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与做人世故原指“世间一切事故”，所以也可以叫“世面”。但“面”有新有旧，“故”则都是先例和成规，也就是经验和教训。一个人，世面见得多了，肚子里的故事、成规、教训相应地多起来，也就“深于世故”。
世故是用来做人的。
做人是头等大事，没有谁可以不做人。然而做人又是何其难也!比方说，一个人，在单位上，是应该表现好一些呢，还是应该差一些呢?便很难。表现不好要被批评，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坏，甘居中游，则又可能被视为平庸。又比如，你对某人某事某问题有看法，开会或别人来征求意见时，是说还是不说呢?说，是“锋芒太露”；不说，是“城府太深”；私下里说是“两面三刀”；公开地说是“目中无人”。再比如，有人托了人情来求你，要办一件极难的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不答应是“不给面子”，答应了办不成是“骗人”，实情相告是“推托”，含糊其辞又会被视为“滑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是之故，中国人常常会感叹：“做人真难!”
做人难，就难在这“人”原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的。
这就很不好办。如果是自己要做人，或者是为自己做人，事情就比较简单。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么做，都由自己决定。做好做坏，也都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为别人做人，就麻烦了。做什么，得看别人的意思；怎么做，得看别人的脸色；做得好不好，也归别人说了算。责任是自己的，批评权却在别人手里。这就很可能花了钱，出了力，还不讨好。一不小心，便“香也烧了，菩萨也得罪了”；或者是“讨好了土地，得罪了灶神”。
比方说，一个做媳妇的，是该早早起床伺候公婆呢?还是该多和丈夫温存一会儿呢?便很难掌握。结果，“起早了得罪丈夫，起晚了又得罪公婆”。又比如，婆媳关系紧张(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做儿子和做丈夫的，夹在中间就很难做人。弄不好，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或者“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为别人做人已是很难，何况这“人”还要做出来给别人看!在中国，一个人会不会做人，做得好不好，甚至是不是人，都取决于别人的“看法”。别人看着好，就好；看着不好，就不好。然而，要想所有的人都说好，又是何其难也!“一娘生九子，九子十条心”，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标准都不一样，哪里统一得起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又怎么会人人叫好?更何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便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要说出来，而且大家都认为有资格有义务说出来。更糟糕的是，这些看法我们还不能不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做人，既然是为别人而做，是做给别人看的，当然也就得由着别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就好比演戏，既然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当然也就有资格叫好或者喝倒彩。
但做人又毕竟不是演戏。戏有很多而人只有一个。演戏，可以根据观众的好恶来安排节目。观众爱看什么，就演什么。做人就不行了，必须始终如一。如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两面三刀，那就“不是人”。再说，演戏和看戏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看我的戏，也可以看别人的；我可以演给你看，也可以演给别人看。实在演不下去，还可以不演。做人就没有那么自由。你不能挑选“观众”，也不能选择“剧场”，更不能“罢演”，除非自杀。但即便自杀，也不管用，因为那只会招来更多的猜测和议论，结果便是做鬼也不安宁。
因此做人极难，而且难免“假”。比方说，面对面时“做人”，背靠背时“搞鬼”；有人看时“规矩”，没人看时“胡来”。这也不奇怪。做人不为自己，能不假吗?做人要别人看，能不难吗?又假又难，还做得好吗?
也就只好世故一点。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而已集?小杂感》)。道理也很简单：完全不懂，显得自己无知、幼稚，甚至弱智，是丢面子的；句句都懂，则显得对方不过如此，并无高深之处，不像“名流学者”，便会让对方丢面子。因此，最好是“偶有不懂之处”，这才对方既高深，自己也不弱智，大家都有面子，当然“彼此最为合宜”。同理，与学问不多而职位较高者谈话，也最好让他“偶有不懂之处”。他如果完全都懂了，便显得你自己水平不高，会让他看不起，是丢面子的。甚至，还会让他疑心你来讲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是不是存心要小看他，不把他放在眼里。反之，如果他完全不懂，又会疑心你故意卖弄，要把他比下去，让他丢脸。可见完全不懂和完全都懂是不行的，非半懂不懂不可。又可见中国人之所以要有世故，实在是因为做人太难。
像话不像话然而，中国人一方面抱怨做人太难，另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给做人增加困难，比如随便说人“太不像话”就是。
说起来，“太不像话”，也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从逻辑上讲，“太不像话”这种说法是全然不通的。话，是一种语言，怎么能去“像”?也许，它原本不过只是“像人们话中所说得那样”之省略。但这也是不通的。因为“不像话”者之言行，发生在斥其不像话之前。你事先并未“话”过，让人家怎么去“像”?或云此“话”乃公认之道德标准，这也同样有问题，因为世间并无一成不变的什么“公认道德标准”。比方说，一对小夫妻，恩恩爱爱，卿卿我我，同出同进，体贴温柔，像不像话呢?在观念比较传统的人看来，也许就不像话；而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看来，打老婆，当爷们，视妻子如奴仆的做派，才叫“太不像话”。总之，像话不像话，全看别人如何说话，哪有什么客观标准可言!
正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因此这一谴责便可以广泛地运用于一切领域：武装干涉别国是“太不像话”，在车上抢了别人的座位也是“太不像话”；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是“太不像话”，初中生谈恋爱也是“太不像话”。可见，何谓“像话”，何谓“不像话”，何谓一般的“不像话”，何谓严重的“不像话”(太不像话)，既无标准，也难量化。
显然，所谓“太不像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愤怒和鄙视的情感态度，是属于“人情”范畴的东西。它加之于人，既非法律惩处，亦非道德谴责，在分量上，也远较缺德、卑鄙、下流、无耻、丧尽天良等为轻。但唯其轻，便可滥施于人。反正随便说人“太不像话”，不必负法律责任，也不会对簿公堂，顶多被回赠一句“你才太不像话”。
这下好了!有了这个武器，中国人就可以自由而得心应手地，对一切自己认为“看不惯”、“看不顺眼”、“看不下去”的人和事，表示愤慨和鄙视。事实上，当人们怒斥某某人“太不像话”时，往往也是他们“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比如**的事，背着人怎么都行。如果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亲嘴接吻，便会被视为无耻，遭人白眼，甚至干预。其实，他两人自在那里快活，干他人何事?说穿了，不可容忍者，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背着人就可以放肆)，而在于他们的“态度”——“居然不怕别人议论”，岂非“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才弄得人人愤慨。想想看吧，自己不知羞耻，已是“很不像话”；如果再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岂非“太不像话”?
可见，像话不像话，全在别人顺不顺眼。顺眼就像话，不顺眼就不像话，不太顺眼就不太像话，很不顺眼就很不像话。反正像话不像话，都归别人说了算，自己说了是不算的。
做人为什么要别人看着顺眼呢?因为这“人”原本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这就好比在舞台上，自然应该字正腔圆。如果把台词念得颠三倒四、结结巴巴，当然“不像话”。显然，“像话不像话”的“话”，也就是“台词”。“台词”怎样才念得好?关键是要有“观众意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注意影响”。中国人从小就被施以“注意影响”的教育，懂得诸如不要授人口实、留为话柄、招来物议等人言可畏的道理，从而“夹起尾巴”，小心谨慎地做人。否则，自己辛辛苦苦地“做”了出来，别人却看着不顺眼(“影”不好)，说着不中听(“响”不好)，岂不是亏本生意?于是，便只好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走路看影子，说话听回音，规行矩步，瞻前顾后。至于什么开拓啦、创造啦，对不起，那可“顾”不上了!
然而“注意影响”也不容易，因为中国的“观众”并不好打发。比如中国人是不喜欢“张狂”的，因此做人就得收敛一点。不过他们也不怎么喜欢“窝囊”，因此又不能一点“尾巴”都没有。最好是深藏不露，若有若无，“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而且，藏的时候看不出来是在夹着，露的时候又不知是怎么出的手。这是做人的诀窍，也是世故。
其实，就连“世故”这玩意，也是件麻烦事儿。不懂不行，太懂也不行。完全不通世故，就不会做人，让人讨厌；太懂世故，又深于城府，让人害怕。大概也是“偶有不懂之处”为好。难怪鲁迅先生要说：“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南腔北调集?世故三味》)。这就如同脸皮，没有是无耻，太厚也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中国人做人之难，在这里又可见出。
世故与人情的确，中国人的世故，正如他们的有时不得不说假话，也至少有一半是逼出来的。
就拿“做人情”来说，便很让人为难。不做固然不行，但好心也未必都有好报。比如做媒。中国人是热衷于做媒的。如果能帮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找到如意郎君，或帮年过三十的老光棍娶上媳妇，当然是天大的人情，人家说不定会感激一辈子。但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其前途完全是未知数。如果婚后女方觉得嫁非其人，男方觉得娶不如意，则感激就会变成悔恨乃至怨恨，甚至连带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也会把婚姻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媒人，抱怨都是媒人“干的好事”。
严重一点的，还会找媒人算账，弄得朋友之间反目成仇。媒人辛辛苦苦却落了个浑身不是，岂非太不合算?
同样，没有人情不行，人情太多也麻烦，因为算不清账。比如甲欠乙的情，后来找到一个机会还了。在甲看来已然“两清”，而乙则很可能认为并不等值，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心理不平衡。甚或会认为甲这样做，是“耍滑头”。也可能乙认为已然“两清”，而甲则认为自己欠得少还得多，应视为新的人情，并对乙的不肯认账不满。这样，双方就可能结怨，甚至可能由积怨而致结仇。不但人情白做，弄不好连朋友也丢了。
原因就在于人情不但有情感意义，也有功利性质。这就让人为难。因为如是纯情感的，就不必斤斤计较；如是纯商品的，就不妨明码实价。现在，一方面要讲功利，另方面又要顾面子，结果当然是表面上强颜假笑，心里面没完没了地嘀咕。第二，即便承认人情是商品，其价值也无法估算。既不能公开标价，也不能明确议价，当然也不能签订合同，按质交货，照价付款。第三，人情关系既然被视为“非商业行为”，则人情的偿还，就必须有机会，否则“交情”变成了“交易”，大家脸上就不好看。但是，等机会即等于无限期。何况，机会有大有小，人情有多有少，是否等值，只有天知道。这样，托了人情是否能打通关节，送了人情是否能得到回报，还了人情对方是否认账，一律心中无数，完全没有底。在甲可能觉得“已尽人事”，在乙则可能认为对方“背信弃义”；在丙可能不过是在“等待机会”，在丁则可能认为对方“不通世故”。大家扯不清，双方都有气，则好事也就变成了坏事。
这就不能不让人变得世故起来。
第一，必须懂得如何让别人欠下人情。比如，关心他人，体贴他人，照顾他人，在他人有困难时伸出救援之手，或利用工作职务之便“与人方便”等。这些一般人也都能做到。深于世故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善于察言观色，又消息灵通，在他人尚未开口或不便开口时主动上门服务，甚至已然把事办好，让他“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二，不动声色，举重若轻，事前不张扬，事后不夸功，甚至“不认账”，当然也绝口不提回报的事；其三，不计利害，甚至无妨让自己吃一点不大不小的亏(以拟送之人情的大小为比例而以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为限度)，担一点“有惊无险”的“风险”。这三条，都能感动对方的“真情”，产生一种“怎样也报答不了”的心理。本钱虽未必多，红利却相当可观。
第二，必须懂得如何不欠人情。人情是必须回报的，但何时回报，如何回报、应该回报多少，却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如果欠的小还的大，岂不吃亏?如果欠久难还，成为负担，岂不糟糕?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受惠于人，欠下“情债”，甚至无妨吃一点亏。不过，亏要吃在明处，不能吃暗亏，至少要让对方心中有数。
第三，必须懂得如何“做人情”。这也包括三点：一是“看准对象”。凡对方要求迫切，明确表示将有回报，且有能力回报，或特别“重情义，懂规矩”的，可以一做；如对方人情资源丰富，关系网络庞大，社会背景非同一般，则即便一时没有回报，也可考虑预为“感情投资”，只当是买股票；如对方虽无回报可能，但“来头大”，得罪不起，也只好敷衍敷衍。总之，人情不可“滥做”。二是“做足文章”。做人情不同于商业投资，有几份股就分几份红。如果人情做小了，对方不当回事，则你的人情就白做了。只有把人情做足，让对方一辈子也忘不了，才不是亏本的买卖。即便是“顺水人情”，也不可做得太“顺手”，以免对方“小看”了自己，或来得容易去得快，不当回事。当然，这种技巧只能用于对方不知底细的时候，否则看穿把戏，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人情送出去。三是“轻易不用”。你十分卖力地做了人情，对方举手之劳就还了回来，这就是亏本。而且人情用过一回，下回就不可再用。再用还要再投资。所以，“投资”之后，不要轻用，用一回就要用足。一方面文章做足，另方面人情用足，才是做人情的高手。
这也实在太可怕了。人心险恶如此，算计如此，世间还有真情在么?答日：真情是有的，世故也是有的。说出这世故，正是要保住那真情。所以说真话者必不世故，而真正深于世故者，也断然不会把这些底细公之于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