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说，“你要随便戴帽子那就戴高一点的吧，那我也光荣些，这种不明不白的帽子，我不高兴戴!”我的态度决绝。
“你不承认是共产党呀，”他摊开两只手，好像一筹莫展的样子，“我只能说你左倾了。”
“怎么你能随便说我左倾?”我的话还没有落脚，他却突然夺口而出：“我问你：你说政协破裂，说谁负责?”
我想，这是现地贩卖，搜集我的左倾证据了，我打这个官司，我要替我个人的人格负责，而且我的能力，也只有替我个人的人格负责，保卫自己的人格的尊严，我不假思索地说：
“这该国民党负责!因为它没有一个政党的风度和诚意，所以破裂了!”
“你瞧，”他讥笑地向低着头写字的书记说，“全是学者派头!”于是又抬起头来向我说：
“这你可不能抵赖左倾了吧?”
“如果这就算左倾，我不想抵赖，我在这个地区生活，看的全是你们允许发行的报纸，我的意见，不过一个老百姓的感想，你认为左倾，那没有办法了。”
[ 书客网 ShuKe.Com ]“你说Ｄ是怎么的一个人?”他又转了题目。
“我看他是一个知识不足，老实得过火的青年。”我本来想说Ｄ还热情，但在口边咽住了，因为热情在这个国度里往往也构成可疑的罪行。
“恐怕不这么简单吧?”他摇着头。
“可惜我看不出复杂的部分。”我说。
“你的楼口住的姓段的是共产党，可惜今天没有抓到他。”他又转了题目，不放松地看着我。我没有听见似的无表情地看着他。
这时，Ｄ和审问的两个家伙都进来了，苏特务打了一个呵欠，自语似的说，“真麻烦，我懒得再问了，反正有的是时间，我们这个地方你该明白，好进难出，要想出去全看你们自己了!”
对于这种恐吓意味的话，我只干坐在那里嘴唇都没动一下，既来之则安之，只好这样打主意了。
Ｄ的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坐在一只沙发上，拖过自己带的毡子盖了腿部，头枕在椅背上，睡去了。
屋子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沉默，Ｌ则早问完了话，下去了；在Ｌ问话的过程中，我没听到什么，只留下油头那种不时发出的嬉笑声。这个兽类只是拿她打趣，作一种肆无忌惮的精神**。
窗户透进了青色的曙光，园子里扶疏的花木从黑暗中渐渐显出，电车空虚地在街上驰过；大沙发上那个胖子警卫，已然鼾声如雷。
我向静静地坐着吸着烟还在考虑什么的苏特务说：
“我要睡了——安置一个地方吧。”
“不要忙，”他说，“吃过点心再说。你吃什么?”他仰着头问我，观察着我。
我迟疑了一下，知道这又是一种方式的审问，说：“北方人就吃油条大饼吧。”
他又伸起腰来，喊Ｄ：
“咳，你吃什么，先生?”
Ｄ大概睡着了，没有回答；他再喊了一遍的时候，Ｄ醒来了，显着不耐烦的说：“随便!”
苏特务腮肉牵动一样地笑了一下，吩咐了警卫。
我说：“我先睡一下吧。”不等同意，我就找了一只沙发躺上去，不久就奇怪地睡着了，我忽然被什么声音惊醒地张了眼，我才看到苏特务站在我旁边，伏着身子，研究一样地窥探着我的面部，一副严烈而狞恶的样子；这时，见我醒了，掩饰地说：
“不盖一点东西，怕着了凉。”就走开了。
我吃了两个油条和两个烧饼；Ｄ却吃了三个油条和烧饼，大概每人只准备了两套的，Ｄ吃得很快，连特务的分内也吃过了，所以又添了一回，Ｄ又吃了一套。
吃东西的时候，苏特务的眼睛时时忽然地尖锐地注意我们一下，那意思很明白；Ｄ的那种不顾一切大嚼的吃法，我很佩服，精神上觉得是对特务们的一种抗议。
吃过东西，苏特务把我们带了下去，我被押在二号室，Ｄ押在一号室。天色已然完全黎明，我从此开始了我的政治犯生活。
（三）二号囚室
在身后关门的声音里，我醒来一样地凝视着我的对面：对着门的地上密密的依着墙坐着一群杂乱的人群，而挨窗坐的一个长发蓬松，面白如纸，两眼特别深陷的穿着一身深灰中式褂裤的中年人，特别的耀眼，——这是骆仲达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伟大的战士，这里的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他是我监狱中的挚友和侣伴；在我旧年逃开上海前，偶然踏足到Ｔ报馆里看刘兄的时候，听到高小姐告诉我说，在李匪宗仁下了所谓“祥和措施”——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以后，南京《新民报》的浦熙修小姐从南京伪宪兵司令部被保释出来带到外面的消息：在浦小姐释放不久前，押在她隔壁的骆仲达兄，陈子涛兄(这是我的另一个挚友)和卢子扬先生在一个夜间都被下了手脚上的铐镣带了出去再没回来，翌日听看守的伪宪兵说，这三位人民之子都在那个夜间被绞杀了，——我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呆住了，我低头一直走回到我逃难住的虹口小客栈里才醒来似的和妻相对着大哭了一场，以血还血，我们要向人命贩子蒋介石匪帮讨血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