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武器如此看来，“闲话”其实不“闲”。唯其“不闲”，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就有人用了它，来做斗争的武器。
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且有道理。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中国历史上的斗争，基本上是窝里斗。既云“窝里斗”，当然也就是朝廷内、家族内、圈子内，自家人斗自家人的内部斗争。这就不能“公开化”。一旦公开化，不但会“家丑外扬”，让外人看了“笑话”，钻了“空子”，而且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再说，自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不能公开翻脸吧?见了面，总得“皮笑肉不笑”吧?有什么看法、意见，总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直说吧?所以，无论心里面如何地咬牙切齿，暗地里如何地弄拳踢脚，表面上的“安定团结”还得维持，故而不能公开“鼓噪”，只能背后“嘀咕”，则“舆论”也就变成了“闲话”。
其次，这种斗争，不但不能“公开化”，而且也不能“激烈化”。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能大打出手，刀兵相见。闲话这玩意，又闲又不闲，“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用来做武器，最为合适。再说，既然是“内部斗争”，则其胜败的最终裁决者，也在内部。倘若采取其他手段，可能会引起“自家人”的反感，先不先就脱离了群众。闲话却是人人爱说，个个爱听的。运用“闲话”做武器，就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容许，也就能够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即便露了马脚，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不就是说闲话吗?难道你没说过?自然说过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你能说闲话，我不能说?何况，我说了你，你也说了我，两下里也就“扯平”，你还闹什么闹?
第三，中国历来缺少民主程序和舆论监督，什么事都是“头家”说了算。在国内是皇帝说了算，在家内是父亲说了算，在家族、行帮、门派内部是族长、帮主、师父们说了算。制度既为“一言堂”，则这些“君父”们要体察“下情”，就只好去听闲话。因为暗中的举报有告密的嫌疑，公开的批评又好像是在向“君父”们的权威挑战，只有不动声色地倒些“闲话”，把足以致人于死地的舆论“闲闲”地娓娓道来，才既能“惊动圣听”，又确保自身无虞，真正收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效果。
何况“君父”们也是人，也爱听闲话。对于他们来说，听闲话的好处甚多。“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没准能从闲言碎语中听出点什么名堂来。听出来以后，想当真，可以追究，因为“无风不起浪”。不想当真，也无妨一笑了之，因为原本不过街谈巷议。同样，对那些倒闲话的人，想整治查办，可以说他“别有用心”；想包庇纵容，也可以说他“有口无心”。反正是不是闲话，是故意诽谤还是随便乱说，从来就没有一个客观科学的标准，全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者一句话。
这就灵活、便当。所以，历代王朝，都有指派诗官特为采风(搜集民歌民谣)，指派稗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事，或规定言官(监察部门的官吏)可以“闻风奏事”。民歌民谣也好，道听途说也好，都是平民百姓“背着”皇上说的“闲话”，比如汉时的“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之类。有的还直接骂到皇帝头上。比如明朝嘉靖爱抄家，民谣就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类闲话，历朝历代都有，时下也很不少。除前面提到的“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十亿人民九亿搓，还有一亿在琢磨”外，还有“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十亿人民几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些民谣都反映了社情民意，有的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从“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故“王者”认为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当然要派人去收集整理。
不过“闻风奏事”这规矩，就不大好讲。所谓“闻风奏事”，即无论听到什么闲言碎语，哪怕只是“捕风捉影”，均可直接报告皇帝，而不必核实，也不受“反坐”的处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简直是在公开鼓励“倒闲话”了。
妙处多多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倒闲话”既为至尊天子所认可，并公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则普天之下的“闲话爱好者”，其欣然雀跃为何如?更何况，闲话这种武器，具体地使用起来，又确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好处。
第一是“合理合法”。在说话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西方人主张“言论自由”，认为说话是一个人的“天赋人权”，谁也不能限制和干涉。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发表这个意见的权利。所以西方人说话比较随便，国是可以议论，总统可以批评，上帝是否存在也可以怀疑(当然要在中世纪以后)。即便说错了，也只能说你说得不对，不能说你“不该说”。
中国人就没有那么随便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说话，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比如“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就不能允许他们“乱说乱动”。又比如，犯上作乱、造反谋逆的“反话”，不但不能说，连在心里想一想都是杀头的罪，其罪名就叫“腹诽”，也就是在肚子里诽谤“君父”，同属“大不敬”。其实，岂止是诽谤批评不得，就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能说。比如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当官前曾当过先生。有一天教学生读《老子》，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学生为避先生之讳故，不敢说“道”字，只好大声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确，中国人的许多话，确实是“非常不敢说”的。
不但“反话”不能说，“正话”也不能随便说。说的时候，要看场合，要看对象，要看自己的身份(有无资格说这些话)，还要注意态度、语气、方式、分寸。倘若犯规，君父、长官、老爷大人们便会一声断喝：“这里岂有你说话的地方?叉出去!”或令“掌嘴”。所以懂规矩的中国人，一般都不会“乱讲”。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注意态度语气地“信口开河”，至少也会被视为不懂规矩、没教养。
“正话”不能“乱讲”，“反话”更说不得，这样算下来，大约只有“闲话”，可以随便说，或说得比较随便。所谓闲话，也就是非正式的话。前面已多次说过，中国人说话办事，极其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格式无非官民之别，朝野之‘，0，内外之别等等，总之是“正式”与“非正式”之别。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是“闲话”。民可以讲“官话”(如宣读官方文件，传达官方意图，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发言等)，官也可以讲“闲话”(在非正式场合上的非正式发言都是)。故“闲”与“不闲”，全在于是否“正式”。但凡“非正式”者，都可以谓之日“闲”．而无论其主体是否当“官”。这就官民皆便。
何况只要是人，就要说话。正话反话都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如果连闲话也禁，岂不把人憋死?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禁闲话的“法”，也没有禁闲话的“理”。茶馆里张贴的告示，也只会说“莫谈国事”，断不会说“禁止闲话”的。其实，“莫谈国事”，也就等于“多说闲话”。因此，在中国，“国事”往往也会变成“闲话”，比如变成小道消息和政治民谣，也没有听说过会遭禁的。因为所谓闲话，也就是“随便说说”的意思，当然说得再随便，也“合法”。
至于“合理”，则本之于“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的逻辑，每个个人都是群体的。群体的也就是大家的，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每个人的私事、家事、闲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也都有权来关心，来过问，来议论，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中国人历来不承认个人有什么“隐私权”，也不会懂得要去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要求享有和尊重隐私权，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在先前，一个人如果要求隐私权，不但得不到尊重，反倒会被视为咄咄怪事：“怎么，他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不可告人”的，也一定或多半是“不正当”的，否则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这就只能进一步引来“闲话”。
总之，我是群体之一员，你也是群体之一员。我可以议论你，你也可以议论我，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反正“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就“公平”，也就“合理”。
坏事传千里用闲话做武器，妙处之二是“传播迅速”。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闲话的传播速度是最快的。快的原因，当然在于闲话所言，多半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历来有以德立国以礼治国的传统，“好人好事”总是会得到官方的正式表彰。“坏人坏事”就难讲了。除非是为了杀一儆百，做“反面教材”，弄不好就会被“捂起来”，以免家丑外扬，影响太坏。好事既然多由“官话”来讲，则闲话就难免多讲“坏事”了。
闲话多讲坏话，还因为好话可以当面讲，坏话则多半只能背后讲。好话是人人爱听的。要说好话，尽管当面。坏话就不同了。当面讲一个人的坏话，不但他未必接受，自己也往往讲不出口。但是，不讲，心里又憋得慌，便只好背后说闲话。正因为此，“闲话”一词，才有了“背后议论批评”的意思，或等于“不满的话”、“坏话”。
那么，坏话为什么就传得快呢?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坏话多半是“背地里”说的话。背地里说的话，往往比较有“价值”。一是真实可靠。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面对面”时，为面子故，便难免闪烁其词，甚至虚情假意。即便要说对方的“坏话”，也多半会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不得要领，除非是吵架。“背靠背”时就不一样了。没有面子障碍，不怕“对不起”，就可以放肆，也就比较真实，或被认为比较真实。
其二则是神秘诱人。背地里说的，也就是不能公开讲的。为什么不能公开讲呢?这就神秘，也就诱人。所以，越是不能公开讲的事情，就越是有人打听；越是打听不到，就越是神秘；而一旦打听到了，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因为自己居然听到了不能公开讲的、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岂不优越?
如果这背地里讲的，又是别人的“坏话”，就更有优越感。别人被说了坏话，就证明自己很好；别人被说了闲话，则证明自己没有被说。这就大可得意一把。所以但凡听到他人之闲话者，鲜有不心中窃喜的。不过，光是“没事偷着乐”还不行，还得把这闲话传出去。不传，则喜悦无人分享，得意无由证明。而且，为保证效果，传的时候，还得言之凿凿，神秘兮兮。
真实可靠，就有人信；神秘诱人，就有人传。因为能够听到不能公开讲的话，证明自己面子大，路子广，手眼通天，消息灵通，如不向人展示，则优越感何以显现?再说，把“不足与外人道”的闲话倒给别人听，也是拉交情、套近乎的一种方式，它往往意味着“如果咱俩不是哥们姐们，怎么会告诉你?”这就是面子，也是人情。倒闲话，体验了优越感，又得了面子人情，当然是很合算的买卖。
即便倒给当事人本人听，也不要紧，因为那“坏话”是别人说的，而自己讲出来，则全因彼此“贴心”之故。否则，又不关我什么事，谁吃饱了饭没事干，管这闲事来?正因为咱俩是哥们，怕你被人暗算了还蒙在鼓里，这才顾不上面子不面子，特地来给你“提个醒”。这份人情，对方当然不能不领。
闲话传播速度快，也还有闲话自身的原因。一是“闲话爱好者”人数众多。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传播起来自然也就快。二是中国人对闲话的兴趣大，热衷此道，积极主动，不愁找不到不要佣金的“义务宣传员”。三是闲话能满足中国人的许多心理需求，如“好奇心”、“窥私癖”、“平衡感”、“嘴巴瘾”等等，下面还要专门讲到。四是闲话走的是民间渠道，不需要审查报批、开会讨论、举手表决，自然比走官方渠道效率更高。所以有时官方的非正式意图或决定，也采取“闲话”的民间渠道下达，谓之“吹风”、“通气”、“打招呼”等等。
暗箭难防用闲话做武器，妙处之三是“不负责任”。前面说过，闲话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话，负什么责?何况说闲话时，一不记录，二不备案，三不存档，“来如春梦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你上哪儿追究责任去?即便找到了责任人，又怎么拿得出证据?即便拿得出证据，又请谁来主持公道?更何况，既然大家都公认其是“闲话”，自然不会有人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追究。谁要是去认真追究，大家便都会觉得“好笑”，没准儿追究本身，也会变成新的“话柄”，新的“笑料”，让人说“闲话”，这是很不合算的。
至于当事人本人，更不便出来“辟谣”，因为那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越解释，越说不清。闲话嘛，“姑妄言之”又“姑妄听之”的事，认什么真呢?还是“心里有鬼”吧?所以，对于闲话，最好“一笑了之”。如果硬要去解释，那就不但“吃不到羊肉”，没准还会“惹一身骚”。况且，传闲话的人那么多，你总不能站在十字街头，见一个人就解释一次吧?又况且你永远无法弄清是哪些人在传闲话，哪些人信了哪些人不信。对那些信了的人解释，人家会认为你“故作姿态”，越发坚信不疑；向没听过这些话的人解释，则又等于白当了一回“义务宣传员”，反倒扩大了影响，谁会干这蠢事?
主政者既不便追究，当事人又无法解释，大家也就乐得乘兴胡说乱讲一通，“过过嘴巴瘾”，反正决不会因此而对簿公堂，正所谓“不说白不说”。即便认真查下来，也不要紧。因为查来查去，最后的结论，往往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既然“事出有因”，说的人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而“查无实据”也并不等于没有证据，只不过其据“不实”而已。更何况，说闲话的人那么多，你追究谁的责任去?“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见说闲话是不必担心要负责任的。
第四就是“杀伤力强”了。因为被人说了闲话，是一件“丢脸”的事，这本身就是伤害。而且，说的人越多，就越没面子。于是还没开战，便先落了下风。况且，被人议论却不能追究，被人笑话却不能解释，被人伤害却不能反击，只能闷在心里生“闲气”，没准就闷出病来，甚至活活气死，你说杀伤力强不强?
其实，闲话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闲话主要不是说给当事人听的，而是说给别的什么人听的。这就难保不会有某个人“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疑心生暗鬼”。如果这疑心之人又非同一般，则很可能对被议论者产生极大的危害。更糟糕的是，这种疑心往往无法证实，而且也不会表露出来，结果很可能一个人中了暗箭自己还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就被“断送”了政治生命。所以，闲话虽小，虽轻，杀伤力却强。
闲话不但杀伤力强，而且难以应付。其所以难以应付，除了前面讲的无法追究，不能解释，以及找不到还手对象外，还因为它实在太小，太轻。闲话也者，无非是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不登大雅之堂，也就无法摆开阵势和它“过招”。它就像毛毛雨，打起伞来很可笑，不打伞又弄得浑身湿漉漉、黏乎乎的怪难受。所以，被闲话包围的人，就像得了艾滋病，自己没法应付，别人还老躲着他。你说可怕不可怕?
那么，闲话果真就无法对付了么?有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用闲话来对付闲话。比如别人说你偷奸，你就说他耍滑；别人说你谋私，你就说他搞鬼。总之，谁说你的闲话，你就说谁的闲话，甚至写匿名信。不过，以闲话对闲话，以匿名信对匿名信，未免以小人对小人，以缺德对缺德。最后的结果，是使自己也会变成恶。
闲话之可恶，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