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不住的诱惑更有效的办法也许有一个,那就是“告别单位”。——不是调离某一个具体的单位,而是从根本上告别那个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本”的“单位”。换句话说,就是要使“单位”不再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本。

这似乎很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即便在单位制度最健全,单位风光最诱人的时代,也不是人人都有单位,比方说好几亿农民就没有。即便在城市,也不乏游离于单位之外的“无业游民”和“闲散人员”。其实,这些人并非“无业”,也未必“闲散”,只不过没有单位来收编,来大包大揽地统管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必须自谋生计而已。这些人,人数也不少。这就证明,没有单位,也未必就“活不下去”。

有的甚至还活得更好。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款爷”的故事,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没有单位的。或者原本就没有单位(比如是农民),或者因种种原因被单位开除或辞退(比如犯了错误),结果他们比任何有单位的人都活得滋润。当那些当年被单位辞退的“可怜虫”与昔日同事“二十年后来相会”时,后者很快发现其实自己才是“可怜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一些人便效法前贤,纷纷解甲归田,离岗下海。尽管他们也许还混得不怎么样,还很艰苦和困难,但多数都不后悔。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到,原来离开单位,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而这种活法最诱人之处,便是自由。

自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件奢侈品。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基本生存即温饱问题。然而自由又毕竟是有魅力的。只要有可能,谁不想自由呢?可是,只要你在单位上,就很难谈得上自南。有句话说,中国人的一生都是被管着的: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领导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其中,管的时间最长的,是领导和老婆。但如果你没了单位,就不但领导管不了,老婆也不大管得了啦!因为你无法要求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按时下班回来陪老婆或做家务。他如果要到歌舞厅夜总会去“泡妞”,也是谋生的需要,——不这样,拉不到生意做嘛!

这真是何等地令人心仪向往和开心之至啊!有此向往的并不仅仅只是那些被老婆管得不耐烦,也想弄个“小蜜”来调剂调剂的男人,也包括女人。因为谁也不愿意一天到晚被人管着,而女性在单位上被人管着的可能性又总是大于男性,尽管她们下班后还可以管老公。但如果你对一个女人说,你从此可以不上班,谁也管不了你啦,她多半也会兴高采烈的。据说,不少女性都表示,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够养家餬口奔小康,那么,她们宁愿回家当“太太”,而不是上班当“职工”。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们“没有事业心”,而多半是向往那份自由。事实上,如果允许她们在家里上班,她们工作起来决不会比男性逊色。

总之,当中国人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继而不再为住房交通所困时,多一点自由,便将是他们的向往与追求。人们开始不那么在乎是否有一个同定的单位,甚至开始不那么在乎有一个固定职业。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跳槽”的现象。有的人甚至成为“跳来跳去的人”。其中,有越跳越好的,也有越跳越差的,但都在跳。有的甚至只是一言不和,便拂袖而去。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凭什么就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必须指出,跳槽和调动是大不相同的。调动是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端的还是铁饭碗,吃的还是大锅饭。所以,在原单位窝里斗,出不了头,到了新单位也可能还是窝里斗,还是出不了头。因为如果只是换单位,则自己与单位之间,也还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还是要被单位管着,也还是要受单位上人的挤兑。跳槽却是自己给自己当家作主,爱上哪就上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当然也不易,因为已没了单位做后台,什么事都得靠自己。悠哉游哉是不可能了,更不可能像在机关里那样,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何况,一个人在社会上混,就等于走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不少“自由职业者”自嘲说是“有职业,没自由”。但他们好像也不后悔,因为他们至少保有一份自由,即选择的自由。也许,就在这寻寻觅觅、跳来跳去的过程中,他们便在人生的道路上潇洒地走了一回。这对于不少“不安分”的人来说,无疑还是有诱惑力的。因此不妨一试,哪怕“过把瘾就死”呢!

留不住的风光何况单位也早已风光不再。

单位之所以曾经那样让人向往,首先在于大锅饭和铁饭碗。其中,铁饭碗又更诱人一些。因为那意味着有起码的人生保障。所以,改革之初打破大锅饭时,对人们的触动还不是很大。反正改来改去,无非多得少得,好歹总“有口饭吃”。人事制度和用工制度的改革就不一样了。干部聘任制,全员合同制,意味着谁也没有铁饭碗;而优化组合.竞争上岗,更意味着谁都有丢了饭碗的可能。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又哪里谈得上子女顶替?当然是连同原本可以为子女预留的饭碗也一并打破。相反,不是本单位职工和职工子女的人,反倒没准端上了你原先的饭碗。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做到这一点,但至少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这一天终将到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招聘和解聘、上岗和下岗的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铁饭碗将越来越不“铁”,单位也将越来越不可靠。

与此同时,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给正在土崩瓦解的单位雪上加霜。过去单位的好处,不仅在于“大锅饭”和“铁饭碗”,还在于许许多多无法估算的福利,比如花起钱来没有谱的公费医疗和干一辈子也挣不来的住房等。现在,公费医疗和福利分房已被取消,单位上的后勤部门和福利部门也与单位脱钩,工资以外的种种“好处”正在消失或将要消失,单位不再承包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也不再是我们的摇篮和家园。以后的事,得靠我们自己操心了。至少是,年轻的一代已不再指望单位给他分房,同样不再指望靠单位的这点T资买房;不再指望单位给他养老送终,同样也不再指望靠单位的这点工资颐养天年。那么,他还留在单位里干什么?单位对于他们,当然是既“管不了”,又“留不住”。

况且单位自己也自身难保。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不少企业单位将被淘汰出局,一些事业单位也将摘牌断奶。比如那些办得像衙门又比衙门更无用无能的文联作协之类,就早该取消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破产、倒闭、转卖、取消等等成为单位的家常便饭时,还会有人终身指望单位吗?前面说过,过去,我们见到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会问“他靠得住吗?”将来,当我们为自己找到一个单位时,没准也会在心里问一句:“它靠得住吗?”

当然靠不住。事实上,人们已开始不再“靠”着谁。过去,我们把单位的负责人叫做“领导”,现在则叫做“老板”。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经济的影响,而且叫的时候,也不乏调侃之意,是一种“戏称”。但,认真分析起来,背后却表现出社会观念的深刻变化。什么是“领导”?就是带领和导引着人们向前走的人。所以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是“靠”与“被靠”的关系。老板就不同了。老板和打工者之间,是雇佣关系,买卖关系。一方出资本,一方出劳力(或智力),一家愿买,一家愿卖,讲好价钱,就可成交,谁也不欠谁的,谁也管不了谁一辈子。老板和打工的之间,只有一种松散的、不同定的关系。老板可以雇我,也可以雇他;我可以受雇于张老板,也可以受雇于李老板。老板择优录用,谁的活儿干得好,就雇用谁;打工的则待价而沽,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一旦合同到期或被解除,就可以挥手告别,各奔东西,自由自在,洒脱轻松,没有依附,也没有牵扯。所以,叫“领导”还是叫“老板”,骨子里是不一样的。

其实,当我们把单位领导叫做“老板”,同时自称“给单位打工”时,我们的观念已悄悄地开始了变化。我们在内心深处,已经开始并越来越认可认同“雇佣关系”和“买卖关系”,而传统的“附庸关系”和“血缘关系”则在悄然解体,变得越来越没有约束力和吸引力。当然人们会说我们不过是开玩笑。但即便是玩笑,也要开得起来,再说玩笑开得多了,没准也会弄假成真。

何况,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单位本身也在变化。作为工作场所的单位当然还会依然存在,但单位与职工的关系却将会重新确立。职工不再是单位的附庸,单位也不再是职工的靠山。职工的义务只是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单位的义务也只是按劳付酬。无论谁,要想活得滋润一点,过得好一些,都不能靠单位,只能靠自个儿。这样一来,原先那个意义上的“单位”,也就将不复存在了。

意义非凡这无疑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

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对于原先那种意义上的“单位”而言,也就是一个逐渐解体的过程。一些单位关门了,一些单位兼并了,一些单位失去了行政级别,大多数单位的社会性职能正在萎缩并走向消亡。改革的阵痛是明显的:一些领导丢掉了乌纱帽,不少职工砸破了铁饭碗,他们都失去了“生有所养,老有所终”的靠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保障。改革的好处则是人们不大容易一下子感受到的,那就是:中国人终于可以换一种活法了。我们不必再把自己和一个什么单位一辈子捆在一起,也不必为“终身有靠”付出一生,至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挑挑拣拣、跳来跳去了。也许,这就是所谓“自由”吧!可以说,单位的职能减去多少,我们的自由就增加多少。当单位仅仅成为一个工作场所时,以择业的自由为先导,一种新的活法就会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不可小看这种新的活法。它的意义现在也许还凸现不出来,但无疑将会是影响深远的。

如果说,当年“大姑娘给自个儿找婆家”(自由恋爱)意味着妇女的解放,那么,这一回,“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活干”(自由择业),就意味着人的解放了。必须指出,“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活干”,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单位”是不同的。尽管在许多人那里,“找活干”和“找单位”仍然是一码事,或者“找到单位才有活干”,但在本质上,却仍有区别。“找单位”一如“找婆家”,一旦找到,便难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不过由“包办婚姻”变成“自由恋爱”而已。说到底,还是想“终身有靠”。所以,尽管到某个单位去工作是学非所用或大材小用,但不少人(比如大学毕业生)为了“找个好婆家”,也还是屈就了。坦率地说,这种自主择业并无多大意义。“找活干”就不同了。它在乎的不是单位,而是工作,不是一辈子想靠着谁,而是想自个儿奋斗,活出个人样儿来。

当然,一般的说,人们给自己找份工作,首先是为了谋生。但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在那里琢磨,怎样给自己找到一份既能挣钱又适合自己的工作。所谓“适合自己”,不仅是自己能够干得来,更是感兴趣和有乐趣,有吸引力和有成就感。这实在是比为了安安稳稳地有口饭吃,就委委屈屈地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窝窝囊囊过一辈子进步多了。因为在这里,自我价值的实现,已被看得比安稳、保险、可靠等等更重要,而过去追求的安稳、保险、可靠等等,恰恰又是以交出自己的自由为代价的。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尽管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也尽管这种觉醒多少有些被迫和无奈,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当越来越多的人告别单位时,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就将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要求。事实上,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就说明有了自由意志;不依赖别人和群体而自食其力,就说明有了独立人格。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较之所谓生产力的解放,又无疑重要得多。

于是,在这里,中国人真正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并不就是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或私家车,也并不就是大哥大、因特网或其他“与国际接轨”的东西。它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民主与法制,是法律和真理的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法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现代化。如果说,西方文明开始于“炸毁氏族血缘组织”,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割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依附关系开始。告别“单位”的意义,也许便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