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则人情的基本法则是“回报”。
中国人很看重回报。在中国人看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恩不报固然是小人，有仇不报亦非君子。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人之重视报恩，又甚于报仇。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便“不是东西”；如果恩将仇报，更是“丧尽天良”。但是，如果报恩的程度大大超过施恩，则会受到舆论的一致赞扬。无论怎样加倍地回报，都不会视为过分，甚至干脆就公开宣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报仇就不同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轻度伤害，或是无意得罪，则“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讲和，不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要“睚眦必报”，睚眦(yazi)就是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如果别人只是横了你一眼，也要报复，舆论就会觉得你“过于计较，不好相处”，也就会弄得自己没人缘。二是报的分量。一般地说，以等值为宜。如果人家不过只是踩了你的脚，你却要砍人家的腿，便太过分，也“太不像话”。三是复仇者与结仇者之间地位和力量的对比。如果地位力量相当，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舆论界一般只作“壁上观”；如果是弱者向强者复仇，便会赢得同情、支持和敬佩；如果是强者向弱者复仇，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重人情的中国人，其同情心总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双方所结之仇非常之大，且结仇时强弱正好相反，否则便难保不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所以，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对当年有“一饭之恩”的漂母，便报以千金；对当年使自己遭致“**之辱”的少年，则不予追究，便是深知上述原则之故。
中国文化之所以鼓励报恩，而对报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为报恩只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群体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报仇则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不利于维系群体，甚至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动乱。如果睚眦必报，则更会没完没了，天下大乱。总之，鼓励也好，限制也好，都本之于“群体意识”。
但不管怎么说，回报总是必需的。如果人力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天意”；今生不足以回报，便寄希望于“来世”。报恩，可以是“变牛变马”、“结草衔环”；报仇，亦不妨化作厉鬼前来索命。故民谚云：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鬼不是别的，便正是受害人之冤魂，以及同情弱者专打抱不平的厉鬼。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总之，肯定性的情感(恩爱)也好，否定性的情感(仇恨)也好，都必须回报。不懂得这一点，便是“不通人情”。
人情为什么一定要回报呢?就因为情感是要有回应的。比方说你爱一个人，人家却不爱你，就爱不下去；恨一个人，人家却不恨你，就恨不起来。何况人情之于中国人，并不只是一种内心体验，更是一种重要手段，是用来维系群体的，因此非得回报不可。
维系群体的办法、手段、条件很多，但都不如人情可靠。就说法律。法律当然是有权威的。但法律管得了“迹”(行为)，管不了“心”(思想)；只能保证大家都循规蹈矩，不能保证大家都同心同德。甚至就连循规蹈矩，也未必能保证。一旦执法不严，或法制不到之处，便立即是另一番景象。更何况，对于朝廷王法，中国人虽不敢硬顶，却敢软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能“化千斤为四两”，哪里靠得住?
利害就更靠不住。利害只能结成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关系。有利时趋之若鹜，有害时作鸟兽散；或遇害时团结一致，胜利后又自相残杀。所以酒肉朋友最不可靠。有酒有肉是朋友，无酒无肉如路人，甚至为了争夺酒肉，反目为仇，刀兵相见。
就连面子，也很可疑。面子毕竟是“面”，是表面的东西。这就难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对面时喊哥哥(称兄道弟)，背靠背时摸家伙(你死我活)。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质上是“情”，而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最为可靠。面子可以作伪(假面)，情感却必须真实(衷情)。面子有大小，情感也有深浅，但情感的深浅并不以面子的大小为转移。出于面子为人办事，难免敷衍，或尽力不尽心；出于情感为人办事，则会尽心尽力，两肋插刀。当一个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是出于情感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团结就是心甘情愿的，而这种群体也就势必是坚不可摧的了。
所以中国人要讲人情，而且要讲回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我投之以桃，你报之以李。如此往返相报，则情感更深厚，友谊更绵长，关系更密切，群体也就更巩固。
左右为难然而，人情的回报这事，认真做起来，又很难。
我们知道，“还情”的前提是“领情”。一个人，好心好意把人情送给你，你当然要领受，并表示感谢，这就叫“领情”。这事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因为第一，人之所送，未必我之所需。如果自己并不需要，那么，是收还是不收呢?不收是不通人情，收下又没有用，还要平白无故地增加一个负担(因为收下的人情终究是要还的)。但人家是一片好心，岂可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只好来者不拒，照单收下，然后再琢磨着如何还回去。想想真是何苦!
其次，送人情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明明白白，有的不清不楚，有的大张旗鼓，有的不动声色。这样，有时别人可能是“暗送秋波”，咱们则可能还“蒙在鼓里”，当然也就无由表示领情，这又会无端地得罪一个人。于是，为了不得罪人，就得时时小心翼翼，不要忽视或漏掉别人的人情。但如果人家原本并无此意，咱们却当作人情来领受回报，岂非自作多情?如果每件事都要这么琢磨一番，麻烦不麻烦，窝囊不窝囊，累不累呢?
领情已属不易，还情就更是困难。因为在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中，施送的并非物质，而是情感。即便施送的是物质(比如在一个人遭受灾难时送衣送饭)，也同时还有人情。甚至有时候，真正要送的不是东西，而是人情。物质的东西是容易回报和偿还的。比如你请我一桌，我还你一席，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价钱。还没还，报没报，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事人心里也明明白白。情感就不同了。它是无形的，无价的，不能测量，无法估算。还没还，报没报，或者还没还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只好完全凭“良心”办事。有些特别讲良心的人，只好以数十倍的代价去偿还，如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即是。
甚至就连“还不还”，也是问题。中国人的所谓“人情”，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它是情感，又不纯粹是情感。这就不好办。因为如果纯是情感，就不必还；如果纯是商品，就容易还。最怕的就是说不清。还吧，像做买卖；不还，又好像占了人家的便宜。这可真是左右为难。
更麻烦的是，中国人之所谓“人情”，其实包含着两个内容。一种是真正的感情，我们无妨称为“衷情”。它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而且，你如果执意回报，反倒会伤了感情。另一种则是表面化、程式化或仪式化的东西，我们无妨称之为“表情”。它带有功利的性质，可以“做”，可以“送”，当然也要“还”。如果你错把“表情”当作“衷情”，人家就会认为你这家伙太不懂规矩，太不会做人，甚至太没有良心，或者太不像话。反之，你如果把“衷情”错当“表情”，用常规方式加以回报，则对方便会感到伤心，甚至会愤怒：“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这当然也同样糟糕透顶。朋友们之间，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尴尬事体，——回报吧，显得生分、见外、不贴心；不回报吧，又似乎太夹生、不懂味，是个“半吊子”。于是，就像“活，还是不活”对于哈姆雷特是一个问题一样，“还，还是不还”，对于许多中国人，也都是个问题。
其实“衷情”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其方式与回报“表情”不大相同，然而它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则往往还要更大。
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中国的父母，尤其当代中国的父母，对于其子女，真正称得上“做牛做马”四个字，完全是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甚至类似于“父母”的组织，对待自己的“子弟”也是爱护有加，——免费供他们上学，毕业后为其安排就业，提供公费医疗和低租住房，死了以后还要为其送终。好一点(也就是更像父母一点)的单位领导，在职工犯了错误时，还要代其向上级“求情”，甚或代为其承担责任，乃至代交罚款(当然是公费)。这样一片“爱心”，如说不是“真心”，那简直是没有“良心”。
但是，严格说来，这种关心爱护，实在很难说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是“公私不分”的，详见本书第六章)。因为即便是最真诚的关心爱护，也未尝没有希望回报的成分。领导关心群众，是为了让群众拥护，安心工作；父母关心子女，是希望子女成才，耀祖光宗。说到底，还是“施”与“报”的关系。所不同者，仅在于父母(含类父母者)的爱太真太深，情分也太大太重，连说“答谢”都嫌太轻，简直就应该报之以全部身心才好。
人身依附报之以全部身心的前提就是“听话”。子女如果“不听话”，是最让父母痛心疾首的伤心之举。首先，希望子女听话，完全是一片“好心好意”，因为希望他们能听的那些话，都是出于真诚的爱心，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在单位上不要和领导吵，你交的男朋友靠不住等。所以，一旦子女不听，甚或顶嘴，便既感伤心，又不理解：“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还会害你不成?”其次，“滴水之恩”，原本当“涌泉相报”。现在爸爸妈妈并不要你去涌什么泉，只是要你听一下话，更何况这“听话”还是“为了你好”，都难以实现，还说什么其他?一个连“话”都不肯听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所以痛心疾首之余，那斥责的语言便是：“想想看，是谁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的?你就这样报答父母?”
可见，即便是父母对子女这种最为真诚的爱，也是必须回报的，而听话，也是一种情感的回报方式。父母哺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父母的话；老师教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党培育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听党的话。如果不听，那就是“不思回报”，也就是“忘恩负义”。那么，何以谓之“听话”?所谓“听话”，也就是以对方的意志为意志，以对方的情感为情感，以对方的爱憎好恶为爱憎好恶，这还不是报之以全身心吗?这种回报的代价，还不算大吗?
然而这一代价却不能不付出。因为父母要求子女听的话，都是出于一片好心，本身就是一份“人情”。如若不听，则人情也就无由送达。这样一来，不听话就岂止只是“不思回报”，简直就是“不领情”!岂止不领情，简直又是“好心当了驴肝肺”!有此三重的背谬，——不领情，不回报，不承认其价值，怎不让人伤心之至?怎不让人生气、憋气、痛彻心脾?显然，但凡是人情，就要回报，不论是“做”出来的表情，还是发自内心地衷情，都如此。而“听话”，则是其前提。
于是，由人情维系的人际关系，就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人情关系怎么会是依附关系呢?从表面上看，在人情关系中，一方施送，另一方领受并回报，倒像是做买卖。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不乏用人情来包装交易的。但是，用人情来包装交易，恰恰证明人情不是买卖。买卖关系是最平等的。一方愿买，一方愿卖，价钱讲好，即可成交，谁也不欠谁的。人情关系就不同了。上回你帮了我的忙，这回我又帮你的忙，看起来好像已经“两清”，然而人情却还在(否则就叫“人一走，茶就凉”，是不通人情的)。于是，下回我找你，你还得帮忙。这样送来送去，还来还去，就永远还不清。既然还不清，两个人就只好互相依附了，因为他们永远都欠着对方。
更何况，情本之于爱。爱这个字，繁体作“爱”，一颗心夹在当中，既表示凡爱都要出自内心，也未尝没有把对方“纳入内心”之意，也叫“关心”。即把对方搂在怀里，关在心中，因此又叫“关怀”。关怀显然不平等。比如，我们只能说父母关怀子女，领导关怀群众，组织关怀个人，不能倒过来说。道理很简单：只有父母把子女搂在怀里，哪有子女把父母搂在怀里的?当然，“关心”一下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关心国家大事”)。但这种关心，不过是关切、牵挂、惦记、眷恋的意思。为什么要关切、牵挂、惦记、眷恋呢?因为自己的心已经被“关”在对方的“怀”里了。如果不关心一下，心里就会没有着落。
可见，真正的人情关系是必须“交心”的。爱的一方固然要“将心比心”，被爱的一方也要“以心换心”，这样才能“心心相印”，彼此也才“放心”。放心当然不错，问题是放在哪里?当然只能放在关怀者的怀里。既然“心非我有”，自然“身不由己”。于是关怀者的爱护便很可能变成干预。比如高考时为子女代填志愿，婚恋时为子女代找对象等。有时这种“爱护”甚至会演变成父母对子女的人身限制和人身侵犯，比如打骂等。而且，还要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筷子头下出浪子，棍子头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等等。这些话说起来都十分理直气壮。因为“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父母付出的代价更大，更何况原本是为了子女“好”。
既然身与心都交出去被“关怀”了，则听话也就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倘不听话，关怀也就无由实施。再说，心都交了，话又有什么不可听的?自然“不在话下”。当然，什么独立人格，什么自由意志，也就都谈不上了。
看来，人情这玩意，虽然是个好东西，麻烦却也不小。没有固然不行，太多也难对付。就拿听话这事来说吧，不听得不到关怀，太听却又会失去自由。那么，有没有办法既能得到关怀又多少能有点自由，既不缺少人情又不为人情所羁绊呢?办法也许是有的，只不过，你可就得世故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