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与闲话男人和女人，谁和闲话更有缘分?女人。
首先是女人比男人更爱说话。“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男人没好话。”男人和男人在一起，要么说正事，要么谈女人和性，要么话不投机，干脆不说。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则总有话说，天气啦，物价啦，孩子啦，衣服啦，单位上的闲言碎语啦，邻里间的鸡毛蒜皮啦，明星们的逸闻趣事啦，街面上的最新产品啦，大多是些“闲话”。这时，你想要她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比登天还难。所以，如果要刺探情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和女人说闲话。只要她说到兴头上，那么，不等你提问，她就不打自招，主动“坦白交代”了。
其次，女人对于“闲事”比男人更有兴趣。比如热心于给别人介绍对象的，便多半是女人。女人一般比男人更有“闲”，也比男人更有“同情心”。有同情心就有“动机”，有闲就有“条件”，一来二去，就形成了对闲事的好奇心。因此，邻里之间，一旦要打探别人家的“私事”，派出的探子，便十有八九是女人。
第三，女人比男人更有“想像力”。男人逻辑能力较强，女人则长于直觉与想像。故男人“认死理”，女人“想当然”。说闲话，恰恰是不能推理，只能想像，不能认死理，只能想当然的。如果较起真来，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那闲话还是闲话吗?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大家都想当然，说起闲话来，也就没有障碍。
即便用闲话作斗争武器，也是女人比男人多。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歧视、受欺负，又比男人更细致、更敏感，也就更容易感到不平。男人因为粗放、马虎、大大咧咧，所以往往感觉不到。即便感到不平，也比较容易“想开”；女人则因无法排遣，就往往“想不开”。想不开就要宣泄，就要报复。但男人的报复多诉诸行动，女人的报复则多诉诸语言。故男人动手，女人动口；男人打架，女人骂街；男人搞政变，女人倒闲话。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女人爱说话。爱说的也爱听。所以，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时，“特意寻来”的必是鲁镇上的“老女人”，而“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开去”。由是观之，女人与闲话更有“缘分”。
女人爱说闲话，也更容易被人说闲话。
首先是被女人说闲话。女人比男人更关心自己的同性。不过这里说的“关心”，不是爱，更不是要搞同性恋，而是一种暗地里的“较量”或“提防”。传统社会是一个男人的社会。男人高踞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制裁和道德判断的大权，出尽风头，占尽风流，阅尽人间春色，女人则不过是他们的陪衬与附庸。一个女人要在这样的社会立足，就不能不设法引起男人的注意，也就不能不防备别的女人比自己更年轻、更漂亮、更性感和更具魅力。
所以，女人更关注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在她们看来，男人都一样。只要自己有吸引力，就不怕没有男人来献媚。也所以，在公开的社交场合，男人关心的是自己的预期目的(结交要人、交换信息、洽谈生意等)能否实现，或能否有意外收获(如艳遇)，女人关心的则是自己能否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因此，一个单位，或一个圈子里，如果突然来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相当“出色”，或气质高贵，或谈吐优雅，或年轻漂亮，或风流性感，便立即会引起注意。男人的注意多半带有“邪念”，女人的注意则多半带有“敌意”。虽然都是“不怀好意”，但内容和性质却大相径庭。
女人不但关心和注意女人，而且眼光也格外挑剔。于是任何女人都难保不被挑出“毛病”来。一旦挑出毛病，也就有了话柄，则闲话也就油然而生。如果这个女人是“众矢之的”，则闲话的流布，也就格外迅速、广泛。可以说，一个女人闲话的多少，往往是与她受到公众注意的程度成正比的。越是引人注目，闲话也就越多。社会上的三流小报之所以特别爱刊登女歌星、女影星的逸闻，尤其是关于她们的“婚变”或“偷情”的逸闻，道理正在于此。某些女歌星、女影星会有意制造一些“新闻”，道理也在于此。
不过，说起歌星影星们的闲话来，人们的心理更多的是好奇。甚至在好奇、鄙薄和幸灾乐祸之外，也未尝没有几分羡慕。“星”们毕竟离自己太远，简直望尘莫及，因此只能“闲谈”，也无妨“闲谈”。如果是说自己身边的女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不把她们剥得一丝不挂，批得体无完肤，是决不住口的。如果这个女人又出了“事”，丢了“脸”，则那份幸灾乐祸的快感，就会溢于言表。如果说，有些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身边眼前的人比自己过得好，那么，女人之于女人则尤然。
男人与闲话女人爱说女人的闲话，男人也爱说女人的闲话。
男人只要不带功利目的，不是为了报复谁、搞垮谁，谈起女人来，倒是地地道道的闲谈。其心情是舒畅的，其态度是闲适的，其眼光是欣赏的，话题也比较集中，多半讨论该女是否性感漂亮。这也不奇怪。子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好色也是“人之常情”。再说，除此以外，又议论什么?莫非议论她学习成绩好，工作干劲大不成?那就不是说闲话了。事实上，一旦男人意识到“这个女人不寻常”．他们也就不再把她当女人看。不是会产生同性间的警惕，就是会产生同性间的敬重，话题也会变得严肃起来。
女人谈论女人，话题则比较分散，但大体不出以下范围：一是穿着打扮，二是举止言谈，三是婚恋情况，四是社会交往。议论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道德的评价。如果该女的行为有不够检点之处，则多半会引起同仇敌忾的批判。的确，女人比男人更看重贞洁问题。男人看待贞洁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多半希望自己的老婆守贞，而别的女人最好都是**。所以即便发现某女有点什么“问题”，也不会愤怒。女人的态度则表里如一。严于律己的，也不会宽以待人；自己如果不贞，也不会骂别人**荡。
但贞洁的女人毕竟是大多数，而“不寻常”的女人则不太多。所以，总的来说，男人谈女人，意在欣赏；女人谈女人，意在批评。男人较少对女人进行道德评价，女人则很难对女人进行审美欣赏。男人的态度是美学的，女人的态度是伦理学的。男人是欣赏者，女人是批评家。
男人爱说女人的闲话，女人则很少说男人的闲话。即便说，也不能那么放肆，或不能把男人当作男人来议论。再说，在传统社会，一个女人所能接触到的男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兄弟，便是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有什么好议论的?顶多也就是“诉说”而已(比如诉说丈夫的不忠或儿子的不孝)。即便这类话题，说的机会也不会太多。至于家庭以外的男人，则绝对说不得。一说，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总之，男人谈论女人，固然会有“流氓”嫌疑；女人谈论男人，则可能被视为“娼妇”。相比较而言，后者显然更可怕。
如此看来，男人似乎与闲话较少瓜葛，其实不然。在中国，男人往往是和女人一样爱说闲话的(否则中国的闲话爱好者就不会那么多)，而且说起来可能比女人还厉害。前面说到在汉文帝面前说季布闲话的，便是男人(这种事女人可插不上嘴)。可见，男人不说则已，一说，就会说出事来。
这就至少证明了三点：第一，男人也倒闲话，而且也不见得少说；第二，男人的倒闲话，多半有目的，甚至是用于搞阴谋；第三，男人的倒闲话，和女人一样，也是着眼于他人的隐私和私生活。这就比女人更可怕，也更下作。因为女人的倒闲话，多半没有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只不过爱说而已，顶多借此表明自己的清白，或泄泄私愤。男人是不爱说闲话的。不爱说而说，就多半“别有用心”。朝廷里，单位上，用闲话来损人、整人、害人，致人于死地的，也多半是男人。何况，女人倒闲话，范围往往不大，所说也不过鸡毛蒜皮，故危害也有限。男人倒起闲话来，那就没谱了，弄不好就整得别人丢官送命，家破人亡，岂不可怕?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不干正事倒闲话，岂不下作?
其实，即便女人用闲话作斗争武器，也比男人值得同情。女人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力气，当然只好背地里嘀咕。男人就不同了。男人完全可以布堂堂之阵，展正正之旗，当面挑战，公开过招，干吗用这下三烂的手段?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给逼出来的。谁逼他们来着?专制主义和专制制度。专制就不民主，不民主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舆论监督。大家有话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私下讲；不能当面讲，就只好背地讲。私下也好，背地也好，都是“阴”。阴也者，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之谓也。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事情做多了，自然心理也会变得阴暗起来。而心理阴暗的人，又怎么可能正大光明?
闲话阴谋家中国有阴暗心理的“闲话阴谋家”，差不多都会或都爱做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争宠”。这类人物，自己是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的，也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他们总是要依附于某个团体，或某个人，攀龙附凤，以为进身之阶。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得宠”，而且必须“争宠”。因为得宠是相对的。别人得宠，就意味着自己不得宠。即便已然得宠，也还有更多更高级的宠要得，这就非争不可。但是，恩宠这玩意，又不是自己想争就能争来的，得由上面给。这就要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甚至出卖灵魂。所以这类人，大多有“两件珍宝”，日“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吹牛拍马就说假话，两面三刀就倒闲话。
二是“告密”。告密是争宠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一个人是否得宠，要看他表现好不好，而表现的好坏，又是相对的。别人表现好，就意味着自己表现不好。或者反过来说更确切：只有别人表现不好，才能显得自己表现好。所以，要争宠，就得让上面认为别人不好。这就要告密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指责别人表现不好呢?因为公开指责要有证据，也得大家承认。这并不容易。公认表现不好的，往往不是对手；是对手的，又往往抓不住把柄。于是只好告密了。告密，并不仅仅只是“密告”(偷偷报告)，更是“告密”(报告隐秘)。既然是告密，就能引起注意，惊动圣听；既然是密告，就神不知鬼不觉，对方既无还手机会和辩解机会，自己也可以捕风捉影，无事生非，造谣编谎，至少也能添油加醋。当然，同时也还能显得自己忠心耿耿，铁杆保皇，也就能争得更多的恩宠。因此，此类小人，几乎没有不告密的。
三是“找事”。告密是争宠的配套工程，找事则是告密的前期工作。告密虽然可以诬告，但总以有据为宜，哪怕捕风捉影，蛛丝马迹。这就要没事找事。所以此类小人，几乎无一不会鸡蛋里面挑骨头。不过找来找去，也无非两类。一是政治问题，二是生活问题(又叫作风问题)。前者多半着眼于言论，比如犯上、大不敬、诽谤君父，或者反动言论、自由化言论等。哪怕只是发发牢骚，或者对领导不满，有意见，也行(而且更管用)。后者则多半着眼于行为，如乱搞男女关系。用政治问题整人则“狠”，用作风问题整人则“毒”。前者能把人“打倒”，后者能把人“搞臭”。如果得而兼，则最能大快此类小人的私心。
再就是“造谣”了。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毛病抓住把柄。特别廉正和特别世故的人就不好对付。前者一身正气，没有辫子可抓；后者谨言慎行，想抓也抓不住。但不抓，又不甘心，便只好造谣。造谣也容易。因为只要是人，就总会有所动作，有所表现。如果附会演绎，指鹿为马，无限上纲，便不难课以大罪名，制造新新闻。比如某同志外出调研，便可以说成是去会情妇；某先生房间里曾有年轻女子出入，自然是叫了小姐。那么，请问有证据吗?嘻嘻!这你就傻逼了。这种事情，哪有留下证据的?信不信随你好了!
其实，这些家伙又何尝一定要你信?只要有人听就行了。而且，他们越是表示不在乎你信不信，就越是有人信。结果，被诬陷的人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何况也不一定要造谣，还可以对已然存在的事实另作解释。这就更便当。只要存心找碴，随便什么都可以往坏里说，而且种类还挺多。笑，可以解释为“幸灾乐祸”，也可以解释为“笑里藏刀”，还可以解释为“皮笑肉不笑”。哭，可以解释为“兔死狐悲”，也可以解释为“猫哭耗子”，还可以解释为“刘备哭荆州”。不哭不笑也有话说。不是“冷酷无情”，便是“心怀鬼胎”，要不然就是“故作镇静”。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你哭了没有?笑了没有?不是么!
这实在是防不胜防。
在上述魍魉行径中，闲话都充当了重要角色。罪名既多从闲话中收集，告密亦不妨采用闲话方式。用倒闲话的办法来告密，万一查无实据，也不会构成诬告，因为那原本不过是闲话。闲话都是些道听途说，也就是别人说的，自己不必负责。再说，这个人的闲话这么多，至少也能证明他口碑不好。就算这些闲话都是谣言，怎么别人没有?
当然，一旦阴谋得逞，成了气候，那就不再是倒闲话，就要大做文章，甚至大开杀戒了。历史上那些奸臣们是这样做的，“文革”中康生之流是这样做的，现在某些成天拿着放大镜在别人的著作文章里找问题挑毛病，随时准备打棍子扣帽子的人，也想这样做。
这类小人，人数不一定很多，危害却不小。我们还真不可“小看”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