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里通外国，根据何在呢？
其实不过就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上学时，曾经和几个美国派来援华抗战的大兵有过来往，这是为了进行国际统战工作，并且经过当时的云南省工委批准的。我们几个党员的确和那几个美国兵交了朋友，对他们进行了思想工作，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且通过他们，介绍到美国去。后来1945年秋，这几个美国兵还被介绍到重庆去，到红岩村和刚到重庆进行重庆谈判的毛主席见过面。他们后来回到美国也曾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们现在还在美国从事中美友好的工作。然而就因为我和几个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有过来往，而且在昆明分手后，再也没有往来过，连他们的情况我也毫无所知，我竟然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后来我成了红卫兵俘虏，他们三拷四问，想从我的身上挖出一个一鸣惊人的大案，从而为“**”立下大功，结果只是枉费心机。不过这些红卫兵娃娃是受谁之命，他们的材料从何而来，我是一直不明白的。
我再一个里通外国的嫌疑，说起来更是可笑。可能就是50年代我担任省建设委员会主任时，曾经和一个苏联建设专家有过多次业务上的来往，有了一点私交。这样的事，在那提倡“一面倒”的年代里，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了，这个苏联专家撤退回国。他并不忘记中苏人民友谊，还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就是后来中苏关系更恶化了，他也一直每年给我寄一张贺年卡来。我不好意思不给他回寄贺年卡，因此我向常务书记请示，经过他批准，我也每年给他寄贺年卡。他寄来的信件和贺年卡，我都保留下来了。我成为批判“重点”后，这些东西都被搜去了。就为这么一点事，我就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犯了。怪不得红卫兵把我抓去后，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缠不休。
然而更严重的是，我还被人密告，说我是国际间谍，这当然就更严重了。这件事情，我糊里糊涂地一点也不知道。“**”之后，才有当时参与其事的同志告诉了我当时的内情。
据说有人密报我，有国际间谍嫌疑。这当然是重大政治问题，我们的第一把手居然就听进去了。因此为我立了一个九人组成的专案小组或委员会，对我进行审查。并且决定把我从高级机密机关西南局调出去。但是在没有查清楚以前，又不便把我从这个高级机关清除出去，所以就采取把我下放南充去搞“四清”的办法，暂时调出机关。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不讲道理地一定要把我下放南充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当时他们可以对我明说，要对我进行政治审查，说明缘由，我会欣然接受的。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没有什么问题，不害怕任何审查。但是对我如此不信任，把我当作国际间谍来进行秘密审查，这未免太过分了。不能不使人想起苏联肃反杀人如麻的可怕。我要是在苏联，我的头大概早已被糊里糊涂地取消了。
这个密报当然是可笑的，然而我们的第一把手居然信以为真，这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怕了。据说我原来领导过的科技情报研究所里的支部书记密报，他们那里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的一个笔记本，被她用什么办法悄悄看过了。那上面记得有三线建设成昆铁路的路线走向和沿路设站的地名以及可能的工厂区。出于她的高度政治警惕性，她断定这是这个高级工程师盗窃国家机密，而且可以设想，那自然是准备出卖给外国人的。这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个工程师推断为国际间谍了。这个工程师从何而来呢？一查是我介绍去的，是我的同乡同学。这一下当然就可以设想是我有意把他安插到这个科技情报所，为我盗窃情报的。照这个思路发展下来，我当然就有国际间谍的嫌疑了。
这真是活见鬼。我要是国际间谍，我当时身居西南局的宣传部和科委的领导岗位，天天看到的机密文件难道还少了吗？就是三线建设的各种材料，我的抽屉里有的是，何必要派一个工程师到那种毫无机密可言的地方，科技情报研究所里去盗窃呢？
“**”之后，我遇到这个工程师，我问他那笔记本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个笔记本上记的材料，是他奉所长之命代表所去参加成昆铁路建设座谈会时所记下的。他说他回去后也向所领导汇报了的。然而这位支部书记却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他的笔记本弄去了，于是便出现了这件窃密案。这件案子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然而我却为此而被下放南充两年，而且又成为机关搞“**”的祭旗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