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出来的血缘
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血缘关系中，最亲的是母子。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爱的却是母亲。从“慈母手中线”，到“妈妈的吻”，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从“孟母择邻”到“岳母刺字”，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就连认干亲，中国人也习惯于认“干妈”，而不是认“教父”。反正“世上只有妈妈好”。有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呢?没有。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比如自己的家叫“娘家”，丈夫的家叫“婆家”。“娘家”不能叫做“爹家”，“婆家”也不能叫做“公家”，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虽然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也只会被骂作“没娘养的”。事实上，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还管救命。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惹了事，闯了祸，小命难保了，要讨饶，便会搬出老娘救驾，道是：“家中还有七旬老母”，往往也能奏效，如《水浒传》中李逵之放过李鬼。因为爱母之心，人皆有之，不看爹面看娘面，只好放他一马，以免让那老娘伤心。
比母亲次一点的，则是兄弟。兄弟也很亲。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手足)。尽管说“亲兄弟明算账”，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问之最亲密者(女性则为姐妹)。所以，一个人要想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最便当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中国社会各阶层，称谓各不相同，如官场称“大人”，商界称“老板”，儒林称“先生”，江湖称“大侠”，唯独“兄弟”，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人都可以用来称呼自己的朋友，或称呼自己，甚至用来称呼各自所属的群体，比如“兄弟单位”。就连初通汉语的老外都知道一见面就叫一声：嗨，哥们!
再次就是乡亲了。乡亲乡亲，老乡也是很亲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个中国人，如果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所能依靠的，往往是老乡；伸出救援之手的，也往往是老乡。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同乡会”一类的民间组织。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还有专门的“会馆”，专一为老乡们提供保护和支援。中国大陆一些单位甚至还有这样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是因为要帮老乡的忙，而且错误又不太大(比如开后门)，便多半能得到谅解。因为人人都有老乡，都要给老乡开点方便之门，否则便没法做人。老乡，可以说是非血缘关系中最亲的一种。
那么，母子、兄弟、乡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说得白了，就是“吃”的关系。母子关系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母这个字，《说文》谓“像乳子也”，也就是“喂奶的人”；《仓颉》篇云：“其中有两点者，像人乳形”，也就是“有奶的人”。无论甲骨文，金文，都无不是一个有着硕大**的女人形象。这可真是“有奶便是娘”了。
其实喂奶一事看似寻常，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婴儿无奶便不能存活，也不能成长，可以说是“命之所系”；而母亲哺育儿女，则是直接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下一代，可以说是“命之所付”。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理应得到回报；而赡养老母，也就天经地义，否则便禽兽不如。所以，当一个人提出“家中尚有七旬老母”时，也就只好饶他一条狗命。不放了他，连自己都不是人了，行吗?
甚至第二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兄弟姐妹，也是靠母亲的哺乳建立起来的。什么是兄弟?说穿了，就是同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两个人，无论是否一娘所生，只要同吃一母之乳，便是兄弟(如奶兄弟)。再广义一点，只要有着同一物质食粮或精神食粮之来源者，比如同一老师或师父教出来的学生或徒弟，也是兄弟(如师兄弟)。显然，这里便隐含着一个文化学的原理：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可以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食物是生命之源，而最早的食物是乳汁。乳汁既然是生命之所系，其他食物当然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的人是兄弟，吃同一种食物的人当然也是。
食与共食
乡亲便正是因为吃同一种食物而亲的。所谓乡亲，就是“喝同一条河水”的人，或“吃同一口井水”的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为什么亲呢?秘密就在于那家乡水。那河，是母亲河；那水，是母亲的乳汁。我们赞美长江、黄河，不就是说“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吗?
事实上，水也是生命之源。科学研究证明，水较之食物，更为生命所需；考古学也证明，原始人类几乎大都伴水而居。“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既然共饮一水，则生命之源相同，自然会有不同一般的感情。所以，同乡之间，即便并无血缘，也有亲缘，故谓之“乡亲”；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则叫做“离乡背井”。井，是被看作生命源头的；乡，则是生命源头之所在。
其实，“乡”这个字，本义就是共餐、共食。乡字繁体写作“绑”，与“飨”是同一个字。它的甲骨文字形，是当中一个盛放食物的簋(饭桶)，一边一个跪坐的人，共同面对当中那只饭桶。整个字形，便表示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况。在远古，能如此共食者，八成是亲人。不同家庭，也同家族；不同家族，也同氏族。后来，范围扩大了。凡共食一簋者，即为“乡”。当然，在古代，能共食者，一般也都相距不远，来往很方便的，故能相邻、相亲、相友相助、相保相宾。所以杨宽先生说：“乡邑的‘乡’不仅由于‘相亲’，实是取义于‘共食’。”因此“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古史新探》)。
这下子我们清楚了：母子是“吃与被吃”(食)的关系，兄弟、乡亲则是“同吃”(共食)的关系。或者说，兄弟是吃同一个娘的奶长大的人，乡亲则是吃同一口井的水长大的人。所以，只要是“同吃一锅饭”的人，比如部队里的战友，单位上的同事，就多多少少有些兄弟情分。道理也很简单：食物是生命之源。吃了同一种食物，也就有了同一种生命之源，能不是兄弟不是哥们吗?
显然，兄弟也好，乡亲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人神关系也好，都是“食与共食”的关系。同理，真血缘关系也好，假血缘关系也好，准血缘关系也好，类血缘关系也好，也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吃同一食物”。也就是说，任何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相识，或真有血缘，一旦在一起吃了同一种食物，就会被视为有着同一生命来源，因而有可能成为“自己人”，被看作“兄弟”。直到现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仍有这样的习俗：无论是谁，只要与贝都因人一起进餐，哪怕只吃一口食物或喝一口牛奶，就不必害怕被视为敌人了。
可以作为反证的一个事实，是在许多民族中都有这样的习俗：复仇者绝不和自己的仇敌共食。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因为一旦共食，便成了“哥们”，则下一步的复仇，岂非“手足相残”，又如何下得了手?当然，一对敌人或两个敌对集团如果要“讲和”，则最好的办法亦莫过于在一起大吃一顿。只要对方端起了你的酒杯，八成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酒杯一端，即成“兄弟”。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还有什么仇怨不可消除的呢?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心理：如果你能大吃他们的手抓羊肉，痛饮他们的杂粮米酒，则几乎立即就会视你为知心朋友，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招待。相反，如果文质彬彬，浅尝辄止，甚或自带干粮，便会被视为极不友好的表示，也就必定会受到冷遇，甚至敌视。可以说，亲与疏，敌与友，竟全在于共食与否。
甚至真正的兄弟，如果长期不共食，关系也可能疏远。所以，在中国，分出去的儿子，嫁出去的女儿，总会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共食。这个家之所以称为“娘家”而非“爹家”，就因为它是以食物的主要提供者——母亲为中心的。这时，母亲便会为子女们准备和制作他们爱吃的饭菜，并笑眯眯乐呵呵地看着他们吃下去。这实际上是在重申母亲的角色——“食物或日生命之源的提供者”。同样的，兄弟姐妹们也在重申自己的角色——“吃同一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总是亲自下厨，至少也要亲自安排、主持、指挥。在这种家宴上，如果邀请某一外人共食，则是很高的待遇，也是很不见外的表示。这个外人，便被视为“家里人”，视为“兄弟”，成为这家人的“铁哥儿们”。
所以，家宴，便历来是中国诸多宴会中最重要也最具真情的一种。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的那一次家宴，几乎无论在哪一个家庭，都是一件大事。这时，分散在各地的家人，都要千方百计赶回去吃“团圆饭”，弄得我国的交通每到春节前后便格外繁忙。政府必须全力以赴，来安排处理“春运”事宜，以保证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
说起来，所谓“年夜”，也不过就是一个夜晚罢了；而只要能团圆，又何必拘泥于哪一天?但这一回的家宴就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前一年已然存在的血缘关系，是肯定和确认；对后一年将要延续的血缘关系，则是预约和重申。不难想像，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一家人团团围定一张圆桌，举筷共食，举杯共饮，亲亲热热地吃上一顿好饭，那真是其情也切切，其乐也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