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李平来上海组稿(他是安徽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发现了我。这时他对我说，在我们那夜被捕后，他们就逃出了义丰里，当夜给《时代日报》打电话，想报告我们被捕的消息，可是一直没有打通，非常焦急。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小黄去找沈钧儒老先生，沈先生听了他们的叙述后，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说，贾植芳夫妇和同住的学生被捕的消息，当夜他就知道了，是被中统特务抓去的，马思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的辛志超同志当夜已用电话通知了《时代日报》，要他们发一条消息。沈先生说：“这方面的事你们不必再提了，倒是你们三个人的转移问题急需要解决。因为看样子，你们不能再在上海停留了。”后来，他们就到安徽胡明领导的游击部队去工作了。
原来如此！三十年前我们被捕的那个神秘电话，竟是“周公馆”打给楼适夷。这件事，过了三十年，我才从李平的口中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解放前，上海有一家海燕书店，老板名叫俞鸿模，他和我在日本是同学。他是华侨，福建人，也是位作家，在日本出过一个小说集(书名《炼》)。他归国后在上海办了个海燕书店，这是个进步书店。抗战胜利后，胡风给海燕书店编了一套《七月文丛》，其中有我的一本《人生赋》，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一九四七年出版。那时我的笔名叫杨力，这个名字是胡风给我起的。我以前写文章都用贾植芳，写杂文和政治性的文章则随便署个假名字。胡风说，上海政治斗争情况复杂，还是用个假名字好些。我告诉过胡风，我母亲姓杨，胡风说那就叫“杨力”吧。他拿火柴头写了“杨力”两字，后来，这两字就印上了《人生赋》。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风声甚紧，海燕书店迁到香港。因上海还有些事务有待处理，俞鸿模又回到上海来办事，此时我已锒铛入狱，而我的妻子任敏那时已被释放。
胡风一见到俞鸿模，就把我入狱一年的事告诉了他，并且问他是否有办法救我出来。俞鸿模说，他认识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副局长骆美中，骆美中也是留日学生，现在在国民党里有权。他说：“我们都是华侨，家里还有来往，我去和他讲一讲。”于是，俞鸿模就去为我奔走活动了。后来我听胡风说，俞鸿模曾说，那时国民党已经快树倒猢狲散了，他们的官员也要找出路，骆美中表示敢担保，但要俞鸿模对他说清楚贾植芳是不是共产党，俞鸿模对他说：“贾植芳只是写写文章，我看他不是共产党。”骆美中说：“他是共产党我也敢保。”过了一天，俞鸿模就答复胡风：“我对骆美中讲了，骆美中给中统局局长季元溥写了一封信，让任敏去拿，再送给中统局，估计没有问题。”任敏去拿了信，立即送到上海中统局本部。她也在这里关过近三个月。
一天下午，我在监牢里正坐得昏头昏脑，监牢警卫叫道：“贾植芳，你出来!”我以为又是提审，他说：“你走吧，你还有什么东西?”我说：“啥也没有，就有一根皮带和一顶帽子在你们这里。”他说：“给你拿来了，你在这里先歇一歇。”
和我同监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工人，我在里面教工人文化，还教那些小知识分子英文。在国民党监牢里教教这些还可以。这些“犯人”里有一个小张，是永安公司的工会主席。我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身上没有一文钱，已被关得头昏眼花，这小张对我说：“你拿上这一百万元法币，我们有钱，我们有工会，你出去得花钱，雇个车什么的。”我接下这一百万元法币后，一个做特务的看守送我出去。监牢离大门还有很远一段路。我以前和他聊天，他是个高中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认识这里中统局行动队的一个王队长，来这里混饭吃，看守犯人。走到大门口，我对他说：“你看管了我半年多，我有句话对你说。你看作是人话，你就听；要是你认为不好，就当我放屁。你年纪轻轻的，这碗饭不是人吃的，你找点别的事干干，换碗饭吃吧。”他对我说：“贾先生，你的话我记着。”
出了大门，我在旁边的一个小烟杂店买了包“大百万金”香烟(相当于现在的飞马烟)，花掉三十万元。然后，雇了一辆三轮车到我伯父商行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路)的办事处，那里有个掌柜的，我就在他那里住下，后来又把任敏找来，在这里我深居简出。有一次我在附近马路上，突然碰到一个我在监狱里见到过的特务，只见他喝酒喝得脸通红，他看到了我，还站下来瞪了我好一会，好像事出意外似的。为此，我只得赶紧找地方搬开，因为我怕给伯父掌柜的再带来麻烦。
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