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平心而论，大锅饭也未必就不好。当真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或者能敞开肚皮吃，不用争不用抢也不怕锅里没有，有什么不好?至少是省去许多纠纷和麻烦。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东西少点不怕，只要能做到“均平”，也就“太平”。
问题是你要做得到!除非把单位都变成水泊梁山。然而，即便水泊梁山，也并非真的都“一样”。虽云“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但毕竟各人酒量食量并不相同，何况还有座次之别。更何况，“一样”并不见得有多好，“不一样”也不见得就多么不好。因为“一样”，可以是“一样的”出钱出力，也可以是“一样的”不出钱出力；可以是“一样的”少得少拿，也可以是“一样的”多吃多占。如果把是否“一样”当作唯一准则或最高准则，那么，两种不同结果作为可能性，应该说同时并存，完全“一样”。
这就必须引入其他机制来进行引导。在水泊梁山，靠的是哥们义气；在单位，则靠思想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社会风气正，领导干部能够带头的情况下，结果就比较好，反之则可能会不可收拾。但是，思想教育虽然“有用”，却并不“万能”，因为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现实的状况只能用现实的力量来改变。所以，还必须有一系列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法和手段来加以调节。这些经实践证明是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平摊”，主要用于需要出钱出力的时候。大至“集资”建机场、修公路、盖厕所，小至单位上操办婚礼和打扫卫生，都可以照此办理。单位可以向个人摊派，上级也可以向单位摊派，还可以层层摊派。这是吃亏时的“大锅饭”。虽然“吃了亏”，但因为是“平摊”，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所以即便心里不高兴，也没有话说。
第二是“平衡”，主要用于可能发生“倾斜”的时候。“倾斜”就是“不平”，好比一架天平，一边盘子里东西多了，就要在另一边加砝码，才能“平衡”。比如某同志年事已高又不能胜任工作，必须让他“退下来”，为了怕他心里不平衡，就在退休之前先提一级，一提一退，正好“平衡”。又比如，甲同志晋升了职称职务而乙同志没有，便让乙同志“评优”，多领些奖金，这样，“堤外损失堤内补”，心里也“好过些”。每个单位的领导，差不多都会这一手。这种办法也可以用于对待单位。比如，分配各种权益配额时，大单位理应得的多，但是小单位也应适当照顾，多少给一点，否则便会“太不平衡”。甚至选代表，选理事，选董事，选委员，对于诸如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妇女界、侨胞等等，也要有所照顾，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懂事”，“理事”，有参政议政能力，就不一定“顾”得上。总之，每当评奖、评优、评先进、评职称时，就要分配名额，而且最后要由最高仲裁机构来“平衡”。
第三是“平列”，主要用于论功行赏的时候。为了“平衡”，往往将有关人员统统开列上去，“见面分一半”，利益均沾。实在“平列”不了，便“轮流坐庄”，今年我评优，明年轮到你，后年轮到他，最后仍是“平列”。也有获奖者把奖金拿来“平分”的。如数额不多，请大家一起来“撮一顿”，也是办法之一。因为贡献是大家的，荣誉是集体的，岂能让人“独吞”?独食难肥，还是大家一起“吃”下去为好。谁要不懂这个道理，那他在单位上就休想“做人”。
第四是“平抑”，主要用于有人硬要“出头”的时候。“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一般人是不敢出头的。有了功劳，一定要归功于集体，甚至在客观上造成归功于众的“事实”。比如《水浒》第八十六回写宋江大战贺统军，贺统军明明是被镇三山黄信一刀砍在马头上摔下马来的，但因又有杨雄、石秀、宋万赶到，“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可怜贺统军，只因梁山好汉要“平抑”功劳，竟不得“全尸”。这种自我平抑的做法自然是很高明的。如果一个人不会做人，硬要风头出足、好处占全，众人便会来平抑他，比如扣上“骄傲自大”、“脱离群众”、“有个人野心”之类的“帽子”，或者找个茬子趁机收拾他一下，让他知道利害。谚云：“人怕出名猪怕壮”，道理就在这里。猪太肥了，就会被宰；人太出名，就会挨整。所以越是“出名”，就越要“谦虚谨慎”，特别是待人接物时，要多给对方面子。因为你的面子大，人家心里本来就不“平衡”，但如果你和他“平起平坐”，他等于毫不费力地便得了个同样大小的面子，自然立即平衡起来。
总之，平摊、平衡、平列、平抑，着眼的都是“平”，即“大家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要超过谁”。但是，按照辩证法，大家都好，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好”；大家都要吃，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吃”。某大学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某系几个人争一个教授晋升指标，相持不下，最后是大家都不当，指标上交，从此天下太平。
铁饭碗显然，这样的一种“平”，是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骨子里的极度不公平。它连蒯通所谓“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的境界都达不到，还奢谈什么社会主义?饭是要养人的，大锅饭养什么人呢?恐怕只能造就平庸，培养饭桶。平就是“平凡”即“不优”，庸就是“庸常”即“不异”。不优不异又不少“吃”，非饭桶而何?
大锅饭对国家民族也没什么好处。因为所谓平摊，实际上是“不论差异”；平衡，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平列，实际上是“不识好歹”；平抑，实际上是“不准竞争”。何况还有“平息”，是“不明是非”；还有“平调”，是“不看贡献”。所谓“平调”，就是把贡献大、出力多的地区、单位创造的财富调给贡献小、出力少的地区、单位，让大家在分配上一律“扯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鞭打快牛”、“奖懒罚勤”。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上“厚此薄彼”，而且其所厚者，又是能力较低的“弱”者。从情理上讲，这好比父母偏爱或更心疼子女中的“弱智儿童”，倒也“情有可原”，但绝对“理无可恕”。因为其结果，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弱化”，让人人都变成“等、靠、要”的“伸手派”，这是断然不会有前途的。
所以，吃大锅饭的单位，便变成了弱者的天堂，强者的牢笼。这也是弱者往往醉心于找一个“可靠”的单位，而强者每每想要“跳槽”的原因。不过实施起来，却又每每是喊的多，做的少，其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比如欠了单位的人情或碍于领导的面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往往在于与“大锅饭”息息相关的“铁饭碗”。
所谓“铁饭碗”，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它意味一种“身份”，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或“国家干部”。有了这种身份，便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和“闲杂人等”区分开来；有了这种身份，也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可以和“无业游民”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一旦获得，便轻易不会丧失。即便调动工作，换了单位，在这边吃大锅饭，在那边也吃大锅饭。调到民营企业的，仍可保留身份；企业即便破产，国家也有义务为其重新安排工作。总之，有了这种身份，就永远“有饭吃”，所以是“铁饭碗”。
其次，有了这种身份，只要在单位上不犯错误，准确地说是不犯大错误，其职务、职称、级别、待遇，一般都只升不降，临退休还能升一级，退休后还能领退休工资，退休工资有时还能随物价的上涨而上升，直至终身，所以是“铁饭碗”。
第三，有了这种身份，并在一定的单位工作，还意味着有一套住房，以及一系列非工资可以替代和估算的福利和好处。正因为不可估算，所以格外诱人；也正因为无法替代，所以不可轻弃。如果要“跳槽”，就得对这些附加的“无形收入”进行估算，其结果往往是“铁”了心在原单位待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铁饭碗”。
由于“铁饭碗”有这么多“好处”，而这些“好处”又主要由其所在单位来兑现，而且为此单位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进人指标”、“户口指标”、“建房指标”等)，因此，一个人，一旦端上了一个单位的“铁饭碗”，则他与这个单位之间，就有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是一种“铁”的关系。单位既无权随便开除他，他也不能随便说走就走。除了制度的限定以外，也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即自认为欠了单位的“人情”，应以“安心工作”来作为回报。他这样认为，领导和群众也会这样认为。比如一个人，原本是没有什么“身份”的，单位上把他调来，落了户，分了房，又公费送出去学习进修，混到了文凭，又凭此而提了级(依“大锅饭”和“铁饭碗”原则，一旦提升，调出去也可保留原级别)，本应“报效”的，现在却公然要“跳槽”，另攀“高枝”，则舆论便会一致指责他“没有良心”。所以许多人的调动，往往趁单位“亏待”了自己(如职称没评上，房子没分到)时提出，这样对舆论可以“理直气壮”，于自己也“心安理得”。
显然，这种“铁”的联系，不但造成了“想走的人出不去”，也造成了“想进的人进不来”。因为人才固然是单位的私产，职位同样是人才的饭碗。如果从外单位引进人才，则置本单位的人才于何地?这种对外有“挖墙脚”之嫌，对内又有“抢饭碗”之虞的做法，实在风险太大。所以世故一点的领导，就宁肯抱残守缺，得过且过。反正事业是国家的，成就是集体的，单位办得好不好，关我屁事!人才既然不能“流动”，单位当然也就“死水一潭”。如果再加上“近亲繁殖”(徒弟接师傅的班，学生接老师的位)，那就更会“同则不继”，缺乏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