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与窥私癖由是观之,闲话这玩意,似乎不算什么好东西;而热衷于倒闲话,就更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一只“毒瘤”。然则,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喜欢讲闲话、传闲话呢?莫非真的嗜痂如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甘如乳酪”?

这就要进行一番心理分析了。

中国人的“闲话心理”,粗略地说,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日“好奇心”。中国人也有“好奇心”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也不大主张有。原因嘛,也有两个。首先,在中国人看来,好奇是丢人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少见多怪”。也就是说,好奇,只因为见识太少。如果“见多识广”,自然“见怪不怪”。因此,即便见到没见过的东西或事情,也要作无所谓状。比如第一次参加祭典,虽然没有见过,也不能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只能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又比如“有家教”的孩子,到别人家里做客,就断然不许探头探脑。见了主人家的新奇玩意,也不许大惊小怪,以免让人觉得咱们没见过“世面”,“小家子气”,遭人“笑话”。

另外,在中国人看来,好奇也是不正经的。什么是“奇”?“奇”就是怪,叫“奇怪”;就是异,叫“奇异”;就是巧,叫“奇巧”。与“奇”相反的是“正”。“正”就是经,叫“正经”;就是常,叫“正常”;就是道,叫“正道”。所以,正常人、正派人或者正经人,就不能“好奇”。“子不语怪、力、乱、神”,即此之故。“说奇”尚为君子不屑,何况“好奇”?这样一来,中国人的好奇心受到压抑,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好奇毕竟是人的天性。因此,中国人的好奇心只能受到限制,而不可能被泯灭。事实上,中国人对于自然奥秘、宗教归宿、哲学思辨等问题,确实漠不关心,但对于世道人情、政治斗争、人事纠纷等等,则津津乐道。就连一般小民,爱看的也是这一类的“热闹”:婚娶、出殡、吵嘴、打架、骂娘,以及县官审案,犯人游街,刽子手杀人。每到这时,不是场外围一大堆,就是后面跟一大群,走一路,看一路,而且正如鲁迅先生所描述:“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还不够起劲的么?

可见中国人并非不好奇,只不过其所“好”者,无关乎物,只关乎人。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岂非都是人事?但当真关心“公事”(国事、天下事)的,其实并不多。一般普通老百姓关心的,还是“私事”(家事),尤其是别人家的事。

这就难免产生“窥私癖”。

中国有多少人有“窥私癖”,这无从统计。但大体说来,那些聚族而居者,各房媳妇妯娌之间,都难免相互窥测。另外,小市民,尤其是女小市民,亦多半有此嗜好。究其所以,则多因“亲密无间”故。住在一起的人,一般总想知道人家是怎么过的,过得比自己好,还是比自己差。这就非窥视不可。所以,在物质匮乏的那些年代,谁家要是偶然吃一次红烧肉,也得偷偷摸摸,免得别人知道了说闲话。

攀比之外,也不乏好奇。人的心理大约总是这样:离得太远,根本看不见的,他没有兴趣;全无遮掩,一目了然的,他也不会好奇;唯独那些近在眼前又看不清楚,半含半露,半遮半掩,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东西和事情,最能勾起他们“看个究竟”的欲望。

小市民的生活,就是如此。一条里弄,住上几百户人家。楼上楼下,一墙之隔,什么都听得见,又都听不真切,什么都看得到,又看不清楚,还能不激起“好奇心”,培养“窥私癖”?再说,街坊邻里,三姑六婆,不是在一起洗衣服,就是在一起搓麻将,总得有闲话说吧?这就要有谈资,而他人的私生活,无疑是最好的话题之一。可惜,这类新闻材料,是不能公开采访的,于是便只好窥视。

那么,探头探脑,听壁脚,就不怕被人发现么?不怕。因为即便被人发现,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呀?”于是你就只好“开门揖盗”,恭请诸位“窥私爱好者”登堂入室莅临视察。既然连他们的眼睛都管不住,当然更管不住他们的嘴巴,第二天的闲话场上,便又平添了许多“口香糖”。总之,窥私所得,可为闲话之谈资;闲话所闻,又可为窥私之补充,真是“相得益彰”。

当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先前根本就没有隐私概念。隐私概念是建立在个体意识基础上的。只有承认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才会承认他有不可侵犯的隐私权。然而,按照中国文化的逻辑,公私不分,则无私可隐;内外有别,又界限模糊。如果窥私者自认为他和你是“自家人”,你还能说他是“窥私”吗?再说,乡里乡亲的,平时少不得要来来往往,相互照应,如果连你家里面都不让人家看看,那不是太见外,太不够意思了吗?难道街坊邻里还会偷你东西不成?结果,窥私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捍卫隐私权反倒变得“不正当”,至少也会弄得“没人缘”。

问题是,你看了也就看了,为什么还要说,而且还要到处说?因为不说,就没人知道我知道,岂非白知道?何况,不说,不但好奇心和窥私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想像力也不能发挥,创造性也不能表现,而想像力和创造性,也分别是闲话心理之一。

想像力与创造性闲话是想像力的磨刀石。

想像力和好奇心一样,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想像力,证据是中国的神话不多,鲜有好的科幻小说等。但据此便说中国人缺乏想像力,是冤枉的。鲁迅先生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体,立刻想到**,立刻想到**,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而已集?小杂感》)。这岂非中国人颇有“想像力”之明证?只不过“唯在这层”而已。

想像力既然不幸被挤对到如此狭小的领域,便总要让它大显身手才好,而闲话则恰好为它提供了“用武之地”。闲话闲话,不过“说说而已”,何况“君子动口不动手”,随便说说总没有什么关系。况且,越是不能“动手”,就越是想“动口”。所以,中国人闲话的内容,虽非“唯在这层”,但也“多在这层”。因为性原本就是一件必须“说一说”又不能公开讨论的事情。不能公开说,就只好私下说;官方不能说,就只好民间说。于是关于性的话语,便多半是闲话(亦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中国的性闲话很多,各类荤话荤故事都是。其共同特点,是内容刺激诱人而形式扑朔迷离。因为性毕竟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不能明目张胆地说。但越是禁忌,就越构成“挡不住的诱惑”。于是说的人欲说还休,听的人欲罢不能;说的人闪烁其词,听的人又不便刨根问底。这就要靠想像力来帮忙了。这种想像力,是连普通农民都有的。比如一个农民问一个农妇,你那块田干了吧?要不要我来浇水?我的管子又长又粗。农妇听“懂”了,就会骂道:什么东西!农民则会笑嘻嘻地说:什么东西?当然不会是胡萝卜,也不会是紫茄子啦!倘若没有想像力,你就悟不出什么名堂。

如果事关身边人身边事,想像力起到的便又是另一种作用。因为这回可是“来真格的”了,必须有真实性,尤其是细节的真实。但细节的真实,又哪里是能够全都打听得来的?这就要靠想像力来帮忙。所以,一说到此类事情,说者张目,闻者动容,双方都往往十分起劲。说的人为了绘声绘色,少不得要加以“合理的虚构”;听的人为了彼此呼应,也少不得要加以“合情的补充”。双方的想像力都得以充分地施展和发挥,还能不快活吗?只可怜那被说闲话者,从此便不得安宁。行则有人“行注目礼”,坐则有人“戳脊梁骨”,居则有人以种种借口前来打探窥测,去则立即会被认定是已然私奔。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被人说了此种闲话,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用于杀人之闲话,多为此类,而“想像力”则是其刀刃。

其实,不但男女关系,其他闲话,也多半要靠想像力来补充的。因为闲话不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即便“事出有因”,也难免“语焉不详”,没有想像力怎么行?何况,说闲话是不必负责任的,便正好操练操练自己的想像力。即便不过“想当然”,也不要紧。反正是说闲话,又不是做学问,认什么真呢?

这就正好充分表现一下创造性。中国人原本是很有创造才能的,只可惜和好奇心、想像力一样,受到限制。古时候,旧社会,科学研究不受鼓励,著书立说颇多禁忌。既不能“离经叛道”,亦不敢“异想天开”,人人循规蹈矩,个个祖述前贤,也就谈不上什么创造性。再说,研究也好,著述也好,都是个别人的事,与平民百姓何干?

只有闲话是“安全地带”,只有闲话是“用武之地”。

闲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人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讲,反正只当放屁。放屁是没有规矩的,这就宽松。但闲话又不是放屁。它没有规矩,却有技巧。因为说闲话的目的是大家开心,好玩,乐。因此要有巧智,要有新鲜感。这就非有创造性不可。否则,讲来讲去就那么些陈词滥调,味道寡淡,谁听?

事实上闲话的创造性也极强。比如酒桌上的段子,就年年都有“新版本”。手机上也不时可以收到新的“短信”。这说明有不少人在从事闲话的“业余创作”,而且不在乎“著作权”。同时,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不断有人进行修订和补充,以求完美完善。正因为有这样一支不图名利的创作大军,中国的闲话事业才蒸蒸日上,历久不衰。

平衡感与报复欲闲话其实有两类。一类是娱人的,一类是害人的。如果说,娱人的闲话表现了想像力和创造性,那么,害人的闲话则主要源于“平衡感”和“报复欲”。

这两条,可以算作一对。爱讲他人之闲话者,多因内心不平衡。为了报复,也为了心理平衡,便去讲闲话。试看大观园中,最爱讲闲话的是谁?无非是赵姨娘之流,因为他们内心最不平衡。不平衡则“争闲气”,争闲气则“倒闲话”,闲话讲得越多,闲气也生得越多,如此恶性循环,永无出头之日。然而除此一招,也实别无良策。因为他们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地位,又没有正经事可做,不讲闲话干什么?何况,闲话不闲,说得多了,没准还真能起点作用。因不平衡而讲闲话者,心理大抵如此。

可以这么说,但凡爱讲别人闲话的,都多少有点“姨娘心理”;而所谓“平衡感”,说白了,也就是“嫉妒心”。正因为嫉妒,所以,自己不走运,便巴不得别人倒霉;自己不成功,便巴不得别人失败;自己站不直,便巴不得别人摔跤;自己没本事,便巴不得别人垮台;自己生了病,便巴不得别人早死;自己不幸福,便巴不得别人闹离婚。总之,是容不得别人,尤其是自己身边眼前天天看得见的人,比自己过得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于是竟会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人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这个人便去将那女孩痛打一顿,或者竟将她毁容,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去找男的决斗。

当然还有更差劲的,那就是大讲这女孩的闲话。这实在是一种“姨娘心理”,也是一种“弱者行为”。因为强者居高临下,有强烈的优越感,自然不会去毁坏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只会去争取更好的。当然,他也绝不屑于去说闲话。弱者既无能力,又无优越感,只好找更弱的对象出气,甚至只能背里去讲闲话,亦即通过用闲话损人的方式来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你不是得势了吗?你不是走运了吗?你不是夺走了我的幸福(并非果真如此)吗?你不是在人前露脸(也并非果真如此)了吗?可是我背后说你闲话了,我和别人一起损你了,我们也就扯平了。这就简直连阿Q都不如。阿Q虽然主张“精神胜利法”,而且也是找比自己更弱的人(如小尼姑)出气,却还没有下作到背后讲闲话损人的。

讲别人闲话者,多半都被讲过闲话;被别人讲过闲话的,也多半要去讲别人。这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闲话还闲话”。你说我贪污,我就说你偷钱;你说我暧昧,我就说你养汉;你说我的文章都是别人代笔,我就说你的书都是剽窃。这种“闲话大战”,连学者教授之流也公然加入,真乃噫吁嘻不亦悲乎!

除了这种双方都以闲话为武器而相互报复者外,也有单方面用闲话来进行报复的,即明里吃了人家的亏,又斗不过,只好暗地里弄些鬼鬼祟祟的魍魉手段,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自然也不折不扣的是弱者行为。这种人,往往睁着两只贼亮贼亮的眼睛,千方百计在对手身上找岔子。一旦逮住把柄,或自认为逮住了把柄,便立即兴奋异常,四处奔走相告,唯恐天下不乱。如果这把柄是别人逮住的,闲话是别人制造的,则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并主动承担起传播的义务,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惜添油加醋,增容补缺。所以,通过闲话,也可以考察人际关系。一个人,如果十分起劲地说某个人的闲话,则他们之间便多半是有“过节”,或是前者吃了后者的“亏”。

其实,即便不是出于报复,人们在传播闲话的过程中,也往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潜在心理。因为好坏优劣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别人倒霉了,就说明自己走运;别人被说闲话,就证明自己没有把柄。因此,为了证明和显示自己“清白”,也为了体验“优越感”,便不但暗地里盼望别人“出事”,也会有意识地去说别人的闲话。别人的闲话越多,自己的闲话就越少。不过,真到少得等于零时,有些人又往往会有一种失落感,心里酸溜溜的,因为这意味着他根本不值得别人注意。

所以,一个人,除非谁也不认识他,或者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就难免会被人说闲话。即便他再会做人,再小心翼翼,也在劫难逃:“这家伙,八面玲珑,从来不得罪人,真是油壶里的鸡蛋,又圆又滑。”这不也是闲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