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利与良心其实，比世故更可怕的还有势利。
势利与世故是不同的。表面上看，它们都是以一己之私利，为考虑问题、为人处事的出发点。但是，世故者在谋私的同时，尚能顾及他人，或顾全大局，势利者则只有自己没有他人；世故者尊重人情法则，只不过利用人情法则为己牟利，或在不违背人情法则的前提下打小算盘，势利者则从根本上违背人情法则，并对此法则起到一种破坏作用；世故者往往特别顾面子，无论如何谋私，面子上总过得去，势利者则完全不要脸面，**裸地表现出对权势的巴结和对财利的追逐；世故者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可以牺牲眼前小利，甚至有意吃亏，势利者则鼠目寸光，见利忘义，在人格上也更为卑下。所以，中国人对世故和势利，也就有不同的情感态度。对于世故，是一方面批判，另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加以提倡或暗中学习；对于势利，则只有批判，而且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势利不但可鄙，而且有害。试想，一个人，得势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众人趋之若鹜，一旦失势，便“树倒猢狲散”，甚至“墙倒众人推”，岂不可怕?又试想，群体兴旺时，大家都来吃它用它依附它，一旦面临危难，便“作鸟兽散”，谁也不来保卫和维护，这个群体岂不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显然，一种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决不会允许这种严重后果产生。
于是就有了“良心”和“义气”。．所谓良心，从字面上看，就是良善之心。但在事实上，却并非一切善心都是良心，也并非一切恶行都是“没良心”。比方说，见他人悲哀而无动于衷，见他人遇难而不思救助，就只能叫做没有“同情心”；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在公共场所胡作非为，就只能叫做没有“公德心”；光天化日之下干不要脸的事，或干起坏事来公然置舆论于不顾，就只能叫做没有“羞耻心”。这些都不能叫做“没良心”。只有那些知恩不报、见利忘义、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行为，才被斥为“没良心”。比如一个人，先前受过别人的资助，后来别人有了困难，明明自己有能力，却不肯援手，反倒装聋作哑，作壁上观，便是没有良心。又比如，一个男子，在落难时得到一个女子的体贴和关怀，发达后却另攀龙门，甚或停妻再娶，也是没有良心的。可见，良心，是专门用于人情回报的一个道德范畴。
有良心就是有情义，就是美，也是好，合起来叫“美好”。没良心就是无情义，就是丑，也是恶，合起来叫“丑恶”。美好的事物人见人爱，丑恶的东西人见人憎，这就从心理上确立了“人情法则”。一个人，如果不通人情，不讲良心，那就是内心丑恶，不但他人憎恶(嗤之以鼻)，自己也应羞愧(无地自容)。这就会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使那些“不讲良心”的人无法“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显然，良心之于人，是一种“软控制”，靠的是每个人是否“安心”。因此，一个人，无论多么“不讲良心”，也无论有多少人认为他“太不像话”，如果他自己并无“于心不安”之感，别人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宰予和孔子辩论守丧的事。孔子坚持“三年之丧”，宰予则认为只用一年。宰予说，父母死了，要守丧三年，为期也太久了吧?陈米已经吃完，新谷又已登场，打火用的燧木已经改了四次(古人钻木取火，四季不同，一年一个轮回)，该可以了吧?孔子反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饭，穿那花绸衣，心里安不安呢?宰予坦然地答道：“安!”孔子便气哼哼地抢白说，你觉得“安”，你就去干吧!一个君子，在居丧守孝的日子里，吃着美味不觉可口，听着音乐不觉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安逸，所以才不这样做。你既然“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干好了!
宰予与孔子的这场辩论，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不就是一个只守一年，一个要守三年吗?也值得争?再说，宰予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然而孔子却不肯讲价。因为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
父母既然予我有“三年怀抱之爱”，则我们也应该有“三年守丧之回报”，否则便是没良心。但是，这种回报，父母显然并不能享受到它的真正好处，所以，归根结底，也仍然只是我们自己是否安心的问题。因此孔子听了宰予的大放厥词后，第一个问题便是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安乎?”宰予竟然答日“安”，孔子即便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也只好发脾气说“女(汝)安则为之!”一点办法也没有。圣人尚且无奈学生何，我们又能拿那些势利小人怎么样?
良心与义气显然，仅用良心，实不足以对抗势利。更何况，势利的存在，也未尝没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是：趋利避害乃是人的本能。这可不是一句“没有良心”便可以轻易打发的。如果说，利的诱惑尚能抵御，那么，害的威胁便几乎难以抗拒。公元前265年，秦昭王为了替其相范雎报仇，诱拐软禁了赵国孝成王的弟弟平原君，要他交出藏匿在自己家中的魏相魏齐(范雎的仇敌)。赵王闻讯，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发兵包围平原君府，魏齐趁着夜色逃出，求救于赵相虞卿。虞卿又与魏齐一同自小路逃往大梁，希望通过魏国信陵君的关系逃往楚国。信陵君得到通报，因为畏惧秦国，“犹豫未肯见”，故意装糊涂说，虞卿是什么样的人呀?信陵君的“上客”侯赢在旁边看不过去，便接嘴说，虞卿是什么人?是个趿着草鞋，扛着雨伞，随随便便地前去游说赵王，才见了三次，就拜相封侯，普天之下都争相结识的人。那魏齐穷途末路，求救于虞卿，虞卿不敢看重高官厚禄，解除了相印，辞掉了封爵，连夜抄小路来到大梁，只为急他人之难而求救于公子，公子却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信陵君一听便脸红了，连忙驾车赶到郊外相迎。但魏齐早已听说信陵君的留难，怒而自刭了；而虞卿遭此打击，深感“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从此郁郁寡欢，只好去发愤著书。
平心而论，信陵君绝非小人。八年以后，他为了救赵之危，竞担了天大的干系，窃取兵符，刺杀晋鄙，夺魏王军权以攻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救赵”，曾一再被演绎成小说、戏剧和电影。信陵君这一义举，是否受到“魏齐事件”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信陵君不是小人，则可以肯定。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有名的君子。“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如此德高望重，尚且难免势利，况芸芸众生乎?
因此，要对抗势利，除了要有良心外，还要有义气。魏齐对于信陵君是否有恩?想来没有。事实上侯赢也并未谴责信陵君不讲良心。其所以打动信陵君者，还是虞卿“急士之穷”的“大义”，一种不愿看到一个国士竟走投无路的“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是一种爱心，一种见人遇难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一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义之心”。其实魏齐与范雎的恩怨，与虞卿和侯赢都没有什么干系，他们纯粹是“多管闲事”。而且，魏齐对于范雎，也确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恶。当初，范雎地位低下的时候，曾随同魏国中大夫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须贾为了推卸自己出使失败的罪责，竟诬陷范雎“里通外国”。作为国相的魏齐，只听了须贾的一面之词，便喝令手下把范雎往死里打。范雎装死，魏齐又令人将其扔进茅厕，让喝醉酒的宾客往他身上撒尿，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范雎得势之后，必欲置魏齐于死地，也是“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如果这时范雎还只是一个布衣，则无论他如何复仇，复仇的手段如何无所不用其极，都会被视为义举。但这时范雎已为秦相，恃强秦而凌弱国，便未免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了，因此才引起虞卿、侯赢等人的义愤，非得要帮那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魏齐不可。
由此可见，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一般回报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义。义与利是不相兼容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气是势利的克星。一个人做了坏事，如果既未受“良心谴责”，又不能“良心发现”，其他人就有理由制裁他，制裁的行为就叫“义举”，而制裁的动机就叫“义气”。这样，一个人如果因“势利”威胁利诱而不顾“交情”，那么，他即便不怕良心的谴责，也要忌惮义气的制裁。江湖中人之所以比别人更讲义气，就因为在充满危险的江湖道上，利的诱惑和害的威胁都更大。久而久之，义气便差不多变成了江湖上的专用名词。
义气无疑也本之于人情，所以又叫做情义。然而，无情者固然无义，有情者却未必有义。有的人，平时不乏脉脉温情，紧要关头却畏畏缩缩，便是有情无义。显然，情是“感”而义是“气”。气有血气，有习气。血气刚烈者勇，富于“勇气”；习于仁义者正，富于“正气”。加起来就成为“节操”，叫做“气节”。有此气节，于己，则忠信诚毅智仁刚勇；于人，则坦荡磊落正大光明。既视死如归，又疾恶如仇，当然也就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为维护正义和主持公道不惜大义灭亲、舍生取义了。
这也是义气与良心的不同之处。良心只管自己，义气却可以由己及人。这样，它就能起到一种良心起不到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只是“不讲良心”，也许不过“心”无所安；如果居然“不讲义气”，那就可能“身”受其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人情味良心和义气是人情法则的哼哈二将。一个“诛心”，一个“杀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陶冶于内，一个制约于外。如此，则人情法则的贯彻，也就畅通无阻。
不过这哼哈二将，也只是对付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是用不着开口良心闭口义气的。一个人，有事没事的，又没谁招他惹他亏他欠他，也动不动就良心义气，就没意思了。
有意思的是“人情味”。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极富人情味。“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同”。弥勒笑口迎宾，观音托瓶送子，山川自相映发，禽鱼自来亲人。就连看病，也极富人情味：两指搭脉，望闻问切，文火慢熬，药香四溢。中国人，简直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世界里。事实上，在中国，人情味比许多东西都重要。一个人，可以没有钱，没有权，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不能“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就不是人了。
人情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因为人情是美好的。中国人认为，人的心灵之所以美，全在“有情”。情字从心从青。“青”表声，也表意。“青”的本义，是“春季植物叶子的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热爱生命，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来说，“青”也就是最美丽的颜色，如天空之美者日青天，季节之美者日青阳，年华之美者日青春，妇人之美者日青娥，头发之美者日青丝，合金之美者日青铜，目光之美者日青眼，楼宇之美者日青楼。用之于造字，则心之美者日“情”，言之美者日“请”，人之美者日“倩”，目之美者日“睛”。情既为“心之美者”，则有情者必心灵美，心灵美者必有情。
美的也就是有味道的。在中国，但凡说“有味”，便是赞美之词。比如说一盘菜“有味道”，就是说它好吃；说一本书“有味道”，就是说它好看；说一个女孩子“有味道”，就是说她可爱。人情味既然是人情的味道，或因人情而生的味道，当然更是“美”。
所以中国人喜欢人情味。
人情味与人情有关，但不等于人情。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欠了人情，或做了人情，却不能说欠了或做了人情味。因为人情往往有实际的内容，比如帮人调了工作，分了房子，找了对象等，人情味却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情调，并无什么实际内容。这就正如一盘菜很好吃，但那味道却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人情味只是人情的调子和滋味，形式和感觉，或因人情而赋予某人、某事、某物的“形式感”。形式感虽无实际内容，却也不能没有。没有它，生活就会“枯燥平淡”，活着就会“了无趣味”，文章就会“味同嚼蜡”，人们就会“没有意思”。中国人是很看重“意思”的。比方说，一个人，大老远地来看你，你就是再忙、再累、再不耐烦，也得意思意思。回到原先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比如家乡、旧宅、原单位，见到亲朋故旧、乡里乡亲、街坊邻居，自然也得意思意思。这是人情，也是人情味。不这样做，就是“不通人情”。
不通人情是不行的，有没有人情味也大不一样。因此，一个人如果有了困难或有了麻烦，要找领导说情或求情，便往往会在下班后找到家里去，就因家里比办公室更有人情味。同理，单位上的同事尽管天天见面，逢年过节仍要组织诸如联欢、郊游、聚餐一类的活动，也并非当真就是要吃、要喝、要玩，而主要是增加单位的人情味。所以这类活动，不论个人愿意与否，一般都应积极参加为宜，否则便会被视为孤僻、孤寒、不合群，或者没有人情味。人情味和人情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人情味，即等于没有人情。
不过，一个群体，却又不能只靠人情来维系。情深藏在心，看不见，摸不着，无从确认，不可测量，或因人异，或因时迁，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容易冲动，难以把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仅仅只靠这“感情”来“用事”，毕竟风险甚多，不大靠得住。
这就要再想办法。就像光有良心还不行，还得讲义气一样，光靠温情脉脉也不够，还得有一个“硬件”，一个更具有现实性、强制性、结合力和制约力的机制，来作进一步的规范和制约，才能保证群体坚如磐石，不至于变成“一盘散砂”。
这种机制就是“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