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只要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因而为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共有，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古希腊的监督人或封建法国所称的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安·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版第1卷第67、68页。在这本书中，工厂主的这位品得同时还证明，大多数工厂主对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一窍不通。）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434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象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别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象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别人劳动的量，并且当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气力的时候，还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进行这种剥削所作出的并且在他支付适当的报酬时可以让一个经理去作出的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435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在1868年危机以后，有一个破产的工厂主，变成了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破产以后，工厂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而由以前的工厂主担任经理。但不知这位经理的收入前后差距多大。——弗·恩·）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在其他场合偶然出现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这完全象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根据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这里引用的账目最多是到1864年为止，因为上是1865年写成的。——弗·恩·），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436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同其他工人的工资完全一样——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管理的主要作用是节约使用不变资本。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实际地并且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同管理工资完全无关的量。因为在这里利润大于平均利润，所以企业主收入也大于通常的企业主收入。

在某些资本主义股份企业如股份银行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1863年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支付30％的常年股息，伦敦联合银行等等支付15％的常年股息。在这里，从总利润中除了扣除经理的薪水以外，还扣除了对存款支付的利息。这里的高额利润是由于实收资本同存款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例如，1863年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实收资本为1000000镑，存款为14540275镑。1863年伦敦联合银行实收资本为600000镑，存款为12384173镑。

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最初是由于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所做的劳动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从社会主义者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装成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不过，一方面，这种监督工资象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7页）“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板的劳动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数增加了。”（同上，第30页）），另一方面，这种工资又象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会随着使特种熟练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下降的一般发展，越来越降437低（“习惯限制的普遍削弱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不是使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提高，而是使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降低。”（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479页）），这样一来，上述这个会求就越来越不为理论上的粉饰所欢迎。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再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关于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1845年伦敦版）一书中，看到极为有趣的详细记载。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银行家和商人参加八个或九个不同公司董事会得到了什么：蒂莫西·亚伯拉罕·柯蒂斯先生在他破产后提交破产法庭的私人账目表明，他在董事项目下每年的收入为800——900镑。因为柯438蒂斯先生曾经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以每个股份公司都以能够争取他担任董事为荣。”（第81、82页）

这一类公司的董事每周出席一次会议，至少可得一个基尼（21马克）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担任的监督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