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兰今天吃饭吃了一肚子气。本来，她和金龙最熟，也有了那个意思，半路上杀出来两个疯丫头，愣是把快做好的一锅饭给抢走了。酒席没散，她借口家里有事儿，撤了。
桂兰出门流下了眼泪，想到和金龙认识的这些日子，很不是滋味儿。
金龙每次来商店买东西，桂兰看他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有了很多东西。眼里泛光，嘴里生蜜，那颗旋律激扬的心似乎加大了油门，速度突然提高了，声音柔和纤细。女人的心最细，针尖大的火苗也能看清。
程主任看到了变化，心想，这丫头八成对小曹动心思了。在一次外出送货时，她劝道：“桂兰，你恋爱归恋爱，喜欢归喜欢，结婚成家自己可要拿正注意。小曹再好，他是外地人，没有京城户口，以后成家立业过日子很难，你要考虑好。”
桂兰笑着说：“谢谢你主任，我心里有数会把握好的。”
桂兰是个地道的京城姑娘，还是在旗的满族，正镶红旗。以前家里是名门大户，后来家道破落，大宅院变卖给了别人。从桂兰记事儿起，一家人生活在故宫东墙下筒子河边的低矮砖房里。抬头是故宫的高墙，低头看到的是筒子河的河水。房子是低矮的砖房，摇摇欲坠，随时要倒塌的样子。后来哥哥桂武结婚占去了两间房的一半，父母占了一间。
姑娘大了有了自己的私密，父亲在房子窗户前垒了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干打垒的小屋。说是小屋有点太夸张，因为那是在河边捡的半截砖头砌成的棚子，上面铺了一层油毡，远看近看都像一个鸡窝。空间很小，里面放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木桌子后，剩下的空间只够一个人转身了。房虽小，总算有了自己的窝儿，比起那些弟妹好几个的邻居们算是幸运的。她同学好多是姐弟几个挤在一间房里，上铺睡的是没有结婚的弟弟妹妹，下铺是结婚的小两口的洞房。这个地方只能睡觉休息，夫妻之间想解决问题，就得和弟妹们藏猫猫，见缝插针的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只能跑到公园或人少的地方打野战。
查夜的公安和居委会的人经常从一些阴暗的角落里掂出一对对正在行乐的男女。有的人早有准备，从衣袋离掏出结婚证，派出所的人也只得说声对不起赶快放人。有的没有带结婚证带着情绪和查夜人理论，要被带进派出所或居委会审问，家里或单位只能带着结婚证或其他证明去领人。桂兰到居委会给自己的哥嫂送过两趟结婚证，不过她当时并不知道为啥要送这个证明到居委会。后来嫂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很少回到这里来住。
桂兰的父亲王富顺是个落魄的少爷公子，一辈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抬腰不会弯，每天溜鸟斗蛐蛐儿，不会挣钱更不会养家。尽管家道中落，可还是少爷范儿。家里缺吃少喝，每天只能喝碗棒茬儿粥，王富顺依然是每天外出厮混，为了自己的面子，弄二两肥肉熬成油放在窗台下，出门往嘴唇上抹点儿油，舍不得把嘴唇扁一扁，为的让左邻右舍看到自己的满嘴流油。桂兰的母亲叫朱大丫，原是王福顺家的丫鬟，从小伺候王福顺长大，后来两个人暗中相恋，小丫鬟一夜之间从仆人到主人，由小家雀儿变成金凤凰，对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女孩子来说是何等的荣耀。
可是，她没有当几天少奶奶，随着街头旗帜的变换，王家轰然倒塌，她从少奶奶变成了一个生活毫无着落的家庭妇女。好在她头脑灵活，很快转变角色，适应生活紧跟形势，不断加入到各种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中，算是把家撑起来了。她最后在街道一个食堂谋到一份工作，成为家里一份稳定的收入。食堂关门歇业她又成了一街道卫生监督员，在南池子大街附近专门监督街道卫生。谁家乱扔乱放垃圾，那家乱放物品影响街道通行，她去管一管。京城人文化素养高，这种事儿说一声提醒一下行了，一年也有那么两次争执罚款的事儿，不会重复类似的错误。一年到头朱大丫在街道两边居民的白眼中转一转，挑不出毛病空手回家。
朱大丫发现一个生财之道很偶然，完全是无意之举。那天她在南池子大街转悠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人吵架，一群人围观起哄。朱大丫走过去一看，是一个外地人在和一住户吵架。一个东北人带着妻子孩子在南池子大街转悠，在这家人门口随地吐了一口痰，正好被主人看到，非让给擦干净不可。东北人性子直，说啥不干两个人吵起来。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儿，看到有人吵架，围过来看热闹帮腔评理，东北人刚开始是一对一，后来是一个对一群人，不时有人喊着说他在京城捣乱闹事儿，要把他送到附近派出所。还有人说要看他的证明，看是不是讨饭盲流之类的语言，更激起东北人的怒火，和人从争吵到辱骂而后到推推搡搡，差一点要动拳打人。
朱大丫走过去，一句话让重任哑口无声：“都住手，听我说句公道话。”大家看到一个臂带卫生监督员红袖标的妇女，知道她是管这个行当的人。东北人就坡下驴，站在一边等着这句公道话。朱大丫说，同志们，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阶级敌人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和捣乱，要时刻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保持革命斗争积极性。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狠批反人类集团，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出力流汗，你们在这里吵吵闹闹的，特别是在首都京城，在**广场边上这个祖国的心脏部位吵架，让外国朋友看到了，给京城，给祖国声誉带来多不好影响。
东北人不耐烦的说：“扯啊，你说半天与我啥关系啊。”
旁边看热闹的人也说，你讲的和我们车间主任讲的一样，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吧。
旁边有人不怀好气的说，你们主任是她男人，用的一篇讲话稿。旁边人一阵坏笑。朱大丫也不生气，拉住东北人说：“上过学吗，老师给你说过啥话？懂礼貌，讲文明，讲卫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大小便，知道不知道？”
东北人说漂亮话谁都会说，在我们东北地大人少自由自在，在村头田间想吐就吐想尿就尿，管天管地管不住撒尿放屁，我们那疙瘩没有不准在地上吐痰撒尿的规矩。
“这是京城不是你家的炕头院落，不许你这样放肆？”旁边的许多人群情激扬，纷纷指责东北人。
朱大丫没有办法妥善处理这件事儿，不知道是她那根神经一转突然灵光一现说：“随地吐痰，罚款5毛。”东北人看都没看一眼，从衣袋里掏出5毛钱扔给了朱大丫，嘴里嘟嘟囔囔的走开了。
望着东北人的背影，朱大丫感到浑身颤抖，她似乎看到自己的前途光明无限。从那天起，她在街道转悠的时候，不在盯着街道两边的街铺，而是紧紧盯着来来往往的外地人。只要看到她们一张嘴，或者往地上扔垃圾，她就会走到前面撕票罚款。朱大丫从此把这个工作干的风生水起，每天都有几块钱进账。在鸡蛋只有2分钱一个的年代，这些钱可不是小数目。家里的日子宽裕了，老纨绔再也不用每天用油抹嘴唇，也能看到他的嘴上有了油性。朱大丫以前说话不敢大声，现在敢对老纨绔指手画脚说道一番。
到京城随地吐痰罚款成了京城一大怪现象。有人形容说京城大街小巷遍地老太，只要你一张嘴，不管吐不吐痰有人拿着罚款单过来罚款。后来外地人知道这个情况，再吐痰的时候盯着红袖标只要看到戴红袖标的妇女中年不说话不吐痰。罚款的那些老头老太人看到收入减少，知道是自己戴着红袖标去罚款，有点太显眼也及时改变策略，平时把红袖标揣在衣兜里，看到有人吐痰把红袖标戴上，跑过去再撕票罚款，让那些来京的外地人防不胜防，无所适从。
桂兰还有个哥哥名叫桂武。比桂兰大八岁，也是个少爷坯子。桂武最大的能耐是能侃，不知道他从那里知道的这些事儿，和人侃起来，一说一天，不喝水，不打锛。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他啥都知道。桂武总感到自己受了委屈，不该在厂子里当个工人，应该弄个市长书记或者局长什么的官，最不齐也该弄个处长，科长什么的和工人一样，没啥区别，桂武也看不到眼里。他没有当上市长局长，心里就不痛快，就不想干在厂子里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你不让老子当市长，我不干了行不，老子玩去，玩个昏天黑地，玩个心满意足。桂武会钓鱼，从七八岁开始，就在筒子河边上用竹竿挑着鱼线钓，后来上班挣钱了，自己买了鱼竿，到污水渠挖一些红蚯蚓做饵料，买些小米，用酒泡好，做诱饵，桂武的钓鱼技术不错，有时候一个早上能钓好几斤鱼，拿到后面的菜市场换来油烟钱。桂武最拿手的是沾知了，在文化宫的树林里，每天中午天最热的时候去，拿住一根竹竿，上面是他自己熬的黏面，只要往知了翅膀上轻轻一点，知了绝对就范，挣断翅膀也跑不掉。桂武把这些知了卖给那些养鸟的人，也能挣个酒钱。
朱大丫对儿子疼爱有加，桂武干什么都是对的，朱大丫从来不管不问。后来给他娶了媳妇成了家。媳妇过门后住在家里不到一年，就回了娘家。没办法，这里太压抑了，想大声喘口气都不行。桂武倒是心宽，老婆想走就走，想来就来，你爱咋咋的。老婆不在，他更自有，更没人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