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之婚家庭的基础是婚姻。
婚姻在中国被称为大事。中国人的大事并不多。在国，无非“祀”与“戎”；在家，则无非“婚”与“丧”。相比较而言，“婚”又比“丧”重要一点。因为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建立，血统的延续，血缘的扩展，都自婚姻始；一个人的正式成人，也自婚姻始。所以是大事，而且是“终身大事”。
然而，这个“终身大事”，与那两个定了“终身”的人，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首先，一个人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和什么人结婚，都不归自己决定，也不由自己选择。一般情况是媒人替男女当事人找好“对象”，父母觉得挺合意，也就拍板成交。有的也会象征性地征求一下子女的意见，但得到的回答多半是“全凭爹爹做主”之类，父母也就眉开眼笑，夸他们是“好孩子”。于是“终身大事”便这样定下来。总之，媒人替父母做选择，父母替子女作决定，没当事人什么事。
接下来便是一系列庄重、认真、严谨、烦琐的礼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择吉、亲迎。既然选择和决定都是别人做的，这些程序自然也无劳当事人自己费心，一切都有别人来操办。自己要做的，只有最后几道程序：上花轿，迎新娘、拜天地、入洞房。这事别人代替不了，只好由当事人自己来做。但即便是自己做，也不过一如提线木偶，规行矩步行礼如仪而已。这就不禁让人怀疑：结婚，到底是谁的事?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结婚从来就不是双方当事人的事，而是他们双方家族的事。用《礼记》上的话讲，就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代”。也就是说，结婚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男方家族承继“血统”，即“结缘”与“继统”。结缘也好，继统也好，都是家族的事，而非个人的事。既然并非个人的事，则当事人也就可以不必操心，不必过问，只须完全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例行公事、坐享其成即可。
这样的婚姻，当然是无爱的婚姻。
所谓“无爱的婚姻”，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夫妻都是没有感情的。事实上，一只猫，一条狗，在家里养久了，尚且有感情，况乎“一日夫妻百日恩”?自然多少有些。问题在于，这种感情很难说就是爱情，正如我们很难说猫狗“恋家”就是“爱人”一样。何况即便有，也不是夫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它不是婚姻的目的，自然也不是婚姻成立和维持的原因。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两情相悦，却不能结合；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妻恩爱，却又必须离异。
关于离婚，中国古代有准予离婚的“七出”和不准离婚的“三不出”两种规定。所谓“七出”是：凡无子、**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均可休妻。所谓“三不出”是：凡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者，均不得休妻。无论七出三不出，没有一条是关于爱情的。而且在事实上，休妻的理由往往不成其为理由。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次夹生饭，便把她休了。可见婚姻与爱情无关。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一是尽义务，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二是结亲缘，即“合二姓之好”；三是继血统，即“生儿育女”；四是过日子，即“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一男一女两个人，是否有爱情，甚至是否曾相识，都是不要紧的。只要门当户对，有媒有保，便可结合；只要结合以后，能够互帮互靠，团结协助，共建家业，就算是模范家庭了。即便不模范，能凑合着过，不打得头破血流，也行。至于爱情什么的，则闻所未闻。再说，爱情又不能当饭吃，要它做甚?反正无论对于社会也好，还是对于个人也好，头等重要的是女的得嫁得出去，男的不打光棍；其次是结婚以后“过不过得下去”，而不是“爱不爱得起来”。
无性之恋这样的婚姻，不但无爱，也无性。
当然，正如所谓“无爱之婚”并不等于夫妻之间没有感情，“无性之恋”也不等于夫妻之间没有**，只不过目的不在性，而在生育，至少要被说成是生育。比如一个当母亲的催儿子早早结婚，其理由往往是“想抱孙子”；而“宜男之相”，则多半是媒人对其推销对象最好的包装和说词。甚至一些人纳妾的借口也是老婆不生儿子。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性的需要是不能公开的。即便有，也要打着生育的旗号才能合法化。
事实上，许多人的夫妻生活也确实是无性的，既无事前的性吸引，也无事后的性快感，有的只是例行公事或一泄其欲，甚至与强奸或**没有多少区别。中国的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对夫妻真正享受到“性快感”，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的事，因为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况且，即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不和谐”云云，也就当然不能作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相反，男女的“性冷淡”和“性无能”，有时还会受到赞扬，叫做“不好色”、“不**荡”。比如江湖上的好汉，便大都“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或“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相反，性欲强烈且精于此道者，不是流氓恶棍如西门庆，便是娼妓**如潘金莲。
总之，在中国传统婚姻中，选择的标准既没有爱，也没有性。就不少“正经人家”而言，男方首先要考虑的，是女方是否“贤淑”，其次则为是否“宜男”；女方要考虑的，则是男方是否“可靠”，其次则为是否“富有”(至少要有能力养家)。至于男女双方是否产生性的吸引，则不在考虑之列。相反，有此可能，没准还会坏事。在中国，漂亮性感的女人被称作“尤物”。这多半也就是祸害、妖孽、妖精、狐媚等等的同义语，当然要不得。同样，一个青年男子如果风流倜傥，怜香惜玉，则不是“采花贼”，便是“浪荡鬼”，反正不是好东西，岂能把女儿嫁给他?依此逻辑，则最好是男的方正古板，女的木讷冷淡，或女的不性感，男的无魅力，除了制造人口，再无性的需要，便是模范夫妻了。
这样一来，夫妻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就被排斥了。当然，在事实上，它可能是排斥不了的。而且，情深意笃、美满和谐的夫妻，也不一定没有。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多半要靠运气。就多数夫妻而言，他们对于性的态度，一如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接受常规和承认现实。反正自己别无选择，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对于做丈夫的来说，有老婆总比没老婆好，好歹比打光棍强；对于做妻子的来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自己是“他的人”，也就随他好了。于是，在既排斥了爱又排斥了性以后，剩下的就只有欲。只不过这欲，被说成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已。
这就等于把人降到动物的水平了。因为只有动物的性关系才是以生育为目的。然而即便是野生动物，**前也有性吸引和性选择。然而传统婚姻却可以把两个素不相识、连面也没见过的人强行捏在一起，“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岂非“禽兽不如”?
更可恶的是，这种男女关系还要被说成是最“正当”和最“道德”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道德”，究竟是“有德”，还是“缺德”!当然，它也不能不最终引起人们的反抗。于是，当中国人开始有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不少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求婚恋的自由。事实上，中国新时代的到来，不仅是从打倒皇帝开始的，也是从废除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主张男女平等开始的。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婚姻的无爱和无性有充分的理解，对此也就不会有丝毫的奇怪。
婚外之情婚姻以结缘为目的，就无需爱；以继统为目的，就无需性。于是，要想得到爱，满足性，便只有寄希望于婚外。
当然，一般地说，只有男人才有此权力和可能。
男人的第一个办法是纳妾。纳妾是婚内还是婚外?不好说。妾不同于妓。妓“人尽可夫”，妾“专事一人”；妓之子为“私生”，妾之子为“婚生”。如此，则妾在婚内。但妻家与夫家是“亲家”，纳妾则并无“合二性之好”的婚姻关系。如此，妾又在婚外。总之，妻在婚内，妓在婚外，妾介乎二者之间，算是半婚内半婚外吧!
然而妻又不如妾，因为纳妾比娶妻更多主动性和选择自由。何况娶妻与纳妾，标准也不同。“娶妻娶德，纳妾纳色”。德让人敬而远之，色让人亲而近之，这就颇不一样。再说，妻角色繁多(贤妻、良母、佳媳、严妇)，任务繁重(辅佐丈夫、教育子女、孝敬公婆、管理家政)。这些事都不好做，都容易得罪人，也不一定讨丈夫喜欢。妾则只要伺候得老公眉开眼笑就行了。于是，那些有妻有妾的人，便多半疼妾甚于爱妻。
岂止是“妻不如妾”，而且是“妾不如婢”。纳妾虽不一定非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一般也要父母批准。与婢私通，或将婢收房，却全凭自己兴之所至。何况婢的社会地位极低，与男主人之间反倒较少纠葛。因此尽管男方的态度，绝大多数是玩弄、占有，甚至霸占，但在“闲取乐”之外，也未尝没有“不了情”。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外界的干预和指挥越少，爱的可能就越大。
爱不但要主动，而且要平等。夫妻好像是平等的，却又是一种礼仪关系，公务多于私情，客气多于**。夫与妾是主仆关系，主与婢是主奴关系，亦都不可能平起平坐。因此“婢不如妓”。因为嫖客与妓女，是买卖关系。一家愿买，一家愿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岂不“平等”?换个角度说，一个是浪子，一个是**，一个嫖娼，一个卖**，都不是“好东西”。你不用摆架子，我不用装样子，岂不也“平等”?如果碰巧一个是风流才子，一个是风尘丽人；一个有才情，一个有风情；一个怜香惜玉，一个色艺双绝，弄不好也就真会产生爱情。事实上，中国古代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便正是发生在妓女身上，尤其是发生在才子与艺妓之间。其间的奥妙，是很值得玩味的。
收婢要有权，狎妓要有钱，没权没钱的就只好去“偷”。偷来的总比买来的放心，何况所偷者为情，其所冒之风险，又是两个人共同承担的?当然，偷情让人向往，还因为它是传统社会中唯一的自由恋爱，真正的自由选择。娶妻、纳妾、收婢、狎妓，都比不上偷情真实，也比不上偷情刺激。中国人不大敢冒险，大逆不道的事不敢做，用偷情的办法来小小地叛逆一下，也未尝不是一种诱惑。所以“妓不如窃”。
如果说偷情的诱惑之一在于风险，那么，它的麻烦也在于风险。因此，偷情是要有胆量的，而有此“贼胆”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只是说说而已，嘴巴上快活快活。实际上也是偷情不如闲话，即“窃不如说”。一方面，没有风险。另方面，可以放肆。在中国，关于性的闲话是广为流传并百无禁忌的。因此，那些“有贼心无贼胆”的男女，便会大讲其闲话，好歹也是一种宣泄。
从“妻不如妾”，到“窃不如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两性关系，真有点每况愈下的味道。这当然是一个必须专门加以讨论的问题，这里不能细说。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要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为纳妾、收婢、狎妓、偷情辩护，更不主张大家都去偷、去嫖。只是想说，如果夫妻间情深意笃，家庭中充满了爱，则即便偶有“打野食”的念头，也不至于“妻不如妾”或“妓不如窃”。这可不是简单一句“喜新厌旧”或“**佚好色”就可以打发的。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包括按传统观念和传统方式组织的现代家庭，夫妻感情都相当淡漠，既不浪漫，也不甜蜜。于是，除个别人寻花问柳或红杏出墙外，大多数夫妻满腔的爱心，便都只好倾注在子女身上。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子女在中国，才成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