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与本钱
显然，争面子就像做生意，也是要有点本钱的。
可以用来作本钱的东西、事情和条件很多。一般说来，但凡别人没有而只有自己才有，或虽然别人也有，却不如自己多、好，或不如自己先有，都可以视为“本钱”。比方说，阿Q看过杀革命党，未庄的其他人没有看过，这就是本钱。阿Q也因此而有面子，可以有资格向他人炫耀，有资格在讲述中将唾沫飞到赵司晨(一个在未庄也多少有点面子的人)脸上，有资格在讲述中扬起右手，照着王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该王胡虽然先前曾轻而易举地痛打过阿Q，这回却不但不敢还手，而且还“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就因为这一回阿Q的面子实在颇大之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唯我独有”的东西，也要别人认为有价值才行。比如孔乙己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别人不懂，照理说也应该算是本钱的，可惜别人不买账，也就不算。又比如，阿Q的头上有癞疤，别人没有，但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连阿Q自己也不觉得是面子，当然也就无足夸耀。
历史上公认可以作为面子之本钱的，主要是爵位、年龄和德行。这i种东西，或日三种条件，在上古确非一般人所能有，因此孟子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爵位高的，年纪大的，德行好的，这i种人，是天底下面子最大的。不过，这只是上古的事。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年纪大，德行好，也未必有面子。六七十岁的农民，见了二三十岁的县官，也得下跪叫“太爷”；品德高尚的书生，也远不如贪官污吏吃得开。于是，可以用作“面子本钱”的，就只剩下一种，即社会地位(爵)。
社会地位，一般以“富贵”与否为标志。“富贵”二字虽常联语，但其实是两件事。富指有钱财，贵有地位。贵者或许多富(也不尽然)，富者却并不都贵。子民之中，富莫若商，但从“士农工商”的次序看，则商之地位还在农工之下。古时候，商人再有钱，也不得穿漂亮衣服，只有花钱捐官以后才能摆谱，即富不如贵之证。
所谓“贵”，又包括两方面。一是官位显赫，或拥有可以折算成官位的各类头衔，如“相当于某某级”的职称等。其所以是面子，在于它的拥有者是“人上人”。“人上人”既然“高人一等”，他人便只能“低眉”而不敢“面对”，自然是极有面子。所以，一家公司哪怕只有三五个人，那负责人也一定要自封为“总经理”；而副职如果享受正职待遇，则名片上一定要注明是“正处级”或“正司级”，以免别人小看了自己。
再就是血统高贵了。或出身名门望族，或世代为官为宦，或皇亲，或国戚，或者姓了某一高贵的姓(如爱新觉罗)也行。上古可以作诸侯、大夫的都是贵族，故官位与血统都统一于“爵”。后代的帝王，在酬劳功臣时，也有既封官又赐姓的。可见姓氏、血统，也是一种面子。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杜甫说自己是大将军杜预之后，一以神为祖，一以王为祖，一以将相为祖，虽然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但以血统为面子的精神，却也一以贯之。反正姓孔的都是孔圣人之后，姓岳的都是岳武穆之孙。只有姓秦的不敢夸口，因为秦始皇并不姓秦，秦侩倒实实在在地姓秦。然而姓郑的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郑和之后。其实郑和是太监，哪来的后代?但既然姓是面子，也就顾不得许多。曹操的“祖父”曹腾不也是太监?曹操不也照样姓曹?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不也照样考证出曹操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
这个道理，连阿Q也懂。比如姓赵，在未庄原本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何况后来又出了一个秀才。于是，阿Q为脸上有光故，在灌了几碗黄汤后，竟然不识好歹地公然宣布自己也姓赵，而且“细细地排起来”，比秀才还要长上三辈。这种僭越的言论，自然不能为赵太爷所容忍。于是阿Q便被叫去训斥了一通：“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姓也者，“人之所生”也。生在某姓，即姓某，不存在“会不会”、“配不配”的问题。但赵太爷既然认为阿Q不配，未庄其他人也自然认为不配，最后大概阿Q自己也默认了不配，便从此不敢姓赵。
不过，上述本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家族的面子，也就五代而已。到头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一点面子也没有。同样，原来一点面子都没有的，也可能飞黄腾达，封王封侯，身价百倍，这就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之，面子的大小有无，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很快，甚至是很有戏剧性的。就说阿Q，因为曾经见过革命党一“面”，成了“准革命党”，便在未庄人还弄不清什么是“革命”，稀里糊涂既敬且畏时，短时间地由“阿Q”升格为“老Q”，在“天下有达尊者三”中占了“齿”这一条。后来，“成与维新”了，赵家也有了“柿油党”的“银桃子”，阿Q却没有，于是又再次沦为无“齿”之徒，最后还掉了脑袋。
面子与实力
阿Q得了面子又丢个精光，说到底，还是因为实力不够，因此面子的得失，便完全身不由己。体面体面，总得先有“体”，才有“面”。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体之不存，面将焉附?无其体而求其面，势必身受其害，脸也丢光。阿Q既无姓赵的资格，又公然宣布姓赵，结果什么也姓不成，反赔了地保二百文酒钱；在别人面前连孙子都不如，偏偏还要说什么“儿子打老子”，结果是下回打得更凶。
可见面子的背后是实力。赵太爷能不准阿Q姓赵，是因为他地位高；王胡敢打得阿Q满地找牙，是因为他力气大。阿Q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像他这样要啥没啥的，还死要面子，最后必然是里里外外都赔得干干净净。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面子其实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有实力的面子是真面子，没实力的面子是假面子。如果自己的面子都来路不明，又哪里管得了别人?赵太爷说阿Q不配姓赵，阿Q便不敢再姓赵；阿Q说王胡不配抓可以咬得很响的虱子，王胡就不抓了么?
可惜还是有人喜欢做阿Q。公元1873年，年轻的同治皇帝将举行亲政大典。依照国际惯例，西方各国使节届时都要来朝觐皇帝陛下。这下子朝廷头疼了。朝觐的时候，要不要洋人行三跪九叩之礼呢?要，实力雄厚的西方列强早已开罪不起；不要，则大清皇帝和帝国的“脸面”又将置于何地?当然，不要西方各国使节来朝觐，也是不行的。惹又惹不起，赔又赔不起，躲又躲不掉，简直是走投无路。
幸而这时出了个名叫吴可读的宝贝。此人很有些阿Q精神。他’上了一份奏折说：洋人无异于禽兽。让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等于是强迫禽兽遵行五伦。能让其行不荣，不能让其行不耻。而且臣认为，如洋人也像国人一样行礼，那才是咱们中国的奇耻大辱哪!也就是说，你洋鬼子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么?你还不配!这样听起来，颇有些像赵太爷训斥阿Q“不配姓赵”。所以吴御史的这份奏折，便博得了满堂喝彩。于是朝贺之时，国人行三跪九叩的“文明”之礼，洋人行免冠鞠躬的“野蛮”之礼。一场差点又要酿成大祸的外交争端，就这样顺利的解决，而泱泱天朝大国，也总算保全了“体面”。
遗憾的是，吴御史和满朝文武都没有想到：第一，列祖列宗可都是让“禽兽”们行过三跪九叩之礼的。据统计，从圣祖康熙到高宗乾隆，一百四十多年间，欧洲各国使节觐见皇帝达十七次，十六次都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岂非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第二，譬如在阿Q，原本是想姓赵的。赵太爷说他不配，自然是赵太爷有面子。然而那些“如同禽兽”的洋人们，又何曾想过要“姓赵”?既然没有，你又哪来的面子?
好在不会有人说穿这些，——就是有人想到了，也不敢说。当然，吴某人的高论也不宜公开发表，或通报给洋人。洋人智商再低，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禽兽”。此论一出，势必战乱重开。何况也没有必要。吴某人之所以要发表这一番高论，无非是要为大清朝廷屈就洋人找到一个说法，自己给自己一个精神安慰，当然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但并非所有的面子都只是一个说法，一种安慰。有些东西，便既“好看”，又“好吃”；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比方说，一个读书人，不论十七八，还是七八十，未有“功名”之前，都只能叫“童生”，身份待遇与一般小民无异。科举考试及格，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以后，地位便大不同于以前。单是一领“蓝衫”，便可以在乡下人婚丧嫁娶的酒宴上混吃混喝。因为能请到身着蓝衫的秀才到酒席上，在乡下人看来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如果中了举人，立马就是“老爷”。可以做“学官”，或当“候补县”，或在家以“乡绅”身份结交官府，包揽讼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中了进士，便是“天子门生”。皇上传见，礼部赐宴，金榜题名(名单用黄绫榜公布)，树碑立传(名单由礼部出资勒石于太学)，光宗耀祖(由礼部发银树牌坊于宗祠)。选作京官的在“天子脚下”，分发各省的则尽快候补，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立马就是“县团级”。可见面子有时也是实惠，而且身份越高，面子越大，实惠也越多。小老婆要“扶正”，临时工要“转正”，知识分子要“升职称”，道理都在于此。
当然也不尽然。也有没什么实惠的(比如“顾问”之类的虚名虚衔)，还有要往里赔钱的(比如婚礼丧礼的大操大办)。大操大办婚礼丧礼有什么意义呢?莫非不办婚礼就不是合法夫妻，不办丧事阎王爷就会退货?这道理谁都明白，可谁都得大操大办，因为谁不办谁没面子(趁机敛财者除外)。
这就怪了。一一点实惠都没有的东西，争它作甚?
原来，面子本身就是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