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与麻将是人，大约就总要说闲话。
闲话有两个意思，一是闲暇时说的话，二是非正式说的话。人不是老是干活，总有闲下来的时候；也不能老是打官腔，多少得来点儿信口开河，于是就有了闲话。
闲话的好处，是轻松、随意，说的人不累，听的人不烦。说闲话又叫“聊天儿”，也叫“闲聊”。聊，有暂时、权且、略微等意思；闲，则有奎、白、漫无边际、无关紧要等意思。可见“闲”也好，“聊”也好，都无关大局，无伤大雅。又闲又聊，就更加可有可无，没个正经。反正闲话就是那种“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话。既然“说了也白说”，就不坊“乱说”；既然“不说白不说”，就大家“都说”。再说，闲着也是闲着。说点儿闲话，既打发了时光，也好歹算是做了点事情，没白闲着。所以，闲话也不完全是“白说”。
中国人爱说闲话。全国各地，都有关于闲话的种种说法。比如北京叫“侃山”，上海叫“吹牛”，东北叫“啦呱”，西北叫“谝传”，新疆叫“宣荒”，闽南叫“化仙”，成都叫“摆龙门阵”。这些说法都很形象，也有意思。就说“宣荒”。宣是宣讲，也是散布、传播。荒则是荒远，也是荒唐、荒谬。宣荒嘛，就是把那些荒诞不经的“荒信儿”(也就是“道听途说”)胡乱“宣”他一气，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一直扯到天荒地远，一点谱都没有了。因此也叫“吹牛”。
这就开心。因为没有拘束，不必循规蹈矩，很能让人放松。
其实宣荒也不容易，得有点精神，也得要点水平才行。比如北京人“侃”起“山”来，就确乎有股子“愚公移山”的劲头；而成都人摆“龙门阵”的架势和阵势，也绝不亚于当年的薛仁贵薛大将军。北京人和成都人，都是拿闲话当事业的。倒是闽南人潇洒。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飘飘欲仙了。是啊，聊天即等于“化仙”，则其乐也如何?
难怪中国人爱说闲话。
爱说闲话，首先是比较有闲。农业民族的生活节奏是比较慢的。农村里靠天吃饭，白天虽然忙碌，晚上却有的是空闲。何况还有“农闲”。尤其北方农村，一到冬天，就没什么事做，又哪儿也不能去，只能猫在家里，不说闲话干什么?当然，游牧民族的生活节奏也不快。但他们骑在马上，人与人隔得老远，说闲话就不怎么方便，所以他们唱歌。
唱歌和闲聊，都是宣泄过剩精力、打发多余时间的方式。其实读书也一样。因此“无聊才读书”。不过读书要有文化，得断文识字才行。此外，泡吧要有钱，钓鱼要有闲，健身要有场所，下棋要有智慧，还是说闲话便当。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也无论是在田间垄上、街头巷尾、茶馆饭店、车站码头，都可以说。既无需经费，也不要文化，一张嘴就是本钱，两个人便可开讲，更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因此，在中国，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皆有说闲话之可能、之条件、之兴趣。
再就是打麻将了。麻将是中国的“国玩”。它比桥牌好接受，比扑克花样多，不像围棋那么深奥，不像象棋那么费神，既可深入，也可浅出，少长咸宜，雅俗共赏，所以人见人爱，一玩就上瘾。坐在麻将桌前，就像坐在电脑跟前一样，时间过得飞快。何况麻将还有“群体性”，非四人一桌不可。这下好了，一个人，枯坐家中百无聊赖，正寻思着到哪凑热闹，一个电话来了：“嗨，哥们，咱这儿正j缺一呢!”他还不赶紧去?
这就有用。有什么用?交际。至少是为交际提供了机会，制造了借口。中国人是极其注重人际关系的。有事没事，大家都得聚一聚。但走亲串门，枯坐闲聊，久则乏味；请客吃饭，劳神费力，难以持久。何况请客吃饭，要有借口；走亲串门，要有话题。打麻将就没有这么多啰嗦。打麻将是不要借口的，麻将本身就是借口；打麻将也不用另想话题，麻将本身就是话题。所以打麻将最好。朋友聚会，可以增进友谊；家人围打，可以共享天伦。有些做子女的为讨双亲高兴，特地在节假日陪父母打上几圈，也算是一种孝心。朋友之间打麻将，那些会做人的，八圈下来，赢家请客吃饭，就更是功德圆满，皆大欢喜。
闲话与段子这就很像说闲话。
说闲话，图的也是融洽关系增进感情。闲话就是闲话，与己无关，无足轻重，既不必劳神费力，又不会因观点不同而陡起纠纷，正是融洽关系的好玩意，自然人人爱讲，个个爱听。所以，说闲话和打麻将一样，也是会上瘾的。“十亿人民九亿搓，还有一亿在琢磨”；“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麻将和闲话，是不是中国人的“最爱”?
中国人爱打麻将，爱说闲话，说到底，还是因为爱扎堆，爱抱团，爱往一块凑。所以中国人也爱聚餐。或者集体会餐，或者凑份子吃饭，或者轮流坐庄，这回你请我吃，下回我请你吃，反正就是凑在一起吃。聚餐既为友情而来，便常常还要辅之以麻将和闲话。或者吃饭之前先来几圈，或者饱餐之后打个通宵。但不管是觥筹交错，还是长城高筑，闲话总是不会缺席的。
闲话是酒席上最重要的一道菜。说是调料也行。没有闲话，大家都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或者温文尔雅，行礼如仪，那餐饭一定吃得寡淡，还剧累。想想也是。凑在一起吃饭，原本就是为了联络感情发展关系。如果一个个都跟闷葫卢泥菩萨似的，屁都不放一个，这饭还吃它做甚?所以，即便是不甚相识的人凑在了一起，哪怕是吃工作餐，也得说上几句。如果是请客吃饭，那就更不能“冷场”。这时，主人自己如果不善言词，或没有酒量，就非得请善饮健谈者作陪不呵。“陪客”不是“说客”。他的摇唇鼓舌，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要活跃气氛，因此不能“讲道理”，只能“说闲话”。不说闲话，难道谈哲学不成?
哲学当然也是可以谈的，但只能作闲话讲。政治也一样。事实上政治也是酒桌上的一个主要话题，另一个主要话题则是性。也有把政治和性糅在一起讲的。当政治和性被当作闲话，尤其是被糅在一起当作闲话来讲的时候，它也就成了“段子”。
段子的种类很多。从形式上讲，有小故事，也有顺口溜。从内容上讲，则有荤有素有黑有白。荤段子也不一定就粗俗。抗战时，有人撰得一联戏赠新婚夫妇，道是“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以“时事”影射“性事”，你不能不叹服“真亏他想得出”!时下流行的一个段子则颇有“时代感”：“二十岁的男人是‘奔腾’，三十岁的男人是‘日立’，四十岁的男人是‘正大’，五十岁的男人是‘微软’，六十岁的男人是‘松下’，七十岁以上就只好靠‘联想’了。”这也得有些小聪明才编得出。
政治话语当然也能“入段”。比如麻将这玩意儿，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学问不少。便有人套用林彪的话说：“打麻将，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打麻将，最容易学，真正打好就不容易了”(林彪的原话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其实说段子也一样。段子不过是闲话，按理人人会说，但真正说好并不容易。首先得交际广。交际广，听得就多，而且“版本”新。但听得多不一定记得住、说得出，所以还得记性好、口才好。会说段子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声演员的口才，会没悬念，会抖包袱，甚至会说方言，总之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嘴皮子特溜，这才能成为“九段高手”。
听段子既然有如听相声，会说段子的人在酒桌上便特受欢迎。现如今，但凡有点规模的公司和有点级别的部门，都会有一个到几个这样的“高手”，以便应付那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并保证每一个被宴请的客人，都眉开眼笑心情舒畅，对本公司或本单位、本地区留下愉快而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段子在酒席上有着不可小看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酒席上只能说闲话是不是?但闲话也不是可以随便说的呢!比如拉家常，就只限于亲朋好友之间。官场上，商界里，双方如果不是关系特“铁”，或知根知底，拉家常弄不好就会有“套取情报”的嫌疑。其他一些闲话没准也会犯了忌讳，只有说段子百无禁忌。段子里面说的事，都属于“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的一类，不会招谁惹谁。但又有趣，因此百听不厌。尤其是“荤段子”，几乎没人不爱听。几个包袱一抖，再矜持的人，也会忍不住笑起来。这时，他就是想端个架子摆个谱，怕也不能。
这就好了。讲段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调节气氛，放松身心，解除戒备，拉近距离。你想，当大家都因为一个“荤段子”而笑成一团时，彼此之间，还有什么隔阂、防范、陌生感呢?自然是“打成一片”。即便不是哥们姐们，至少也不会再打官腔了。
闲话与中国人段子是闲话，闲话却不等于段子。
闲话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事实上，举凡一切与“大事”无关的“小事”，与“公事”无关的“私事”，与“正事”无关的“闲事”，以及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视为“闲话”。
不过，说得多的，还是他人的私事，和对他人的私下批评。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探索自然兴趣不大，对公益事业也热情不高，唯独对关乎他人私事的闲话，以及各类来路不明的消息传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它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街头巷尾的谈资，饭局上的下酒菜，床头上的兴奋剂。对于“闲话爱好者”来说，评张论李，说三道四，大嚼其舌头，比嚼口香糖有味道得多。倘若一天不说闲话，或无闲话可说，则会像发了鸦片烟瘾一样，浑身不自在。
这样一来，中国的成年人，便差不多都和闲话有了瓜葛。不是自己说闲话，便是听别人说闲话；不是说别人的闲话，便是被别人说闲话。被别人说闲话固然是不好的，因为那多少意味着自己有什么“话柄”捏在了别人手里。尽管这话柄也许根本就不成什么“话”，或根本就不在“话”下，但无端地被别人“话”了一下，总归心里腻歪。然而，不被人说闲话，也是不好的，因为那意味着别人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如果放在眼里，时时盯着，怎么会一点闲话也没有?怪事!
同样，爱说闲话，固然是不好的。因为太爱说闲话的人，总会给人以不那么正派或正经的感觉。他怎么那么爱说闲话呢?八成是有毛病。正经事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么多时间说闲话?自己的事都管不好，怎么那么爱管闲事?然而，完全不说闲话，也是不好的。因为大家都说闲话，你一个人不说，就显得“不合群”，也给人以有毛病的感觉。所以，除非你自命清高，存心和大家伙儿过不去，便少不得多多少少要说点闲话。
于是，在中国，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闲话。在茶馆、饭店，在车站、码头，在单位的办公室，在各个家庭和宿舍，到处都是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正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
然而却很少有人能想到这“闲话”竟是可以杀人的。
比如《红楼梦》里的尤二姐，其实便为闲话所杀。王熙凤先是“私下里”(而且是“好心好意”地)把闲话倒给尤二姐听，说是：妹妹的名声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来往太密。然后不知使了什么法子，果真传得满世界都知道，“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讽”。“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最后只好走上绝路。像这样被闲话杀死的人(尤其是女人)，究竟有多少，我们无法统计。但只要多少读过一点中国文学作品的，便知道那一定不是一个小数。“周公恐惧流言日”，连位高权重的周公，尚且害怕流言蜚语，更何况是孤立无援的弱女子?
闲话可以让人“丧命”，也能让人“丢官”。比如西汉文帝时的河东太守季布，大约是个好官。文帝听人称其贤，便把他从河东太守的职位上召回来，打算任命为御史大夫。当时御史大夫的职位很高，位列上卿，相当于副首相，于是便有人说“闲话”了。说是季布这人挺勇敢的，力气又大，就是爱喝酒，一喝酒就发酒性，大家都不敢接近他。文帝一听就犯了嘀咕，把季布冷落在宾馆里，一等就是一个月。季布便跑去对汉文帝说，陛下将臣召回，又无所任命，只怕是听到什么闲话了吧?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深恐天下有识之士听说陛下如此地为他人的议论所左右，就能窥测到陛下的深浅了。文帝被说穿心思，暗自惭愧，一声不响，呆了半天，才支吾其词地说，河东比邻京畿，是朕的手足，所以特地召见爱卿。季布这才重回河东去当郡守。如果季布不向文帝把事情说穿，岂不就会因几句“闲话”而成了“待聘干部”，甚至要“下岗”?
当然，闲话之最常规作用，还是让人“丢脸”。别的不说，光是被人说了闲话，便是“丢脸”。因为别人都没有被说闲话，唯独你被说了，成了“另眼相看”的人，丢脸不丢脸呢?再说，为什么不议论别人，偏偏议论你呢?可见你有“问题”。至于那“问题”是不是“问题”，则又当别论。但“有问题”即是“问题”，而一个本来应该“没问题”的人居然“有问题”，当然也就“丢脸”。尽管你被平反了，尽管你被证明无罪，也“没有问题”，但只要闲话不止，就终究是个“问题”，也就别想过安生日子。阮玲玉的自杀，便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