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重疑惑中，专案组再次提审欧海洋，非常严肃地问他能不能确定凶犯是汪振东。

他的语气仍然十分肯定，一口咬定就是汪振东，同时，无论怎样对他软硬兼施，他始终坚持所有的光碟都不存在了。

就在抓捕汪振东的同时，专案组搜查了汪振东的家和办公室，并传唤了他的妻子。

结果，没有搜出窃听器剧毒品及与现场痕迹相吻合的鞋子和摩托车，更没有什么血衣凶器。

他的妻子比较恐慌，但能把汪振东大部分行踪的方位和时间说出来，前后基本上保持一致，神情上也无明显的撒谎迹象。

至此，在只有欧海洋单方面指证的情况下，对汪振东的审讯陷入困境，但做为一个非常重大的嫌疑人，当然不能让他轻易地出去。

就这样，汪振东开始了没有多少审讯活动的拘禁生活。

省监狱管理局对汪振东作案的可能性也是将信将疑，但他们既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清白，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罪，只好任其自然，指定聂建森暂时主持监狱的全面工作。

这一次还好，有一个邓拓在，没有让侦查工作完全陷入僵局。专案组暂时停止了对汪振东的审讯后，投入大部分警力对付邓拓，包括全天候多种手段的密切监视以及全方面的调查。

然而对于这样的“老特务”，监视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他似乎早有防备，每一次出门，总是不停地东张西望，一旦发现有人跟踪，便在小巷里拐来拐去，三下两下就把年轻的侦查员摔脱了。

好在这个城市不大，跟丢了，马上报告，不久又能重新发现他的身影。

不过他的活动却非常普通，一般是买些菜，接送外甥上学放学，到女儿的新居里走一走，或者在街上随便逛一逛，买点小东西，下下棋。

技术大队采取大胆的行动，趁邓拓外出之机，在他家里安装了最先进最小巧的监听器，但立即被邓拓排除，而他却既不声张，也不到公安局报案。

对他及其家人所有电话和信件的监视检查，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东西。

邓拓非常明显的反侦查意识和行为，自然增加了他的嫌疑，但对他全面的行动结果，却又令人大失所望。

专案组很多成员开始浮躁起来，迷惑起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蒋伟平见此形势，立即下令中止大规模的在邓拓眼里几乎是公开的监视活动，只在他家两个住处的附近，租了两套房子，用高倍望远镜和夜视仪进行全天候的监视；技术大队对他们所有电话的监听当然不会停止，只要发现他有异常行动，立即派出富有经验的老刑警远远地跟着，频繁换人，多种方式更替，做到既不跟丢，又不被他发现，给他一种专案组完全放弃了对他的监视的错觉，放纵他采取新的行动。

南方这座不大不小的中等城市，日子一天一天平静地流淌着，浓缩在邓拓一家人的悠闲生活中。

人们渐渐地淡忘了令人痛快的宾馆窃听风波，对那个凶残狡猾的杀手的议论和恐惧也在慢慢地减少，因为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没有了悬念。

然而，在红山市政法系统内部，情形却大不一样。

随着汪振东羁押时间一天一天地拉长，他的家人加紧了四处的上访活动，而省监狱管理局也开始质疑市公安局，提出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就早点结案，快点起诉，快点审判，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早点放人，好让他们尽快确定新监狱长的人选。

市公安局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凶犯，并获得了非常肯定明确的人证，又有邓拓给予他们无限的希望，当然不肯轻易放弃，但又苦于找不到他强奸和杀人的铁证，无法进一步推进侦查工作，更没法将他移送检察院，只好尴尬地硬顶着巨大的多重压力，一拖再拖，企图在邓拓那里找到突破口后再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