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之道朋友有两种，一种是有益的，另一种则是有害的。
孔子曾经提出过“益友”的三个条件。首先是直。直不但是心里不拐弯(正直)，而且是嘴上也不拐弯(直率)。一般人，做到“正派”并不难，做到“正直”就难一些了。而要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错误就说出来，尤其是敢于对自己亲近的人(如朋友)直统统地说出来，做到“直率”，就非常之难。难之一在于碍于情面，很难说出口；难之二在于顾忌功利，很难下决心。于人有损(伤了对方的面子)，于己无利(自己并无好处)，便很难会有人去做这种“蠢事”。然而直言虽然难听，却是出于“真爱”。故如能得一“直友”，实乃人生之大幸。
其次是谅。朋友犯了错误，自己能够“谅解”；或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自己能够“原谅”，这并不算很难。但是，要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予以“体谅”，就不容易了。尤其是他干了公认“不仁不义”的事，直接损害了自己又没有道歉，还能不顾自己背上黑锅而予以“曲谅”，那就真是其难无比!一个看重名誉的人，为了名声而“直”，还不难；一个追求实利的人，要他不顾名声而“曲”，也不难；而要一个人既不顾名声又不顾实利地去“曲谅”朋友，就几乎难得“不合情理”。但只有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第三就是“多闻”了。博学多闻的人，当然也是“益友”。相反则是“损友”。“损友”也有三个特点。第一，外表堂堂正正，但说的都是官话、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表面上无可挑剔，内心却并不正义，所以是“不直”；第二，只知逢迎讨好对方，甚至不惜附和错误，“指鹿为马”，表面体贴谅解，内心却并无真诚，所以是“不谅”；第三，夸夸其谈，言不及义，表面上能言善辩，内心却胸无点墨，当然不能算作“多闻”。这三种人，颇具迷惑性，其实最害人，所以是“损友”。
因此，君子的交友之道，就有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是“尚自然”。不强交(不强迫别人交朋友)，不苟交(不随便和别人交朋友)。真正的朋友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可以去寻找机遇(寻师访友)，但不能制造机遇。轻率就更不好。“生死之交一碗酒”，爽则爽矣，其实靠不住。
第二是“超功利”。因“利”而勾结者，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朋党”(狐朋狗党)。这种人，因为唯利是图，所以利相一致时，便狼狈为奸；无利可图时，便作鸟兽散；一旦利害冲突，便反目为仇，互相撕咬，哪里还有“情谊”可言?只有因“义”而结交者，才既可为正义而并肩战斗，也才可能在一方有过时，敢于直言而成为“直友”，或因大义而曲谅其小过，成为“谅友”。
第三是“去嫌疑”。朋友之交，贵在忠信，一有狐疑，便生嫌隙。故日“识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这里最难做到的是“小嫌不可不略”。因为正派人都难免清高甚至孤高，常自诩为“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对自己固然要求严格，对他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有资格”和自己交朋友的人)要求也不会低，而且往往认为那不过是“起码”的要求。于是，小有不满，便课以大罪名，一心只想关系正了又正，友谊纯了又纯。结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最后只能孤立自己。真正的“君子之交”，诚应“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着眼大处，不拘小节，求同存异，才是长久之计。
第四是“多宽容”。宽容是双向的。既要对朋友宽容，也要对自己宽容。不能因为自己做得到，就指责他人有过失；也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觉得没脸见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有力所能及者，有力所不能及者，总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所以，既不必苛求于人，亦不必苛求于己，以免失去了朋友之间的平等。
第五是“有肝胆”。能不能“去嫌疑”而“多宽容”，全在于有无“肝胆”；而有没有“肝胆”，又全在于是不是“超功利”。实际上，君子因为重义轻利，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得失都无所萦怀，自然胸怀坦荡；小人因为重利轻义，或害怕所求不可得，或害怕所得不能保，或害怕所保不能全，自然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这就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与人交往时，君子襟怀坦白，安详舒泰，从不以强凌弱，仗势欺人；小人则衿己傲物，唯恐失尊，难免盛气凌人，不依不饶。这就叫“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同理，君子求义，只须反躬自省；小人逐利，势必趋炎附势。这就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者，相互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衿而不争，群而不党，自然淡泊宁静；求诸人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少不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说些甜言蜜语，给些蝇头小利。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益友与损友，岂非正是君子与小人之别?
交友之情交朋友，要讲“交情”。
交情有深有浅。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浅的却不叫“浅交”，而叫“一面之交”。中国人讲“情面”。见了面，就有情。但毕竟“只见过一面”，交情尚浅，虽然也可以托人情，但往往不大好开口，也不能重托，除非是“一见如故”。“故”就是见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旧、故知，如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邻居。老则深，深则人。即使不能“深入”，“老”本身也是面子，总比“一面之交”来、头大。
的确，中国人的交情，一般是与交往时间的长短成正比的。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陈越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靠得住”，也难以产生恋恋不舍的“恋情”。故民谚日：“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新婚情烈，旧友情深”。友情不同于亲情，亲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爱；友情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靠“积累”。积累则厚，厚则深，叫做“深厚”；不积累则薄，薄则浅，叫做“浅薄”。浅薄的人，胸无城府。表现在交往上，一是“多言”，夸夸其谈，自我炫耀；二是“泛交”，轻诺寡信，不知自重。真正的友谊，应该是“面淡如水，心甘如饴”，就像真正的学问和艺术一样，“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厚积而薄发。
交情虽然以“老”的好，但“故旧”并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可疑，就像时下某些“青年学人”，专好卖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新概念，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不过是以其艰深饰其浅薄而已。交情老，只不过意味着面子大。“老交情”有事来请帮忙，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当然也可能只不过“面”上敷衍，这就全看交情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了。从这个角度讲，“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要结知交，第一要“诚”，即以诚相待，“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第二要“忠”，即忠于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义，“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权”，即通达权变，“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权”最难。孑L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可以和他“同学”，但未必“同道”。因为道路可选择，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样。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因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动机、目的、志向并不一定相同，虽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说不定只是“同路人”，没准什么时候还要分手。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权”。因为志是方向，叫“志向”；权是便宜，叫“权宜”。大彻大悟之人，为了最终地实现道与志，有时不得不略做变通，以为权宜。但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忠诚，或不诚信，一旦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与之同权；而一旦同权，也就真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了。
由此可见，结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难无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种朋友，虽不一定知己、知心，却最可依赖，这就是“患难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或是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时，掩护或救援过自己；或是在危难时，和自己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将是最忠实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翻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颈之交”。
道理也很简单，——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难，功名利禄，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的赞语中说，有个下邽邦(gui)人姓翟的，起先当廷尉(最高司法官)时，宾客来往极盛，把大门都塞住了，罢官以后，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捉鸟雀的网罗(“门可罗雀”一词即出于此)。后来，翟公又当了廷尉，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句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说得真是再透彻也没有了。
交友之态翟公的话，可以说是关于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仅谈到了“交情”，而且谈到了“交态”。所谓“交态”，就是结交朋友的意向和态度，也指人世间社交的常态，即“世态”。前面讲到的“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说是两种“交态”，但那只是两个极端。因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都不多。大多数人，处在君子与小人之间，无妨称之为“常人”。常人的“交态”也就是人世间社交的“常态”。
通常的“交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指导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支持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都属于此类。一类是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和特殊困难(如生病住院，购买车票等)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这些情感都需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需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这些隐秘有时也需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去。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为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不说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第二是“趋利害”。“趋利避害”本为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有目的的交朋友，当然就不能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也不能一概地斥之为“小人”、“不义”。一个人在选择和开始交朋友时，两人之间，尚无“情义”，如果“趋利避害”，又怎能说“不义”?历史上如信陵君之结交侯赢，公子光之结交专诸，严仲子之结交聂政，燕太子丹之结交荆轲，都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视为“不义”，又怎能要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计利害?严格说来，只有那些共患难而不共富贵，为小利而忘大义，卖友求荣，一阔脸就变的人，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顾身家利害，甚至承担着风险，仍要去结交身处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义凛然的君子。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时趋利避害，是应予理解的；若能在对方失势落难时仍维持友谊，便更是难能可贵，应视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离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为目的，则需要发生变化，朋友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或加深，或疏远，或转移。所以常人的朋友关系，往往会不断地重新组合，老朋友渐次疏远，新朋友纷至沓来。这既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无妨说是一种“好事”，因为能扩大交往的范围。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视朋友如夫妻，一味强调“从一而终”，既不现实，也不尽合理。因为对人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与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异，亦不妨说声“再见”，从此各奔前程。单方面强调“从一而终”者，往往都有一种“霸气”，以一己是非为是非，以一己善恶为善恶，要求朋友处处与自己相同，事事与自己相合，倘有异议，便视为“叛徒”，这其实是“同而不和”。其结果，不是变成“小人之交”，便是变成“孤家寡人”。许多人终身无一知己，道理往往在于此。如果还要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来作遁词，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观点独异。但圣贤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却不一定都是圣贤。非圣贤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过于狭隘之故。狭隘并无好处。因此，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到常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