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上谕真的到了宿松：“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开了，驻扎在宿松的湘勇将官们纷纷前来祝贺，宿松、太湖、望江等县的县令们，一个个亲自坐轿来，连远驻徽州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也打发人飞骑奔来道喜。凡前来恭贺的人，曾国藩一律不见。他在大营墙上张贴了一纸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远，无暇应酬，贺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职守，本署督已祗受矣。”
因为事先早已知道，曾国藩对这道上谕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深感临危受命的重大责任。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石达开的二十万人马虽已进入川贵，但随时都可返旆东来，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合起来至少还有五六十万。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藩，这些天来时常有一种苍凉之感。朝廷在江南大营溃败、四顾无人的时候，才想起依靠湘勇的力量，就在要依靠的时候，仍不愿干干脆脆把江督授予他这个湘勇的元勋，而要授给胡林翼。难道说，皇上对他的成见，一直耿耿于怀吗？每当想起这些，曾国藩便涌出一种强烈的委屈和失意之感。有一天深夜，凝视灯火，居然信笔写出了一首这样的五言诗：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写完后，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会心灰若此！他想，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这种思想都要不得。他烧了这首诗，打起精神，考虑今后的用兵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早在江南大营失败前，便和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那时只局限于湘勇及胡林翼所掌管的部分绿营的调配。现在不同了，两江地方的绿营都可以由自己来节制。当然，绿营还包括多年来和湘勇一起打仗的多隆阿部。
曾国藩将前些日子磋商的事理出个头绪来，作出了几点决定：首先，他清楚地认识到，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错误的，必须改由西面进攻的策略，也就是两年前复出时所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即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长江在安徽境内有两座重要城镇，一为江北的安庆，一为江南的池州，占住了它们，即打开了攻破江宁的大门。拿下安庆，这是曾国藩复出后的第一个战略任务，可惜李续宾、曾国华辜负重任。十天前，经胡林翼提醒，曾国藩已拟定调九弟国荃去安徽。他密函九弟：把围安庆当做围江宁的演习，训练部属，积累经验，日后好抢夺攻克江宁的首功。曾国荃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接到大哥的信后，立即出发，一面又派人回湖南再募五千人。有了攻吉安的经验，他对攻下安庆充满了信心。曾国藩又把满弟贞干的贞字营扩大到两千人，也调往安庆。吉字营、贞字营，才是真正的曾家军。安庆方面可以放心了。池州如何对付呢？
守池州府的是太平军左军主将定天义韦俊。太平军三下武昌，其中两次的总指挥便是他。咸丰六年，他在武昌城头亲自指挥打死了罗泽南。曾国藩既对韦俊恨之入骨，又佩服他是个难得的将才。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是不是不用武力，而用离间计，使韦俊挟池州投降呢？对此，曾国藩没有信心。太平军深受拜上帝教的影响，团结心强，要他们叛教投敌，怕是难办。
另一件大事，是两江总督目前驻节何处？朝廷严命赴江苏，江苏一时固然不能进，但也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朝命不理。曾国藩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指画着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的路线。他在祁门县境停住了手指。祁门处于丛山包围之中，一条大道贯穿县城，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景德镇，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营，又可以与浙江、江西互通声息，是个驻节的好地方。
还有，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以及浙江四省的巡抚，是至关重要的大员，必须逐步地不露声色地替换，他们一定要是可靠的心腹，否则难收指臂之效。可任巡抚的人选，他心中已有两个：一个是彭玉麟，一个是赣南兵备道沈葆桢。沈葆桢字幼丹，福建闽侯人，林则徐的女婿，品行才干，都有岳丈之风。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咸丰五六年间，曾在湘勇营务处供职一年多。以福建人、名臣之戚而与湘勇有如此渊源，实为难得，既可引为心腹，又可免尽用湘人之嫌。还得再物色两个人，一年半载之内将现在的江西巡抚耆龄、安徽巡抚翁同书、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统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