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以“家单位”为基础，“家天下”为模式，“家伦理”为机制，这就是“家本位”。不过，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是家庭，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却不是家庭，也不可能是家庭，而是官位、官职和官衔，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是随处可见的。比方说，开会的时候，官大的人坐台上、坐前排、坐中间，官小的人坐后排、坐两边，不够级别或没有官衔的人坐下面。这时，一个人的气质、风度、才华、能力等等是不予考虑的。说话时，官大的叫“指示”，官小的叫“讲话”，没有官衔的叫“发言”。这时，他们讲的内容如何，是否真有学问和见解，或者是否真有意义和价值，也同样是不予考虑的。似乎只要“官”大，就一定本事大、学问多、眼界高、见解独到深刻。甚至一些学术单位，在考核业绩评定职称时，也以论文发表单位的行政级别来衡量其价值。国家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高；地方级刊物发表的，得分就低，可见，官，确实是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
官本位的思想，也是老早就有了的。早在西周大封建时，便已确立了以爵位的高低来规定诸侯国大小的原则。比如宋围公爵，晋国侯爵，曹围伯爵，莒国子爵，许国男爵。它们的国君在官方正式的史书(如《春秋》)上，便分别被称为“宋公”、“晋侯”、“曹伯”、“菖子”、“许男”，各自的爵位都毫不含糊。这时，他们的国力是否雄厚，他们自己是否有领导能力和领袖风采，也是不予考虑的。至于楚国，因为是“荆蛮”，血统不够高贵，来历也不明白，所以其国君只能称作“子”。其实楚君早已称王，国力也相当雄厚，但按照官本位的逻辑，他也只能是“子”。尽管“官”比他“大”的某些公、侯、伯们(如鲁公、宋公、曹伯、滑伯、滕侯、杞侯等)见了他，不要说“子”，只怕连“孙子”都不如，但在官方的史书上，楚王也仍然是“子”。
官为什么会成为本位呢?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等级伦理。内外、亲疏、长幼、贵贱，都是等差，也都是级别，纵横交错，不胜其烦，很需要有一个简单明确一目了然的统一标准。那么，用什么来做标准呢?用“君”是不行的。君又贵又少，再说也没人敢攀比。用“民”也是不行的。民又贱又多，简直不成标准。只有“官”最合适。官，于君是臣子，于民是父母，人数不多不少，地位不高不低，而且序列分明等级森严，承担这一任务，也就责无旁贷，当之无愧。所以，中国不会有“君本位”，也不会有“民本位”，而只会有“官本位”。
官成为本位，还因为“公私不分”。既然无分“公私”，便只好或代之以“内外”，或代之以“官民”。官，不仅意味着“正式”，也意味着“高级”。比如学名叫“官名”，普通话叫“官话”，官道也就是“高等级公路”，而高级舱位就叫“官舱”。因为“官方”也就是“公家”。依照群体意识，“公家”总比“私人”好，当然要用“官”来作“本位”。
官一旦成为本位，成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则无论与官有关无关，也要千方百计地扯上瓜葛，自己给自己“加官晋爵”。比如妻子要讨好丈夫，便称其为“官人”；店伙要讨好顾客，便称其为“客官”。同理，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但凡对方有所职司，也一定要把它当作“官衔”来称呼，以示尊敬。比如“张会计”、“李出纳”、“王过磅”、“刘记账”之类，真是不伦不类。最有意思的是狱中犯人对守卫战士的称呼，唤作“班长”。盖因班长兵头将尾，介乎官兵之间。将战士唤作班长，就既可尊其为官，又不违背事实，真真妙不可言。
官衔既然如此重要，只要有条件，人们也就都想“弄个师长旅长当当”。所以，明明是学术职衔，也要换算成行政级别，比如相当于正厅或副处。单位也一样。级别高，单位就“大”；级别低，单位就“小”。不过，这里的“大小”，并无关乎职工人数、占地面积、经费设备和房屋车辆，而主要是指“行政级别”，所以叫“官本位”。如科级局、县级市、地师级企业等。甚至连“出家人”也不能免俗，据说也评定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云。
冒与级显然，所谓“官本位”，其实就是“等级本位”。
不过，官这玩意，原本可不是“级”。它的意义，是职责和功能。实际上，许多官位就正是从职司任务转变过来的。比如尚书是主管文书，巡抚是巡查抚慰等等。于是，便既有“有官无级”者(如钦差大臣)，又有“有级无官”者(如袭封诰命)，还有看不出级别者(如主任委员)。这就要小心。比如孙悟空就上过一两回当。这位老兄，在花果山上，占山为王，自在逍遥，原本呆得好好的，一听说玉皇大帝要给他官做，便立马上天受封，还一本正经去上任，并兴冲冲地问御马监的同僚，这“弼马温”是个几品官儿。听得同僚如实答日“未人流”，便勃然大怒，反下天庭，并开出价钱，要当“齐天大圣”。大圣且与天齐，面子够大的了，可惜还是不灵。原来虽有“头衔”，却并未“列级”，王母娘娘蟠桃大会的嘉宾名单里，就没有他的一席地位。于是又闹，直闹得不可开交不可收拾，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到五行山下才算了事。可见“级别”这玩意是何等重要。“齐天大圣”尚且不能没有级别，我等下界凡人，要为自己和自己单位争“级”，也就不足为奇。
级别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地位的高低和面子的大小，而且意味着待遇的高低和实惠的多少。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什么级别享受什么待遇，历来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明制规定七品官不能骑马只能骑驴，结果弄得派出去“代天巡狩”的巡按们都十分狼狈。因为巡按向以监察御史充任，品级不过正七品，而被监察的对象，一省的按察使、都指挥使正二品，布政使从二品，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只有县太爷与之“平起平坐”，也是个“七品芝麻官”。但御史是朝廷所遣，巡按一方，官不大，权不小，与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同城理事。三司骑高头大马，巡按跨矮脚小驴，实在有失观瞻，不成体统，后来只好特旨准骑驿马(仍无“专车”)。由此可见，“级别”实在比“官衔”更重要。
级别不仅意味着“贵贱”，而且意味着“亲疏”。所以西周大封建时，就不但定出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还进一步肯定了商制的甸、侯、绥、要(yao)、荒五等“服”。京畿五百里内，是天子近邻，治田以服事天子，所以叫“甸服”。甸外五百里，是天子拱卫，有保卫王室的义务，所以叫“侯服”，又叫“卫服”。侯外五百里，是天子之所安抚者，相当于宾客，所以叫“绥服”，又叫“宾服”。绥外五百里，是与天子有盟约者，实际已非臣属，而是缔约国，所以叫“要服”。要外五百里及其以上，已是天荒地远，天子鞭长莫及，只要名义上象征性地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即可，所以叫“荒服”。甸服者须供应每天的祭品，侯服者供应每月祭品，绥服者供应四季的祭品，要服者每年纳贡一次，荒服者一生朝见一次也就可以了。这就叫“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可见越远也就越疏，义务也就越少，当然人情也就越淡薄。
爵明贵贱，服定亲疏，爵明待遇，服定义务，这就从纵横两个方面，建立起一个立体结构的等级制度，而后代的官僚体制，则不过是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罢了。官越大，地位越高，待遇越优厚，与天子也越亲近。首相元辅，三公九卿，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或官居极品，或近在君侧，自然为世人所仰慕。总督巡抚，位在封疆，在地方上固然威风八面，在“圣上”面前也极有面子，可以专折言事，甚至弹劾京官。至于知州知县，则不过风尘小吏，在本州本县是“太爷”，进了京便是“孙子”。甚至詹事科道，虽是京官，但官卑职小，人微言轻，也难得一睹天颜。可见官与级，大体一致。级别这玩意，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既是贵贱，又是亲疏，则谁人不想，哪个不争?
告别官本位那么官本位，或者说等级本位，好不好?不好，很不好。
前面说过，所谓“本位”就是价值标准。以什么为本位，亦即以什么为价值标准。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对象，在一定的范围内，都只能有一个标准。比如在认识领域，这个标准就是科学，或者说真理；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比如，认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罪大还是罪小，该重判还是轻判，也只能有一个标准，即法律。可是，“官本位”却要来插一脚，结果就变成了双重标准。比如，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时，还要看他是官不是官，或官们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则法庭也就很难公正，法制也就很难健全。更糟糕的是，“官本位”还可能取代应有的标准。比如一个决策或一种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科学的，但因为是一个大官作出或提出的，就仍要说它正确，还要硬着头皮干下去，则其对于国计民生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实际上，“官”一旦成为“本位”，则天底下也就只剩下一个标准，即：是官是民和官大官小。比如官与民意见分歧，则必是官对民错。如果一个更大的官出来否决了那个小官的意见，这个小官也只好自认倒霉。从前，许多案子之所以要“告御状”，请皇上老爷子来最后仲裁，道理就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科学、民主、法制，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根本谈不上的。
其实，“官本位”不但害民，也害官。而且，既害小官，也害大官。因为依照“官本位”的逻辑，小官总是没有大官英明正确，也就总是难免要“犯错误”。那么，小官们又有什么积极性和主动性呢?没有。他们只有混，或琢磨着如何往上爬。结果，有能力的也会变得没能力，或正派人也会变得不正派。那么，大官们一贯正确，岂非很好?不好。因为这样一来，便等于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来了。结果，明明是下面的错误，但因为是在你“英明领导”下发生的，当然由你负责。而官们尤其是大官，是不应该犯错误的。于是，一个大官，如果不幸在政治斗争中落了下风，就很可能成为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当然，真正受害的，还是国家和民族。我们知道，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科学的进步，政治的昌明，道德的完善，法制的健全。说到底，取决于全民族的素质。然而，“官本位”造就什么呢?它造就的是思想的平庸，政治的腐败，道德的堕落，法制的破坏，以及全民族素质的低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价值体系被破坏、被搞乱了。试想，一个人，只要当了官，便当然地拥有真理，就当然地有学问，有水平，还有什么科学可言?又有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地去从事科学研究?反正真理都在官们那里，只要鹦鹉学舌地跟着念文件、喊口号就行了。久而久之，自然是思想平庸，思维迟钝，灵感枯竭。同样，既然什么都是当官的说了算，还要民主干什么?没有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自然是政治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想不黑暗、不腐败也是不行的。因为“本位”与“官位”已成一体，保住和提升官位已成为唯一追求和目的，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为了保住和提升官位，开始可能会言不由衷，慢慢地就会口是心非甚至口蜜腹剑；开始可能只不过文过饰非，慢慢地就会谎报军情甚至制造谣言；开始可能仅仅是争风吃醋，慢慢地就会争权夺利、卖友求荣、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落井下石、借刀杀人、为打击政敌往上爬而无所不用其极，则道德的堕落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至于法制的建设，也是根本谈不上的。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什么法可言?既无法制，又无道德，剩下的也就只有权术和阴谋。一个只有权术和阴谋的社会，是不会有真善美的。没有了真善美，则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一句空话。
无疑，这只是“极而言之”，并非说现实就是如此，也不等于说以后我们就不要“官”了。为了管理好国家和社会，“官”总是必不可少的，只是不要成为“本位”。一个现代社会的官员，只能是“公务员”。什么是“公务员”?就是执行公务的人员。这个公务是公众委托他去执行的，因此应以公众的利益和意志为本位，而不是以自己的官衔为本位，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公务员当然也要有权力，但这权力是公众赋予他的，而且是公众赋予他执行公务的。因此，只有当他执行公务，而且是代表着公众利益和意志执行公务时，才有此权力。除此之外，他不应有任何“特权”。也就是说，官与民，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作为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权利和义务上也是平等的。平等，才有民主和法制；平等，才有科学与道德。显然，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废除“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