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本位单位是家庭，家庭也是单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倒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不过，中国的家庭还是“本位”。本位原指货币制度的建立基础，或者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外汇本位”。借过来用，就指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和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官本位”，就是以官衔为价值标准；“家本位”，则是以家庭为社会基础。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组织结构、周家制度、伦理道德，都是以家庭为根基、模式和本源的。这就叫“家本位”。或者说，“家为国之本”。
家为国之本，包括“家单位”、“家天下”和“家伦理”。
先说“家单位”。
家庭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是最基本和最常规的单位。“最基本”，就是“不可再分割”；“最常规”，就是“普遍性模式”。这就把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比如在西方，家庭就不是最基本的，因为它可以再分割，即分割为“个人”。个体的、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才是社会组织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也就是说，在以“个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西方文化那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只是社会组织的形式之一。既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通用的形式，当然也不是最常规的形式。社区、教会、政党、国家，都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家庭没什么关系。一个人，“成家”也好，“出家”也好，也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只要合法，别人就管不着。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组成社会的概念，就叫“个体本位”；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个人主义”。
中国的传统社会则不同。它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家庭不可再分割为个人。这不是说个人不存在，而是说任何个人一旦脱离了他的家庭(也包括一切类似于家庭的单位)，其存在便不具有社会性意义。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和责任，都是和他的家庭、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人，如果家庭的“门第”高，家族是“名门望族”，他的地位也就高，价值也就大。反之，如果出身寒门，或“黑五类”家庭，则他在社会上就不大抬得起头来。当然，同样，他的荣誉和地位，错误和责任也是全家的。一个人，如果富贵了，比如中了举，做了官，那就是“家门有幸”，通体光荣，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反之，如果犯了罪，出了事，惹了麻烦，那就是“家门不幸”，全家都要跟着倒霉。事情出得小，也许只是全家跟着没有面子；事情出得大，则可能全家跟着掉脑袋，叫做“族诛”，也就是“族灭”、“族夷”，或简称“族”。民间的说法叫“满门抄斩”，史书上的说法叫“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按理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株连老爹老妈老婆孩子呢?就因为中国文化视家庭、家族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单位。既然不能再分割，则一人有罪，当然也就全家有过了。“文革”中，不少人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问题”，或“有海外关系”而受“株连”，竟很少有人认为不妥，甚至连被“株连”者本人也认为“活该”，道理就在于此。
个人与家庭既然不可分割，那么家即是人。家给户足就是人人丰足，家喻户晓就是人人皆知。国家和政府一声令下，只要家家动员，户户响应，也就万事大吉。所以中国古代主管全国财政，掌天下土地、人口、钱粮、赋税、救济等事务的部门，就叫“户部”。户部原本叫民部。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要避讳，就不能再叫“民部”了。但也不叫“人部”，叫“户部”，就因为国家原本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直到现代，中国人也往往更看重家庭的“户口”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证”，更看重家族的“籍贯”而不是个人的“出生地”。看重身份证和出生地，只是近两年引进西方管理制度的事。又比如，农村开社员或村民大会时，许多地方仍是一家派一人参加；某些费用(如公共卫生费)或公务(如楼道、门栋值“安全班”)，也是按户摊派。就连《沙家浜》里胡司令结婚时，刘副官也是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成说是“家”了，——公是公家，国是国家，老板是东家，老婆是浑家，同姓是本家，全体是大家，别人是人家，自己是自家。农家、渔家、船家、店家、商家、厂家，女人家、孩子家、姑娘家、学生家，行家、专家、野心家，没有什么不是“家”。当然是“家”了，“家”是“本位”么!
家国一体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最常规的单位。
中国传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小农生产和小手工作坊的生产单位，原本就是“夫妻店”、“兄弟船”、“父子作坊”。江湖、帮会、武林、戏班等组织也一样，师为“师父”，师之妻为“师娘”。朋党是门户，宗派是门派，学派是门墙，学生是门生，同学是同门，同门之间是兄弟，而门徒一旦有过错，施以惩罚的依据也往往是“家法”、“家规”。这就说明，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普遍性模式”，确乎“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实，就连“国”，亦是“家”。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州县是“父母官”，军队是“子弟兵”，省市、民族、单位、朋友，则是哥们姐们(兄弟民族或兄弟单位)，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整个中国，亦无妨看作一个大家庭。
这就是“家天下”了。
“家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公共财产为家族所私有，二是指国家体制以家庭为模式。国既为家族所有，则国君当然是“君父”，国民当然是“子民”；家既为国之模式，则国法当然是“家法”，国务当然是“家务”。反过来，也一样。比如皇太子或刚成年皇帝的大婚，就不单纯是皇家的事务，大臣们也要参与其事并发表意见的。同样的，“立储”本为国家大事，但决心一意孤行的皇帝也可以借口这是皇家家务而拒绝听取批评。
这种“家国一体”的制度，当然会把许多界限都弄得模糊不清，甚至弄出许多尴尬事体来。别的不说，单是诸如“君父”、“臣子”之类的称谓，就不伦不类，等于说“皇帝爸爸”、“大臣儿子”。但两千多年来，无人觉得可笑，反倒是梁山上的“反贼”，也发明了“头领哥哥”这样一种不三不四的称呼，可见“家天下”的模式何等深入人心。
家国既为一体，公私也就难分。中国古代的所有制，是“公有”还是“私有”?说不清楚。要知道，所谓“私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这个“私人”，严格说来，只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法律上单独存在的个人。正因为他在法律上是单独存在的，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并不天然地就归配偶、子女、亲属继承，而应根据他的“遗嘱”即他的“个人意志”来分配。如果他遗愿留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则其配偶、子女和亲属即便“义愤填膺”，也莫之奈何。
这可是咱们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制，是“家有制”(家庭所有制)。依此制度，包括主要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家庭而不是个人所有。父家长只有“支配权”，并无“所有权”。表面上看，父家长不但可以任意支配家庭财产，而且可以把妻妾和子女也当作私有财产予以转让、出租或变卖，好像财产归他私人所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财产在他去世后，却又理所当然地归家庭其他成员来继承或分配(分家)。子女在外工作所得之劳动报酬(佣金、工资)等固然必须上交父家长，但父家长的遗产却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子女(主要是男性子女)瓜分。所以从本质上讲，家庭财产是归全家庭成员“共有”，而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只有对此并无多少支配权的女性配偶，才被允许拥有为数极少的“私房钱”，无非用来增置些针头线脑或给娘家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已，完全不好意思叫“财产”的。而且，既然只有这些小钱才叫“私房”，岂非恰好证明其余都是“公款”?
可见，“家有制”并非真正的私有制，而毋宁说是“公私不分制”。一方面，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是“私有”；另方面，对于全体家庭成员而言，却又是“公有”。更何况，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也既是家庭“私有”的，又是国家“公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说是你们自己家里的?“王有”也不等于“私有”，因为皇帝既是“私人”，又是“国家”，而“国家”也既是“私”(皇家)，又是“公”(公家)。所以，皇帝也不是这些财产的真正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天”，天子不过“替天行道”而已。然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如果“逆天”而行，则为“民贼独夫”，可以“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另由新的“真命天子”来行使这些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管理权，谓之“改朝换代”。总之，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不是家长私人，而是“全家”；国家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皇帝私人，而是“全国”。所以，“家有”并非彻底的私有，“王有”也并非完全的公有，而应说是“公私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