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

我在胡风家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和妻子去八仙桥青年会看法国画展，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覃子豪。

他后来在台湾创办了“蓝星诗社”，是海内外著名的诗人。

我们在东京时共同生活了一年多，是不分彼此的朋友。

他得知我们借住在朋友家，就热情邀请我们到他亲戚家去住。

我们就搬到他们的亭子间住下来。

可他住的古神父路这一带，都是花园洋房的高等住宅区，住户都是汽车进出的高等华人，附近几乎没有老虎灶和烟杂店，对我们这些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样生活起来有很多不便。

刚好我在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时，认识了几个复旦大学的学生，都是进步青年，他们办了一个《学生新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地下学联的机关报），要编一个“五四纪念特刊”，邀请了郭沫若、沈钧儒等名人写文章，也请我写了一篇短文《给战斗者》。

这些学生中有一个河南人，他有一个朋友杜青禄，名义上在国民党日本战俘管理处工作，但事实上是我们这方面的人。

他在吴淞路义丰里有一间分配的房子，但他是个单身汉，所以就把它让给报社作为社址，自己挂名做报社的社长。

杜青禄与我由相识而成朋友。

报社被查封后，吴淞路义丰里的这间房子就闲置在那里，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夫妇搬到那儿住下了。

但是住了不久，我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当时外面学生正在举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我刚好住在《学生新报》社的原址，又在该报上写过文章，所以便被加上“煽动学潮”罪名捕将狱中。

特务们是在深夜来的，兼管弄堂门的烟杂店老板以为这些特务是普通居民，像平常一样给他们开了门后又锁上，自己又上床睡觉。

所以他们进来时，我们全无防备。

等到特务逮捕我们后，用手枪押着我们出去，把烟杂店老板从**拉起来开弄堂的门，看到是我被逮捕，他非常害怕，因为我经常在他的店里买东西，互相很熟识，而且特务们可以随便抓人，只要稍有不驯，他自己也可能被抓走，所以他在开铁门时手抖得厉害，半天打不开门。

由于这一突然事件，我欠烟杂店老板的烟钱也来不及还了。

等过了一年多时间，我出狱后再路过吴淞路义丰里时，烟杂店已经不在了。

这件事让我感到十分歉疚。

说起这家烟杂店，我就想起另一间小店来。

一九四八年十月，当我从位于南市区蓬莱路的国民党警察局看守所中出来，临出狱时我的难友——永安公司的工会主席小张送给我一些钱做坐车的费用。

我出门后，先用了其中三十万块法币在警察局对面的烟杂店里买了一包“大百万金”牌的香烟。

八十年代时有个朋友邀请我们夫妇在老城隍庙的老饭店吃午饭，饭后我们夫妇想去文庙书市转转，刚好路过原来的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原来的警察局已变成了公安局，而在对面的烟杂店早已不见了。

我在这儿看了半天，停留许久，感慨良多。

我在国民党监狱里待了一年多时间，先被关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局本部，半月后，转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

国民党特务要我帮他们抓到胡风，还说如果我不便直接露面，可把胡风的地址告诉他们，以此作为释放我的条件。

这种出卖朋友、也出卖自己灵魂的事情，我当然断然拒绝了。

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观讲究“道义”，卖友求荣，向来为士林所不齿，所以我宁可留在狱中，听天由命。

直到一九四八年，胡风奔走营救，找到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一九四七年出版过胡风主编的包括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人生赋》的《七月文丛》，也是我们的朋友，由他的关系托中央信托局局长骆美中以留日同学的名义保释，我才得以出狱。

在监狱里看人生，是我和上海的另一种因缘。

此前我虽然两度入狱，但被关进上海的监狱，这还是头一次。

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几年之后，我又一次被投入上海的监狱；与“监狱”这种特殊的居所再续因缘，人生又走入了一段低谷，但这已是后话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狱后，我们一直居住不定，先住在爱多利亚路我伯父商行的上海办事处。

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再次骚扰，从这里又转移到上海近郊法华镇，在一间民房的阁楼上住了一个时期。

后因被特务发现，只好打点行李再次转移，经我的狱中难友卢克绪帮忙，在他的一个家住南京路高士满大楼的同学董平（他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牙科医生）家住了一段时间。

最后我想：在上海折腾来折腾去，生活不得安宁，我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并没有忘记我，就决计到青岛避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