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进省革委在昭觉寺办的这个文明监狱里的有几十个人。除开很少数不知是何许人也外，其余我全都认识。其中有一个省委的走资派杨超书记就和我相当熟。
我被锁在这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里，实在憋闷，我尽量争取如打饭，打水，上厕所和放风的时间，在外面活动身体。我常在牢房外的走廊里跑步，可以跑到各个号子的窗口。有一天，我跑到隔我有四间号子的一个窗口，我发现关的是省委的一位书记杨超。他放风的时候出来在走廊里散步，仰着头老是在思考什么，像个哲学家。他的确也是大家尊敬的一位革命理论家。他在延安时就以研究哲学著名，对黑格尔很有研究。我和他平常有些往来，在这里见了面，他虽然知道我是属于“死老虎”之列的犯人，却并不拒绝和我打招呼。看他岿然不动甚至怡然自得的神情，我也得到一种自持的精神力量。
我知道他是因为“文革”的旗手江青的一句话而被抓起来的。那个时候，是一言可以使人青云直上，一言可以置人死地的时代。一个并无多少学问却善于投领导之好写几篇打人的臭文章的上海滩的无聊文人姚文元，可以因写了一篇《评海瑞罢官》而飞黄腾达，成了金棍子，一下爬到最高领导层，掌握全国的舆论大权。而杨超这样的出生入死干了几十年革命、长期坐过牢的老同志，却因江青一句话“杨超是右派黑格尔”而被打入地狱。这句话出自江青1968年3月15日的《3·15讲话》。这个《讲话》点了一大串四川的人，全是胡说八道。杨超是其一，叫他“右派黑格尔”。
我们在这个文明监狱里很不安心，看杨超却那样的安然。我每次散步到他的号子窗前时，总看他在读书，不断在写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正利用这种不可多得的闲暇时间，抓紧读书，做读书笔记，进行理论研究。听说他写了十几本笔记，洋洋大观。我问他哪来那么大的耐性，他说这是他被关在国民党苏州监狱里时养成的。他的这种把吉凶祸福置之度外的宽阔气度，也影响了我，是应该利用空闲时间来好好读书和写作了。从此我也认真读起书来，特别是利用时间写起作品来。
关在这里的“走资派”，经过各单位造反派的要求和省革委的批准，常常要被拉出去到这个机关那个学校或工厂去接受批斗的。有一回，杨超被拉出去不知是到什么工厂批斗，他是省委管工业的书记，自然是“罪”有应得，活该挨斗。但奇怪的是，那一次竟然把我也拉出去陪斗，叫我莫名其妙。我虽然50年代管过几年工业和基本建设，但是后来我转到文化阵线，和工业阵线再无往来，为什么把我拉来陪斗呢？可是我没有发言权，不好问一个为什么，只得整装爬上大汽车。所谓整装，就是首先把棉衮身穿在衬衣里。我知道造反派在教训我们这种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时，除开用口头大批判和大声喊打倒的口号以触及灵魂外，难免有时还要触及我的皮肉，根据我的长久经验，首当其冲的往往是我的肩头、背部和腰部，穿上棉衮身就可以减少打击的痛楚。我还趁我要求上厕所的功夫，在厕所里悄悄把护膝绑在裤子里的膝头上，因为按着受批判的走资派跪在不平的土地上以致碎瓦片上，是造反派欢迎走资派的第一个仪式。我必须有备无患。
我和杨超被拉上大卡车后，被置于车厢中间，一周围坐着两排押解的战士。我们奉命把头低下，因此根本不知道这一次到底要拉到哪里去批判。摇摇摆摆地走了一阵，卡车停下，但听得人声鼎沸，打倒杨超的口号声四起，我知道我们已经陷入所谓群众的汪洋大海了。一下爬上来几个戴着红袖套的彪形大汉，不问一句话，就把我们揪起，像提小鸡似地提到车下，两个大汉挟持着杨超，拖起一路小跑，穿过夹道叫骂和挥舞拳头的人群，到了大会场后的休息室。在路上我看到杨超穿的布鞋被拖丢了，光穿着袜子走。刚坐下，一周围的窗户便被人挤满了，都想来看一眼。互相在问：“哪个是杨超？”“哪个是马识途？”指来指去地像在动物园里，看珍奇动物似地来看我们。看了一会，好像并没有发现我们有什么珍奇之处，有的在说：“哦，啷个样子哟。”便散去了。要啷个样子？难道真以为我们是三头六臂的魔怪吗？
过了一会，还是那几个大汉进来，把我们像提小鸡一样地双人挟着揪了出去，到了大会场的主席台上。到了台口，我只觉得身后有一个人给我背上踢了一脚，于是跪了下去。下面的程序我已经很熟悉，自动把头低下去，双手向后高举起来，作喷气式的样子。有个人说：“这老倌倒自觉呢。”我真想说：“你不知道我是老资格呀？”不过这次有点苛刻，硬要我把低下的头还要仰起来，无非是如他们说惯了的，要看看我这张丑恶的嘴脸吧？但这个姿势实在是一个吃力的姿势，过一会我的颈便觉得要扭断了似的难受。
大批判开始了。但见像走马灯式地一个又一个的批判家走上台来，在喇叭面前照稿子念了一通，不时插进一片口号，如打倒什么和某某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我照过去老样子，微闭着眼睛养神，根本不听他们批了些什么。我敢说杨超和我一样，也算是挨批的老油子了。我侧头看，他也一样地半开半闭着眼养神，什么也没有听。任你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只是有一点奇怪的，整个批判过程，没有听到批判我的发言，批杨超的批判稿里也一句也没有提到我，也没有喊打倒我的口号。这是怎么一回事？莫非监狱里的人提人时提错了，把我误提出来陪斗一场？我们回去后，下了车回到号子，我问监管我的头头：“今天大批判会场里，根本没有人发言批我嘛。我根本不是管工业的，为什么把我拉出去陪杨超挨斗？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人了？”
他用一种挖苦的腔调说：“这哪里会错，你是臭名在外的人。你的小说上了报纸的，是大作家嘛，工厂的人提出，想要看一看你是什么模样。”
他所说的大概是指我的《清江壮歌》在《成都晚报》上连载过的事。这真是莫名其妙，我能有个什么特别的模样？莫非我是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妖怪吗？怪不得到了那个工厂，那么多人来围着看，真像看珍稀动物一般。我这是冤枉地上了一回批斗场。
夏天来了，天气闷热，号子里像蒸笼，就是把放风的次数加多，时间放长，大家也不好受。于是我们要求有更多的户外活动。我们提出来把窗外那几块长满杂草、堆满垃圾的坝子，让我们开垦出来，种上蔬菜，还提出把放风的土坝，由我们自己动手，修成平整的砖坝，在坝边修上石条凳子，供大家放风时休息。在自来水龙头边修上洗衣服的平台。并且把通往厕所的泥泞路修成石板路。大概这是符合劳动改造的意思，都批准了。许多人都踊跃出来参加。我是当过建设厅长的，领导修过房屋和马路，懂得一点工程知识，便指定我当了领班，大家都叫我工头，向我要求分配活路。我请省总工会的主席彭光伟担任副领班。他是地道的工人阶级，身强力壮，最有资格。可惜他后来忽然被放了出去。听说后来去了北京，派出国当大使去了。
省委书记里只有杨超出来参加劳动。他很积极，自成一个班子，把他们号子外面的那块垃圾成堆的荒地开了出来，种上蔬菜。他十分勤快，一放风就见他在他那块地里东看西看，一直在侍弄，捉虫、淋水、上肥、整枝，兴趣挺大。我和艾芜等几个人在挨着他的地上也种了蔬菜，我和他隔畦相望。有时他看我们种的冬瓜长势好，就过来取经。我也过去看他种的番茄，长得很好。傍晚放风时，他常常在庭院边坐着，看他的劳动成果，颇为满意。我劳动完了，有时就走过去，在他那豆棚瓜架下休息，喝着茶，扇着扇子歇凉，于是就闲谈起凉热来。这个“凉热”，自然是多义性的了。我们也谈到谁遭了灾，谁得了福。
我们往来了一段时间，不期而然地我想作一首诗送他。我作成了，是一首七律诗。可是当时没有送成，后来他出来后，我去看望他时，写成条幅送给了他。这首诗是这样的：
凌烟书记种瓜来，
古庙拓荒两鬓衰。
斗室穷思挥汗雨，
空庭苦坐听蚊雷。
豆棚摇扇评凉热，
瓜架品茶说福灾。
谁谤廉颇三遗矢，
看君重上指挥台。
这首诗里说到“看君重上指挥台”，居然应验了。杨超后来被“解放”后，派到省革委生产组去当副组长，又登上了全省工业的指挥台，又成了当权派，当然是不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了。不过也难说，因为后来我又在街上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说“杨超这个走资派还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