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伦理泛血缘加上家伦理，其结果必然是“泛伦理”。
所谓“泛伦理”，就是把原本并非伦理的关系(比如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和审美关系)，也看作伦理关系，或者把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教育问题、科学问题、宗教问题、艺术问题甚至经济问题，都转化为伦理问题，形成一种“伦理中心论”或“泛伦理主义”。
随便举个例。比如“讲卫生”，原本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不讲卫生有害于健康。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道德问题，叫“不讲卫生可耻”。其实，只有不讲公共卫生才是可耻的，因为那意味着没有公德心。至于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饭前不洗手，睡前不刷牙，虽然不卫生，却不知“耻”从何来?又比如，大粪是臭的还是香的?依照纯科学的观点，当然是臭的。但依照泛伦理的观点，则如果你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便会觉得大粪不臭了。连感觉知觉这种生理心理现象尚且也要伦理化，焉问其他?
伦理如此泛滥，则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总是要把政治斗争说成是道德斗争，把政治问题说成是道德问题。比如，初唐时徐敬业的讨伐武则天，明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但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罗列出来的武氏罪状，却几乎全是道德问题。作为政敌的武则天，被描绘成一个“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十恶不赦，里里外外都坏透了的“坏人”。
这种对政敌进行道德谴责和人身攻击的手法，几乎是中国历代政治斗争的“通则”。这个传统至少在成汤讨伐夏桀、武王讨伐殷纣时就已经形成了，直到“**”中仍屡试不爽。同理，如果要在政治上肯定和拔高某人，也一定要先把他描绘成高风亮节的道德楷模，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神圣，而且往往要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家教，如“孟母择邻”之类。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某个人，政治上得势时，公众一直被告知，他是一个廉洁奉公、忧国爱民、虚怀若谷的道德家，一旦倒台，却又忽然间被揭发出“大量”“骇人听闻”的腐化堕落和残害忠良的事实，并由此证明他原不过是“伪君子”。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是伪君子，这并不奇怪，但他的道德败坏既然有“大量事实”为证，却非得在倒台后的一夜之间才被揭露出来，却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因此，我们实应进行三个方面的“正本清源”。第一，应把道德和法区分开来。道德和法有关系，但并不同一。犯法的人，并不一定道德败坏；守法的人，也并不一定道德高尚。以道德代法制，只能弄得道德与法都不健全。第二，应把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政治是一种“立场”，道德是一种“品质”。立场表现为“态度”，品质表现为“行为”。态度好不等于行为佳，立场对不等于品质优。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并不都品质恶劣；而同一阵营中人，也可能背后开枪。千万不要以为某某人在政治上拥护你，就一定是“有德君子”，可以放心依靠。第三，应把一般共同道德和特殊职业道德区分开来。有些道德品质，是作为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倘无，则“不是人”。有些道德品质，则足以定岗位上的人必须具备的；倘无，则应调换岗位。比如军人应该勇敢坚毅，懦弱的人就不能当将军；学者应该热爱真理实事求是，见风使舵、卖论求官的人，就应该从学术界开除出去。至于他们生活上是否艰苦朴素，或是否有“暧昧”的男女关系，其实不应苛求。
对人如此，对政府也如此。一个好的政府，当然应该科学、民主、清廉。但是，三者之间分量却并不应该一样。在我看来，科学应重于民主，而民主又应重于清廉，而且所谓“清廉”，也只能是不贪污，不以权谋私，而不是过苦日子。可惜，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却是更看重清廉。只要“清”，就是好官。至于他的作风是否民主，决策是否科学，则不大注意。其实，“清官”不一定就是“能员”，“有德”不一定就能“治国”。比如南朝梁武帝萧衍，五更即起床办事，手冻得开裂也不停笔，算是“勤劳”；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算是“节俭”；礼贤下士，连对宫内阉宦都礼若贵宾，算是“谦恭”；民众犯了重罪，他涕泣，士族犯了重罪一律赦免，算是“慈爱”。但在他的统治下，国政混乱，民不聊生。他的政治举措，更是荒唐背谬，最后引来“侯景之乱”，自取灭亡。相比较而言，他的吃糙米穿布衣，又算得上什么“功德”?
伦理道德无疑是重要的，但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泛滥。“泛伦理”的结果是“**”，“唯道德”的结果是“失德”。如果什么都是伦理(泛伦理)，就没有伦理了；如果只剩下道德(唯道德)，就没有道德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