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坐在窗口看大街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使我特别不解的是，为什么造反派内部发生如此剧烈的分歧、争斗和对立，以致后来发展成为不相水火的惨烈武斗，死伤累累，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大家不都是高喊为革命而造反，为保卫毛主席和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而献身，为“新生红色政权”而战斗的吗？不都说是毛主席的“天兵天将”，都接受中央的红色造反司令部“中央文革”的“可爱的江青同志”、以专门“扇鹅毛扇子”闻名的政治师爷康生顾问以及那个操起他的看家法宝烂笔杆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陈伯达大组长的领导的吗？造反的目标一致，领导的上级一个，保卫的领袖相同，真可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了。可是为什么一说就扯皮，开口就恶骂，动手就武斗呢？
这个世道真是不可思议，一切事情都变样了，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一切黑白都混淆了。我的脑子里真像一盆糊涂浆，莫名其妙。
一天，在大街的西头的旅馆高楼的窗口，忽然伸出几支奇大无比的喇叭，从那里面发出奇大无比的声音，真叫作声闻十里。一个高八度的女高音发出通告，宣称什么造反总司令部的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了。开始是放《东方红》乐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嘿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女高音倒是唱得蛮好，只是那张留声机片子从早到晚地放个不停，放得太久，声音沙哑，未免减色。有时候大概是放片子的人打瞌睡去了吧，那唱针老在一个圈上转，于是老听到一句重复的唱词：“他是人民大救星，大救星，大救星……。”
放完《东方红》乐曲，接着是念毛主席的《语录》。那时的《毛主席语录》是几乎全民人手一册。就像宗教信徒手里捧的“圣经”，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处、每事，都必须捧着的。不仅办事离不得，吃饭离不得，有人说上厕所也要带上，说的就是“不可须臾或离”嘛。而且眼前的报纸就常常印得有那位真叫亦步亦趋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林帅，手举红宝书，虔诚至极的模范模样，那自然是“钦定”要大家学习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不仅要奉命“天天读”，而且要时时事事都从那上面去寻求思想指导和行为准则，特别是寻求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有力根据。报上天天都刊得有依靠这本红宝书的威力所产生的神奇功效的大篇报道，这自然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千真万确，要大家学习，照此办理的。
这个广播电台念的“语录”，可能是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念得最多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反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众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此等等。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可以随时从《毛主席语录》上找出合于自己需要的语录来念，以求“活学活用”，但是这几条却是可以广泛使用的。在念每一条语录的前面，都要加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而在念完的末尾还要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林帅紧跟后的体会和发明。山呼万岁，这本来是已经喊了二十几年的传统，毛主席受之不愧，大家也习以为常。现在是由林帅从过去王朝的宫廷里得到启发，改成三呼万岁，最后是万万岁。毛主席不可能活一万岁，更不可能活到万万岁，但大家还是希望他老人家活得长一点，使中国永享太平，所以山呼万岁，是可以理解的了。
山呼万岁完后，才进入广播的实质性的内容：大批判。念批判这个走资派、那个反革命的批判文章。批判刘结挺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赫鲁晓夫”、我们的第一把手，以及西南局和四川省市委的领导人这些大走资派，自然是最关紧要的任务。我这个早已被抛出来的走资派，有幸也和他们一同进入到被批判的行列，真是不胜荣幸。但是我听了许多天，他们批判的技术质量，客观地说来，不算很高。空话连篇，口号很多，基本上还是笔杆子为刘结挺写的《西南地区的赫鲁晓夫》那篇文章的老调，不如西南局、省委那些写大批判文章的笔杆子高明。至少我在听批判我的文章时，有这样的感觉。然而我以为他们这些学生娃娃，能写出这样水平的批判文章，已经算是难为了他们了。他们过去哪里读过多少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书，哪里知道他们批判的这些大走资派过去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什么是批判的要害所在？他们如果要想批出一点水平来，恐怕要在西南局和省委找几个善于出臭点子、下烂药、又会摇笔杆子的“绍兴师爷”才行。
不过话又说回来，无论批判者或被批判者和他们的革命群众，谁又真有心思来思考这些走资派到底在什么地方如何走资的呢？反正听候“中央文革”一声令下，一阵棍棍棒棒，把这些当权派撵下台，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让拿着北京的尚方宝剑来四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贵上台，自己为王前驱、马前卒，说不定也可以捞他个委员、主任之类的头衔，侧身于新贵之列，也就是了。真要有根（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据（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之据）地把走资派批倒，然后理直气壮地夺掉他们的权力，这不过是我这种书生之见，很可笑的。过去那些权力在握的当权派把我揪出来定为反革命，何尝有根有据？不是要打倒你就打倒你了吗？
那个造反广播站天天从早到晚批走资派，翻来覆去，老是那么一些陈词滥调，令人听得生厌了，恐怕他们自己也批得不耐烦了，从他们念的有气无力的声调，就可以看出来。那张放得够多已经嘶哑得不成调的《东方红》老唱片，也该退役了，那些《语录》和口号也只能听到不断的“万岁，万万岁”之声了。我真担心，他们怎么下得了台。
但是有一天早上，我忽然听到他们又大嗓门地喊了起来，气势汹汹在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仔细观察一下，才发现在大街的那一头另外一座高楼的窗口上，出现了另外一群大喇叭，那瓦数大概又胜这面这个广播站一筹，把他们的声音盖住了。仔细听起来，原来是另外一个造反派新建立的广播站。他们的观点好像不一样，针锋相对的样子。你要批的我就保，我要批的你就保，互不相让，都言之成理，都自称是绝对忠实于“中央文革”，紧跟“可爱的江青同志”的，而且都说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而进行战斗的。那么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他们不都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吗？不都说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吗？为什么闹到如此不可开交，视同仇寇的地步？使我十分惊奇的是，他们用以攻击对方的话，都是引自《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用得都那么得体，那么巧妙。我想，看来他们各方都拥有几个读过几本书的烂师爷了。
这就是大家说的“打语录仗”。不过他们的嘴巴劲总是有时而穷的，你批过来，我批过去，没有那么多的词了，就互相对骂起来，一派把对方说成是“保皇狗”、“蠢猪”，另一派也谐音地把对方说成是“爬儿驴”。以致编造一些离奇的谣言，说对方和走资派如何阴谋勾结，破坏革命，对走资派假批真保云云。有的甚至无聊到把对方造反派头头的名字拿来进行人身攻击，叫我听来感到下流和恶心。
他们用那么大瓦数的高音喇叭对骂，声震十里，对这条大街来说是一种噪音污染，对我的耳朵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刑罚。那种噪音过去只能从满地打滚的泼妇口中才能听到。对了，这正是“革命的”泼妇骂街。
我实在听得厌烦了，把窗户关起来，不听。但是那声音还是可以穿过玻璃传到屋里来，真讨厌。有一天，我偶然从他们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了我的名字，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打开窗户一听，他们两边都在以我为靶子进行批判。那批判的陈词滥调，还是过去西南局和省委的笔杆子批我的那一套，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但是有一点却引起我很大注意。他们双方都指摘对方包庇了我这个走资派和文艺黑线双料反革命。后来竟然发展到双方都硬说我是对方的黑后台。都编造了一些有鼻子有眼的情节，好像我真的和他们在进行什么背后的阴谋活动似的，这真是活见鬼。
当然他们这种捕风捉影也不是完全无风无影。我回忆起来了，不久以前，有几起红卫兵来找我，而且每一次来，都有本机关的造反派陪着，我自然是不能拒绝会见的。我看都是一样的学生模样，一色的绿色军装，手里都拿着一根皮带，我知道那是他们的随身武器。袖筒上都箍着印着“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套，我哪里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红卫兵呢？他们来看我，似乎对我还比较客气，没有大声武气地训斥我，而是向我作调查的样子。他们都有意把话题引到我在西南局首先被抛出来受批判，是第一把手有意整我。他们这样说，马上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一点良好印象。于是他们劝我要端正立场，立功赎罪，反戈一击，揭发我们的第一把手。我出于对第一把手的怨恨，也为一种能走脱就走脱的脱罪思想的强烈支配，就把我原来在机关写的揭发第一把手的材料拿出来，给了他们。这些材料，我自信都是实事求是的，是我知道的第一把手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比如多征购了农民的粮食，公共食堂不该坚持多办几个月。这些材料大概也给他们的广播站提供了批判素材。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两派都派人来找过我，都拿到了同样的材料，都在他们的广播里广播过，因此都能猜到对方曾派人来找过我。于是我就很方便地被他们双方诬指为对方的黑后台了。
我万没有想到，他们看起来年纪轻轻的，竟然对我玩起如此险恶的政治阴谋手段，令我寒心。我想起鲁迅说过的话来，他起初是，凡是青年都一片好心对待，后来才知道还有专门从事告密陷害别的青年的青年，他就有了戒心了。看起来我这个在政治场合里混了几十年的人，还只是一介书生，太没有政治头脑，太缺少心眼了。所以在官场里总是吃不开，总是倒霉。树上的黄雀，早已为树后的暗箭瞄准，还自鸣得意地唱得欢呢，活该。我对这场风云突变，波诡云谲的“**”这样的政治，更是一窍不通，人在家中坐，祸从窗外来，我成为两派广播站诬蔑的靶子，自然是不奇怪的了。
两派的广播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火药味越来越浓，眼见从斗嘴巴劲就要升级到斗拳头劲了。果然过不多久，两个广播站的门口，常常看到发生拉扯，都是一样的穿绿色军装的戴着红袖套的毛主席的“天兵天将”。为了保卫自己的宣传阵地，不久我看到各自广播站的门口，都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在把守。直到这两个被大家称为“谣言公司”的广播站被不知什么更为权威的部门勒令关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