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与官民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就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的全部基础。它们是“家伦理”，也是“国伦理”，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即“内外有别”，皇室与外戚的关系即“亲疏有差”，资深与新进的关系即“长幼有序”，官府与民间的关系即“贵贱有等”。差别序等，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故谓之“伦”。不过，最重要的，也就是两条原则，即“别内外”与“序等差”。
“别内外”是头等重要的，这一条界限必须先予划清。就整个民族国家而言，“别内外”者为“华夷”，“序等差”者为“官民”。中国文化很早就讲究“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正宗的本民族称“华夏”。华，就是光、彩、美；夏，就是大、雅、正。总之，华夏就是“光大美好”之意。周边的异族，名称就不那么好听了，——东日夷，西日戎，南日蛮，北日狄。“夷”谓“平”，也就是必须平定、夷平、夷灭者；“戎”谓“兵”，也就是必须用武力征服者，故又通“寇”；“蛮”谓“蛇种”，故从“虫”；“狄”谓“犬种”，故从“犬”，轻慢侮辱之意自明(也有认为是图腾崇拜遗风的，这里不讨论)。
所以异族之敌，均称作“鬼子”，本族之敌则叫“匪”。“匪”即“非”，亦即“非正统”。国共两党谈判时，国民党自称“政府方面”，称对方则日“中共方面”，其中即已有“官民之别”，也算是一种“春秋笔法”吧!一到谈判破裂，立即撕破了脸皮大骂其“匪”，但仍不称“鬼子”，也就是坚守“华夷之辨”的立场，只辨“官匪”，不分“人鬼”。“是人”的“匪”，比“不是人”的“鬼”，还是要亲近一些。
与“匪”相近者为“贼”，但贼与匪又不尽相同。一般地说，匪是公开的官方之敌，贼则往往是暗藏的内部敌人，如家贼、工贼、学贼。匪在野故日“土匪”，贼在朝故日“国贼”。匪多有武装故“放抢”，贼多用谋略故“行窃”。所以，匪之于贼，有明暗、朝野、文武之别。此外还有“奸”。奸，有与异方相通之意，故多用于“通敌者”，如内奸、汉奸、奸细。奸与贼的共同之处，是“阴”。因此，那些阴险狡猾、阴鸷狠毒的人，也叫“奸贼”。
贼也通寇，叫“贼寇”。其实，贼与寇也有区别。贼为个体，寇为团伙(而且是武装团伙)；贼是破坏者，寇是侵略者；贼是暗地下手，寇是公然抢劫。从字形上看，则贼是“以戈毁贝”，寇是“入室行凶”。咱们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入境即入室。所以但凡入侵者都叫“寇”。寇，有“匪寇”，有“敌寇”。无论“匪寇”、“敌寇”，都是仇敌，也叫“寇仇”。
敌寇和匪寇也有区别。一般地说，敌对而不认同(比如不同阶级、不同民族)者为敌，敌对而有所认同(比如同是中国人)则为匪，这就叫“异己为敌，同类为匪”。此外还有“伪”。伪有“假”义，多用于奸而得逞者。又有“逆”，逆有“反动”义，多用于“反动派”，如“汪逆”、“逆党”。逆反于正，伪反于真，奸反于忠，都有“非正”之意。所以，但凡不合法的政权，无论是匪寇建立或敌寇扶植的，都叫“伪政权”。但又不是一切敌方的军队都叫“伪军”。有叫“敌军”的，有叫“匪军”的，只有汉奸的军队叫“伪军”。
汉奸是最为人们所不耻的。“叛徒”也一样。最可耻，也最无好下场。因为敌我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或化敌为友，或转败为胜。“鬼子”可以变成“友邦”，“匪徒”可以招安为“官兵”，“贼寇”一旦得势便是“王侯”，唯独“叛逆”永无出头之日。其缘由，亦多因“内外有别”故。比如外国兵，原本是鬼子，要来打咱们，也还说得过去。你是自己人，却叛变投敌，帮外人打自己人，算什么东西呢?
除过“别内外”，便是“序等差”。比如同是“犯上作乱”，则官为奸臣，民为刁民，此为“官民之别”；同是“行为不轨”，则男为奸夫，女为**妇，此为“男女之别”，一般都不能互换。盖民为“下愚”，应该“浑浑噩噩”，如不愚，当然是“刁民”而不是“良民”；君为“上智”，自然“天纵聪明”，如不智，则是“昏君”而不是“明君”。至于官们，于公应“清廉”，否则便是“贪官”；于君应“忠诚”，否则便是“奸臣”。所以有“清官”而无“清臣”，有“忠臣”而无“忠官”，盖因身份义务不同，要求评价也就各异。故君不仁，则为“暴君”；官不仁，则为“酷吏”；而一般平民如果残暴，就只能叫“凶顽”。
总之，中国语言极为丰富，词语的搭配极重“分寸感”。正是在这细微带差异中，最能见到文化精神。比如抗战时期，日军叫“敌军”，投靠日本人的叫“伪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则叫“顽军”。“顽”原本也叫“匪”(白匪)的。但国共既已合作，就不好这么叫了，改叫“顽”，意味“顽固派”。如果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而是并肩抗战，就叫“友军”。但如果是外国军队(如美军)，则叫“盟军”。这既是“内外有别”，又是“等差有序”。因此对外宾的称呼，便有“同志”、“战友”、“胞波”、“兄弟”、“朋友”、“贵宾”等等多种。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华时，被称作“客人”。可见同为“老外”，也有亲疏。这固然是“情”之所至，同时也是“礼”所当然。
尺度与统序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原则既定，剩下的就是掌握尺度了。
这就要排统序。什么是“统”?统就是一脉相承的系统。什么是“序”?序就是亲疏远近的次序。统分正邪(如华夷、官匪)，序列大小(如君臣、父子)，“统”决定着“序”。中国传统社会既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则最重要的“统”就是“血统”，而且是父系的血统。简单一点说，就是祖宗父子。
中国文化特别重“祖”。比如自己家族、氏族、民族的先人叫“祖先”，世世代代叫“祖祖辈辈”。又比如前人的事业叫“祖业”，前人的遗迹叫“祖武”，效法前贤叫“祖述”，而某一事业、学派、宗派、教派、流派的创始人则叫“祖师”。“祖师爷”地位极高，而“欺师灭祖”则是滔天大罪，虽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辞其咎。一些行业、派别的“祖师”，如木工的鲁班，禅宗的达摩，道教的纯阳，都常年接受祭祀，香火不绝。至于天子诸侯之“祖”，祭祀崇拜就更为隆重，而祭祀之处就叫做“庙”。其中，最重要、规格最高的是始祖的庙，叫“祖庙”，又叫“太庙”，又叫“祖”。以祖庙为中心，天子或诸侯率族而居，叫做“国”。祖在，国就在；祖毁，国就灭，叫做“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国家就叫“祖国”。同理，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在，籍就在；祖毁，籍就亡，叫做“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籍贯就叫“祖籍”。
仅次于“祖”的是“宗”。宗也是庙，叫“宗庙”。祖是“始庙”，宗是继承者之庙，所以“宗”比“祖”要次一等。如“宗师”就比“祖师”略次。但“宗”的地位仍很高，如宗工、宗匠、宗门、宗藩，又如宗族、宗室、宗派、宗国、宗祠等。祖与宗合起来，就叫“祖宗”，又叫“列祖列宗”。
次于“祖宗”的是“父”。父这个字，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是“矩”，意味“家长率教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则说是“斧”，意味“男子持石斧以事操作”。不过依我看，“父”既非教育工具，又非劳动工具，而毋宁说是统治的工具，即“权杖”。也就是说，父亲作为“父”一出现，就是家庭的统治者。他挥舞着权杖君临家族，指挥一切，令行禁止。只要看看“父”与“卐”(法西斯)在造型上何其相似，便不难意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父”都一直是家庭的统治者，而“类家庭”的群体中，统治者和领导者也都被称作“父”，如君父、国父、师父、神父等。
次于“父”的是“嫡长子”。所谓“嫡”，指“正妻”。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最长者，为“嫡长子”，也简称“嫡子”、“嫡”。在宗法社会中，嫡长子地位最高。嫡长子死亡，连其父也要为之服“斩衰”，也是五服中唯一长幼颠倒的特例。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是家族、宗族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是家族、宗族一脉相承的血统所系，所以非同一般。始祖嫡传长房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宗子”。宗子对于本宗是家长，对于旁支小宗是族长，有权继承始祖爵位，主持始祖庙的祭祀。因此嫡长子代表的是血统之“正本”，叫“正宗”、“正统”，又叫“嫡传”、“嫡系”。在中国的“类家庭”社会组织中，“嫡传”被看作最正宗的传统，“嫡系”则被看作最可靠的系统。
祖、宗、父、嫡长子，一脉相承，维系的就是“血统”。血统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是“伦”，而家庭的建立，原本是为了防止“**”。按“家”字从“**”从“．豕”。**，如前所述，是一种东西南北交覆，有堂有室的“深屋”。豕，当然就是猪。不过，“家”中之“豕”，不是所有的猪，而是公猪，文雅的说法叫“牡豕”，又叫“豭”。“豭”与“家”完全同音。所以，“家”就是“猥”，也就是“公猪”，或“关进深屋的公猪”。这只公猪关进深屋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圈养，而是为了防止**。因为公猪性**，只有关进深屋才不会“乱来”。所以，“关进深屋的公猪”——“家”，也就成了防止**的符号和象征。
关进深屋的既然是公猪，则所谓“伦”，也就首先是父系的血统。这样，当“伦”变成了伦理、道德，继而变成了“齐家治国”的方略时，血统，也包括类似于血统的其他什么“统”，——皇统、学统、道统、传统，也就成了“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准绳。以父系为血统，是“别内外”；以嫡子为传人，是“定亲疏”；立嫡以长，是“序长幼”；而强调嫡传，则是为了“明贵贱”。统序既定，尺度自明。比如嫡系部队的装备就要比杂牌军的好得多，正统也要比异端吃得开。
难怪无论官匪，都要以“正宗嫡传”相标榜，不肯承认自己是“旁门左道”了。比如宋江打王庆时，王庆便骂宋江是“水洼草寇”，宋江则骂王庆是“谋反狂贼”，双方都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地以“正统”自居，可见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尽管在真正“正宗”的官方看来，他们都是“贼”，是“贼喊捉贼”。但无论宋江，还是王庆，都不会认这笔账。他们必须把自己说成是“正统嫡传”。因为谁都明白，越是正统就越高贵，越是嫡传就越显赫。家如此，国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