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怒道：“从事司法岂是梁某所长？梁某自束发受教以来便攻书读史，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师事南海夫子之后，更是立志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维新变法因故不成，梁某足迹踏遍日美加澳，苦读欧美政史财经诸书，意在一朝东山再起，可以为天下万民除弊。去年武昌兵变，如果项城真能知我，以国士相待，我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而项城徒以名士待我，一则以法部，二则以副大臣，此种职位无关痛痒，即便梁某归国就任又能有多大作用？

“如今各省独立，局势混乱，如果项城能和我握手推心，天下事大有可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是其所长。而鄙人则以言论宣传转移国民心理，使大多数人由激进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分途赴功，交相为用。待国富兵强、民心温和，便可渐次荡平全国各省，实行民主共和还是虚君立宪皆一言而决。而项城仍然虚言相邀而无诚心举动，即便归国后能以司法总长之职相待，又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笼络之举有何区别？”

梁启超求学于康有为，其他本领没学到，这虚妄狂傲的技能倒学个十成十！

学弟汤觉顿在一旁怂恿道：“任公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今天下多事，端赖先生出山为天下苍生谋幸福。如今中国风云四起，正是豪杰大有为之时。以前你不也说过么：‘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然我辈不一定能做造时势的英雄，却可以做时势所造的豪杰。袁项城可辅则辅之，如不可辅，任公又何必俯仰依违因人成事？

“南方诸省响应**党的虽然很多，但大半都是虚声恫吓激成民变，本身并没有多少实力维护局势，真要遇到什么事情就会作鸟兽散。就拿我们广东来说，新政府绝少人才，政策朝令夕改，地方漫无秩序，士绅民众人人怀有怨恨之心。只想要克复广州，简直易如反掌。广东是**党倡乱之地，尚且如此，其他各省情况可以想见！

“任公和南海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率我同志自成一旅，返回广东提倡义声，两广之地翻手可得，十万之师唾手可集。然后整军北上驰骋中原，弭平祸乱，手定宪法，复我旧京，扶我皇室，执牛耳而为天下宰辅，岂不伟哉？如果舍此不图，依违于袁项城和**党之间，他们需要贤才的时候就置于高位，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弃如敝履，一念及此，便觉英雄气短！”

别看梁启超刚才气焰熏天，一副“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架势。听说让他回广东举兵造反，顿时矮了半截，神情也有些犹豫：“这——”

这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徐佛苏也道：“明水兄说的颇为有理！想当初，任公和南海先生在京城搅动天下的时候，那孙百熙不过是经世大学一介教习。经过武昌叛乱，孙百熙摇身一变，成为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魁，掌有四川、陕西、甘肃之地，即便袁项城也不敢小觑。如果现在任公回广东起事，成就未必就输于孙百熙！”

汤觉顿见有人赞同自己的提议，更加兴奋：“正是、正是！孙百熙有经世大学，我们南海夫子有万木草堂，任公也在时务学堂担任过总教习；孙元起有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学生，南海夫子则有十大弟子，任公的学生中还有蔡松坡（蔡锷）、范静生（范源廉）、蒋百里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任公也不输于孙百熙。”

梁启超摇摇头：“梁某连孙伯符（孙中山）都不如，怎么敢与孙仲谋（孙元起）相比？不说别的，赵行止、程虎臣、蒋介石、张石侯等人麾下数万将士，只要仲谋一声令下，不管对方是清室、北洋还是**党，都会立即发起攻击，不会有丝毫犹豫。而南海夫子的弟子根本无人懂兵；至于梁某的学生几个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或许会尊重梁某本人，但绝不会依照梁某指示行事！

“再者，聚兵起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兵饷武器，否则会不战自溃。仲谋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番局面，在于他背后不仅有兵工厂提供武器，还有各种工厂、银行提供巨额资金，根本不愁后勤保障问题，进战、退守都绰有余裕。而梁某呢，连办报纸都筹不到钱，哪来经费购买武器、散发粮饷？别说克复两广之地，只怕今天举兵，明天就得兵败逃亡了。”

徐佛苏道：“那任公过完年打算怎么着？难道真的就留在日本枕流漱石吟风赏月？”

刚才梁启超所言不过是气话、客套话。如今国内风云激荡，而他又功利之心正炽，便如色中饿鬼见着美娇娘，路都走不动，怎么舍得躲在国外袖手旁观？

梁启超这才答道：“前些日子鄙人接到仲谋来电，称经世大学准备成立中国政策研究院，并出版《独立评论》杂志，诚邀鄙人出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年支薪金八千元。其中，中国政策研究院是想通过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而《独立评论》杂志则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常见，用负责任的言论发达中国各阶层精英对社会的思考。梁某有些意动，准备年后去经世大学看看。如果合适，不妨在那里做上几年。”

麦孟华大惊：“怎么，任公准备投靠孙百熙？”

梁启超摆手道：“孺博稍安勿躁！今天早上鄙人听日本广播公司（JBC）新闻，知道公路昨天发布新内阁人员名单，其中袁系三人、无政见三人、新中国党三人、**党两人。我们同志以后要想有所发展，大方针无非是依孙、和袁、慰革、争权八字。以往我等对公路之北洋系、伯符之**党颇为了解，唯独对仲谋之新中国党知之甚少。如今仲谋、新中国党在朝野影响颇大，所以迫切需要就近了解一番。而且我等同志漂泊海外已久，在国内影响力日渐淡薄，亟需在各大城市建立支部。经世大学在海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又位于京城附近，若是能在那里设立支部，必定意义深远。”

麦孟华沉吟道：“和袁、慰革、争权倒也好说，依孙是什么意思？你对孙百熙很了解么？”

“孙百熙应该算是全球华人中最知名的人士了，世界各国学子也很少有不知道他的，想来在座各位都不止一次听过这个名字，只是没见过他本尊而已。梁某有幸在日本横滨、美利坚三藩分别见过他一次，”梁启超陷入回忆之中：“怎么说呢？他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杰出、最优秀的同辈人。他很年青，很英俊，也非常聪明。无论是他最精通的科学，还是国内外形势，他都能迅速看清事物的本质，甚至在八、九年前他就已经预知到今天可能的局面！所以他能有今天这番成就，绝非偶然。

“尽管鄙人和他没有什么深交，但就我和他的接触来说，他这个人非常温和，没有心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是一个纯粹的人。而且从宦迹来看，他在湖北大力兴办教育，主动请缨去东北处理疫情，执政川、陕、甘之后蠲免赋税；他以自己智力，开办数十家工厂企业，每年盈利以巨万计，他却没有购买土地田宅作为私产，而是全部投入到经世大学及近百所附属中小学里。如果说当今中国还有为民谋求福祉、不计个人私利的官僚，鄙人会毫无疑问选择孙百熙！

“他所创建的新中国党，号称坚持不放弃武力对抗前提下的中庸和平主义和国家主义，我想这是可信的。新中国党在他的领导下，纵使有所偏差，也不会太过出格。在不触及孙百熙底线的情况下，我等同志可以与新中国党展开合作，以新中国党为依靠而不用担心被出卖、被利用。这一点是公路、伯符难以媲及的。这就是我说‘依孙’的意思。”

徐佛苏问道：“既然任公决意暂时从教，不是何时打算从政？”梁启超可是康党的中坚骨干，少了他，康党至少在宣传方面要大打折扣。

梁启超大笑道：“运奎此言可谓大缪！主持中国政策研究院，为政府献言献策，提供政策参考，是否与政事有关？主编《独立评论》杂志，积极刊文批评时政大事，指摘教育方针，讨论民生宪政，是否与政事有关？纵使不能影响全国，至少可以影响川、陕、甘等省。所以梁某此番虽然名为从教，其实仍为从政！”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