然我也绝不多赚她一分钱。有时她带着女伴进来，把大包小包往我这儿一放就玩儿去了，疯够了再带着女伴回来取东西。我听得懂女伴们拿我调侃她，说我是她的小情人。她说就是，怎么样？然后就一起大笑。她发现我脸红了，才知道我大概听懂了她们的话，笑声嗄然止住，脸也渐渐红了起来。”
“爱情就这样开始了。”汪虹微笑着说。
“对。有一天晚上，她约我去她住的饭店房间里喝啤酒。我准时前往，她衣着单薄，曲线横溢，浑身散发的香水味儿让我五迷三道。哈尔滨人是很能喝啤酒的，但是她比哈尔滨人还能喝。我已经天旋地转，她仍然神色如常。
“那天晚上我没走。”
“你艳福不浅呀。”汪虹调侃他，“后来呢？接着讲啊。”
“天亮了，我对她说我要去俄国。她又惊又喜，说那太好了，那样我天天都能跟你在一起了。我们对未来的生活进行了展望：我在那边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商店，批零兼营。她负责联系客户，赚了钱大家分。我对分钱这件事表示反感，说我们是一家人，用不着分钱的。她说不对，一家人也要分清楚。我说那就随你。她笑了，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问怎么庆祝？她说这样庆祝——她脱掉了睡衣。”
“你够生猛的呀！”汪虹笑他。
他又要了一杯啤酒，大大的喝了一口。“她当天返回，很快就带着邀请书来了。就这样，我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那你不好好在那儿呆着，跑布拉格干嘛来了？”汪虹觉着奇怪。
“是啊！”他叹口气。“那儿挺好，玛什卡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我们的小店生意兴隆，各地的零售商都来进货。我们两个月去一趟哈尔滨，用集装箱把货运过来。她给我在离商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房子，有时她来过夜，有时我也去她家过夜。她家是在一幢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就她一个人。我说不用租房子了，我就在这儿住不挺好？还节省费用。她说不好，非给我租了个房子。有一天夜里，也不知怎么了，睡不着，想和玛什卡做*爱——她已经一个星期没在我这儿过夜了，白天又忙得要命。脑子一热，我就穿上衣服去她家了。
“出了电梯，摁了门铃，不大一会儿，玛什卡穿着睡衣来开门了。一见是我，她吃了一惊，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想你了，说着就要进屋。她慌了，挡着门不让我进。低声说你回去吧，今天我累了，明天好吗？
“我感到不对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屋？再看她那散乱的金发，迷离的蓝眼睛，脖子上的红晕——跟我做*爱时就是这副德行。我说你屋里肯定还有一个男人，我甚至在你身上闻到他的汗臭了！我以为她会不承认，然后说是她妈妈或者爸爸或者其他什么亲人来了。这样我会好受得多。但是她不肯骗我，她说是，我屋里有一个男人。我明天再给你解释，好吗？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小房子，喝光了一瓶从国内带来的二锅头。”
“她怎么解释？”汪虹同情地问。
“早晨她来了，解释说那是她的情人，已经相好两年了。我质问她：‘那我呢？’她说你也是我的情人呀。我说不对，或者是我，或者是他，你选择。她说不，两个都要。我说不行，情人只能有一个。她歪着头，一脸困惑，‘为什么？’我说就应该是这样。她还歪着头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喊：‘不许问为什么！’她仍然歪着头，‘为什么不许问为什么？’”
汪虹乐了。
“我决定离开哈巴罗夫斯克，离开俄罗斯。我不能回国，丢人。我选择了布拉格，因为布拉格有艺术氛围。我把店给了她，货也都给了她，只带了五千美金。她陪我去了莫斯科，帮我去签证。临行的那天夜里，她缠着我要做*爱——这期间我一直拒绝跟她办这事儿，赌气。本来想赌气到底的，可能是由于时间太长了，禁不住诱惑，做了。也怪，做完心就软了，有点不想走的意思。她也一脸忧伤，眼泪汪汪的。我就想，如果她改变了主意我就跟她回哈巴罗夫斯克。那儿日子多顺呀，什么都不用操心。她不吱声儿，只是忧伤地看着我。我就往起挑话头，‘我明天就走了，你也不跟我说说话？’她一下就哭了，说你不能不走吗？你要知道你走了对我来说是多大的损失吗？我一听有戏，就问是多大的损失？她又不说了。我偏问，你今儿非得说出来不可。诚实的玛什卡在我的逼问下终于说出了损失程度：‘我的情人突然就减少了50% 。’我头都大了，大声问她：‘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气死？’她又害怕又心疼，把我搂在怀里，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还委曲地说：‘我都不想说了，你偏问。’他妈的，倒成了我的错。”小郎摇摇头，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啤酒。
汪虹笑得弯下了腰。
汪虹很快和小郎成了好朋友。他们一块儿考了驾驶证，虽然眼下还没钱买车，心里还是很得意的。他们经常一块儿出去游玩，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都留下了他们结伴而行的足迹。他们在酒吧里谈天说地，汪虹爱说的是诗词曲赋，而小郎善讲的是西洋歌剧，什么卡门，什么高音c，什么蝴蝶夫人，无所不知。他说如果有了钱，他一定要去学歌剧。汪虹在大学时也参加过一些歌剧片段的校园演出，因此也不陌生。有一天晚上，小郎急如星火地赶来，说是布拉格歌剧院正在上演《茶花女》，今天是最后一场。待他们倒地铁换巴士地赶到时，不但戏已开演，而且票已售罄。望着金碧辉煌的歌剧院，小郎失落极了。汪虹安慰他说没关系，布拉格是个音乐名城，很容易看到世界级的歌剧演出，以后我让大姑天天看报，一有演出就通知你。小郎叹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去河边走走吧。
歌剧院就在美丽的伏尔塔瓦河边，正值温暖的夏夜，桥上游人如织，水面上游艇穿梭，灯火通明。小郎望着黑黝黝的水面，突然放声高唱《茶花女》中那激动人心的《饮酒歌》：
“啊，让我们高举起欢乐的酒杯，
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
那声音在静夜里竟如穿云裂石一般。行人驻足，河边相拥的情侣们也纷纷回过头来。汪虹先是吃了一惊，还有些嗔怪他的唐突，但立刻就被热烈的歌声所感染。当小郎唱罢阿芒的段落，该玛格丽特了，他对汪虹大喊一声：
“唱！”
汪虹竟然听从指挥，张口就唱了起来。开始声音还有些羞怯，但很快就热情奔放。虽然不及小郎那样嘹亮悦耳，但也收放自如：
“这样欢乐的时刻虽然美好
但忠实的爱情更可贵。”
小郎赞许地点点头：
“当前的幸福莫错过，
大家为爱情干杯。”
汪虹也完全陶醉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青春好像一只小鸟，
飞去不再飞回。”
该是阿芒和玛格丽特的合唱了，小郎一把拥汪虹入怀，两人相互望着含情高歌：
“请看那香槟酒在杯中翻腾……”
一曲歌毕，突然掌声四起。原来很多游人循声走来，静静地围在他们身边。汪虹脸红了，拉着小郎钻出人群就跑。
身后是一片笑声。
汪虹在布拉格的恋爱正式开始。
她至今说不清楚自己对这段爱情的感觉，或者说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得到它时没有喜极而泣，失去它时也没有痛断肝肠。离别时没有缠绵无尽的思恋，重逢时也没有相拥相吻的浪漫。但汪虹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在一起就快乐，就开心，就喜悦，甚至两个人在一起忧伤也是美好的。小郎毫无疑问也喜欢和她在一起，和她在一起不仅有异性的温存，有情人的呵护，更有汪虹背后那位神通广大的瓦哈洛娃女士——这可是一笔无形资产呀。
不久，老板娘前往法国定居，这里的生意全部交给曹先生打理。
老板娘走了，欢笑和精美的上海菜也走了。一座大house鸦雀无声，正在汪虹寂寞惆怅难以排遣的时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说实话，汪虹在这家公司还是赚了一些钱的。瓦哈洛娃手里有的是客户，1992年的中国货在捷克卖的又是天价，怎么会不赚钱？老板娘在的时候，乐得见汪虹多赚钱，道理很简单──汪虹赚得愈多就证明货卖得愈多，货卖得愈多老板娘自己就赚得愈多。
老板娘走了，曹先生就不这样看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打工仔，老板赚多赚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首先希望的是自己能多赚一点。看见汪虹凭借瓦哈洛娃的关系不费力就赚钱，心里很不舒服。老板娘一走，他就跟汪虹念叨说老板娘把价格定低了，这么做公司就没钱赚了。汪虹听不明白，以为他在为老板娘操心呢，还感动了一阵子。
有一天，瓦哈洛娃又介绍来一个客户，是南斯拉夫人。那边儿正在遭受国际制裁，啥都缺，一下就要了半个集装箱的货。
客户走了，曹先生把一叠钱放在汪虹桌上，说这是你的。
汪虹说谢了，拿起来一点，不对呀，差一半呢。就问曹先生：“这钱不对呀，怎么回事？”
曹先生慢条斯理地说：“价格变了，不能再按以前的价格了，公司提价了。”
汪虹说：“你是看我挣钱眼红吧？”
曹先生说：“没有的事，乱讲，乱讲。”
汪虹不理他，径自收拾东西，收拾好了便给瓦哈洛娃打电话，说我不在这儿干了，又把原委诉说了一遍。
瓦哈洛娃沉默了片刻，说：“不干就不干吧，我手里正好有个房子，最近你姐夫也要来了，你们就在一块儿住吧。工作的事儿不急，咱们慢慢再商量做什么。”
瓦哈洛娃后来对我诉说过同胞们的恶劣行径对她的刺激。她三十多年没见过黄皮肤了，冷不丁一下来了这么多，她心里高兴得没法说。走到大街上只要碰见中国人就问要不要帮助？所有的帮助都是无偿的。我亲眼见过她给一个北京女士到警察局办理绿卡延期，所有的文件包括住房合同都是她无偿提供的，她早早来警察局排队，而那位女士却还在家酣睡。等那女士来了以后，她让那女士排队而她匆匆跑到外面买了一大盒巧克力作为送给办事警察的礼物——是她自己的钱，那女士是布拉格最穷困的中国人之一。可同胞们却认为她是一个傻瓜，没完没了地骗她。她对我说，他们不像她那会儿的中国人。我说当然，这是经过**战斗洗礼的新一代。她的心渐渐凉了，她开始赚同胞的钱，不再为曹先生的公司办任何事，客户也都被她带到其他公司。
最终成了一个富婆。
汪虹搬进了自己的小房子，开始了自己买菜做饭，自己交房租和电话费的日子。出国至今，独立生活是头一回。
小郎可高兴了，汪虹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爱了吗？汪虹却心事挺重，她推开小郎，说这样闲着可不行呀，得挣钱。小郎安慰她，没关系，休息几天咱们一块儿干。
一块儿干，干什么呢？小郎幻想着赚了钱去学歌剧，可两手空空，拿什么去赚钱呢？
汪虹甚至有点后悔，后悔不该从曹先生那里赌气出来。
她忽然想起了林小兰，一个电话打过去，正好是林小兰在接。她高兴极了，问你现在怎么样呀？那头儿也很高兴，说这半年你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来看看就知道了，现在就来，我都要闷死了！
汪虹穿戴整齐地进了地铁。
林小兰是她刚到布拉格不久通过大姑认识的。她是北京人，岁数已经挺大了，四十出头吧。但她特显年轻，而且漂亮。她离婚了，有一个儿子跟着前夫在北京。她当时正跟一个捷克出租司机同居，那司机已经很老了，他不相信这个漂亮的中国女人会爱上他这样一个老头子，认为她一定别有目的，因此他多次拒绝林小兰的结婚要求，只愿意同居。林小兰毫无办法，只好按他的意愿，在他的这幢虽然老旧但仍十分舒适的大house 里同居了。
汪虹按了门铃，林小兰笑盈盈的从屋里出来开门。第一句话就是“我结婚了！”幸福之情充溢在眉宇之间。
汪虹当时并不能感受嫁一个捷克人有什么特别的幸福，她在沙发上坐定，笑着说：“那我祝贺你。”
林小兰给汪虹沏上茶，又把一堆相片拿给她，感慨万端地说：“看吧，经过大半年的反复较量，我的第一次战役获得彻底胜利。**怎么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汪虹年轻，没经过那个所有中国人都把毛选背得滚瓜烂熟的荒诞年代，自然也不明白林小兰在说什么。她只顾低头翻看相片，所有照片的背景都在这所房子或花园里，小兰衣着单薄，妩媚动人，甚至还有一张**照片，背景是花园里怒放着的山楂树。
“行啊你，够开放的。”汪虹笑着说。
“往下看。”小兰说。
下面是小兰的婚礼照片，婚礼按西俗在教堂举行，小兰穿着漂亮的婚纱，周围全是丈夫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中国人。
汪虹问她：“你是怎么想起嫁捷克人的？”
“这是我的既定目标之一。”小兰微微一笑，“我很清醒，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我不能和**的世家子弟比——他们有永远花不完的钱；我不能和浙江农民比——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一天也不能忍受；我也不能和雅宝路出来的倒爷儿比——没有人家的路子和经验。既然要在国外生存，必须建立稳固的后方，简单地说，得有吃有住。首先是住，一个月万把克郎的房租咱们可受不了。怎么解决？结婚。干嘛瞪这么大眼睛？既然结婚是目的，那么跟谁结都无所谓。我交过好几个捷克男朋友，都没成功。这欧洲人也别扭，怕结婚。跟你谈情说爱行，一提结婚，撒腿就跑。”
她笑笑，点上一根烟，又把客厅的窗子打开，说：“我老公不喜欢闻烟味儿。”
汪虹说：“你还挺在意他啊？”
“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嘛。”她继续说：“在国内时我就读过一些嫁了老外的女人写的书，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什么《嫁做洋人妇》，说她们是如何如何幸福，全是鬼话。你根本不可能幸福，你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注定了这一点。刚来的时候，我几乎夜夜失眠。我最讨厌港台流行歌曲了，但有一首歌天天在我心里唱——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
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
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
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
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
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
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开始结交男朋友，你大姑给我介绍过两个，我自己认识了一个，都不行。不是人不好，人都挺好，都是绅士——进餐馆要为你挪椅子，出门时要为你穿大衣，下车时要跑过来为你开门，还经常送花给你。没错，中国男人根本做不到。但是，中国男人很容易就做到的，他们永远也做不到。咱们是中国女人，天生就没那么多浪漫情怀。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就行了，给我那么些浪漫有什么用？跟这些欧洲男人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与我们根本不同。他们追求并营造浪漫的生活，总是在恋爱中寻找快乐。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他们就一起去玩儿，如果愿意，就做*爱。然后，当双方感到能给彼此带来幸福时，他们就结婚，并期待永久的幸福。当**消退的时候，当幸福不再的时候，当生活尽显单调乏味的时候，婚姻就亮起了红灯……和我约会的老外包括我这个老公，他们会常常送我玫瑰花，带我去听音乐会，看歌剧，去参观博物馆，给我讲甜蜜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爱你’。然而，当你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的时候，他们绝不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如果你真的病了，他们会很有礼貌地说，这真遗憾。然后就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忍受煎熬，因为你已经不好玩儿了，而且生病是你个人的痛苦，这是一个不允许把个人的痛苦让别人分担的社会。哪个中国男人能这样做？还有，一般说来，他们夫妻之间经济是完全独立的。你不能指望他们会像中国丈夫那样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太太，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他们也不会占太太的便宜，合理的分担生活费用。”
“他也这样吗？”汪虹问。
“当然。”小兰回答。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语言又不通。”汪虹觉得奇怪。
“他有一点点英语，我也有一点点英语，完全不够用。我现在捷语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可以沟通。刚认识的时候才费劲呢，那是在一个捷克朋友举办的舞会上，别看他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年龄又大——他都快60岁了。可你别说，男人还真不怕老，一脸的沧桑，那才叫帅。舞跳得好极了，全场就看他了，连个合适的舞伴也没有——捷克女人跳交际舞绝对不行。朋友跟我说，这人老婆死了，如今是单身。我心就动了，主动上前请他跳舞。他开头还不信我能伴他的舞，走了几步，他信了，紧接着我俩就满场飞，没有一支曲子不跳的。后来大伙都不跳了，腾开场地看我俩跳，成表演了。舞会结束，我正想用什么办法约他出去呢，他倒先说要请我去喝咖啡。全世界都说‘咖啡’，是人就能听懂，我就溜儿溜儿地去了。一边喝一边用仅有的那点英语瞎聊，我问他：‘太太在家里？’他摇摇头，说太太已经去世了。我听不大懂，但我知道他太太死了，否则我跟他喝的哪门子咖啡？连舞也不跟他跳！我就做出一副又吃惊又痛苦的表情给他看。我告诉你怎么做，没准儿以后能用着——先张开嘴，然后慢慢皱眉头。过一会儿，我轻轻拍拍他的手背，叹口气。没想到他比我还急，一下子就把我手给抓住了。然后问我，你的丈夫在哪里？我摇摇头，也不会说‘离婚’这个词儿，就说和你太太一样。他也向我表示哀悼，我心想我老公现在正刷牙洗脸呢，也不知打喷嚏没。接着他就说 welcome to my home（欢迎到我家），我说现在？他用鼻子发音：‘嗯哼。’我指指表，他说：‘no problem（没关系）。’
“当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的他，心想，这是我把他拿下了还是他把我拿下了？胜败未卜，天亮再说吧。我一翻身又沉沉睡去。
“早晨起床，洗漱完毕，喝了杯牛奶吃了片面包，他笑眯眯地拿着车钥匙问我去什么地方，他可以送我。我笑着说我哪儿也不去，这里就是‘my home（我的家）’。他也笑了，说no youhome，my home（不是你的家，我的家）。我说i love you ，便扑到他怀里。他拍拍我的背，就去打电话，哇啦哇啦地讲了一大顿捷语。放下电话笑着说：‘my friend（我的朋友）。’又比划开车的样子。我明白他让朋友过来，便说ok。
“也就半个小时，门铃响了。他出去开门，领进一位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来。老太太一开口下我一跳—— 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原来她是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援华的捷克专家夫人，专门学过汉语的。他给老太太端来咖啡，又说了一顿话，老太太边听边笑着看我，然后对我说：‘诺瓦克先生让我问问你为什么爱他？他还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这时才知道他叫诺瓦克。我说我叫林小兰，我爱诺瓦克先生是因为他人很漂亮，舞跳得好极了。你想吧，刚认识一个晚上，我能知道他有什么优点呀。老太太笑着把我的话翻译过去，没想到把个老诺瓦克得意得不行，又说了一顿话。老太太对我说，‘诺瓦克先生说你可以住在这里，他也很喜欢你，但是他不能跟你结婚，因为结婚是个很麻烦的事情，需要填很多表格，在很多文件上签字，而且还有财产问题，总之很麻烦。他问你是不是同意这样？’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从此不用交房租了！马上表示愿意，还发表了一篇结婚只是形式，关键要看有没有爱的见解。老太太翻译过去，诺瓦克不住地点头。
“从此，我成了一个捷克出租司机的情儿。
“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我的捷语会话能力突飞猛进，我们相亲相爱，感情日笃，但他就是不肯跟我结婚。他说你那么漂亮，怎么会愿意跟我这样一个老头子结婚？我说我就是愿意。他说不对，我说那你说是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反正你们东方人脑子很怪。我想不结就不结吧，我也不能逼他呀。不用交房租，不用交饭钱，已经很不错了。我把他伺候得周周到到，舒舒服服。半年过去了，我压根儿不再提结婚的事儿。欧洲人怕结婚，何必强人所难呢？他是个好人，我们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次，他突然得病了，重感冒，高烧，咳嗽。我寸步不离地伺候着，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汤都一勺一勺喂给他喝，见他总不退烧，心里很着急，眼泪汪汪的。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呢。病一好，他就拉着我去登记结婚。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以前缠着他结婚他不结，不缠他了，他倒非要结了。我说你可考虑好，我们东方女人脑子怪。他说不不，是我脑子有问题。登记的当天我便拿到了捷克的永久居留身份，接着就申请加入捷克国籍，估计很快就能批准——这些都是他主动办的，他怕我跑，护照都给藏起来了。”
说了一大顿话，小兰看看表，“哟，该吃饭了。你坐着，我去弄饭，你今天尝尝我的手艺。”
真不得了——片刻工夫弄了满桌菜。汪虹说：“你老公可有福了，天天能吃上这么地道的中餐。”
小兰说：“哪儿呀，他没这口福。我正学习做西餐呢，我老公不爱吃中餐。前些日子有中国朋友从荷兰来，给我带了些虾和螃蟹，捷克根本见不着的。我做了给他吃，他只吃了一口，全吐了，说味道真可怕。”
吃罢饭，小兰又拿出一个精美的小影集给汪虹看，“我儿子。”她骄傲地说。
汪虹打开影集，是她儿子从襁褓到现在的照片，每张照片下面都用娟秀的笔迹写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和祝福。读着这些饱含情感的朴素文字，汪虹不禁湿了眼晴。
“下一步我就要把儿子办出来。”她说。
天晚了，汪虹告辞。小兰送她到门口，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个捷克人嫁掉。你大姑不是你母亲，就是你母亲也不能照看你一辈子。要想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只能走这条路。别犹豫，就按我说的做，绝对没错。”
汪虹对此并没有太深的理解，而且当时像她这样的中国女孩子普遍都看不起捷克男人。要嫁也得嫁德国人、法国人，嫁个捷克人，还不被大伙儿笑死？但林小兰的一席话还是给了她很大的触动，她明白，她和小郎的所谓爱情在布拉格根本不能存活。她也明白小郎之所以这样缠着她除了需要女性的慰藉以外，更重要的是瓦哈洛娃在此间的特殊能力。她并不认为由于小郎有这个功利想法就成了卑鄙小人，生存压力是每个漂泊海外的中国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在这难以承受的重负之下，灵魂的扭曲、变形或坍塌崩溃，都十分容易理解。
两年以后的国庆之夜，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布拉格的知名华人。汪虹在人群中又一次见到了林小兰，她穿着漂亮的晚礼服，**着半个胸部和全部后背，**的胳膊上戴着长长的黑色丝手套，端着一杯香槟酒，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挽着开出租车的老公，频频和大家点头微笑。
她走到大使面前，含笑与大使碰杯，并向大使介绍她的老公。大使亲切地和诺瓦克先生握手，诺瓦克先生眯着眼睛，满脸笑容，已经幸福得没样儿了。
汪虹问她：“你怎么和他寸步不离呀？”
林小兰笑着说：“我不想让他感到孤独。”
几年以后，诺瓦克先生死于癌症。林小兰继承了那所价值不菲的大house及其它财产。她又与一位捷克律师成为情侣，两人共同为中国人注册公司办理绿卡，很快便富甲一方。
她早已取得了捷克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