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批了几天，我算是在批判的暴风雨里，领略了机关枪大炮的滋味，同时也看清了那些批判勇士的嘴脸。察言观色，他们的表演，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是真心实意地批判“斗士”。他们是领导的“打手”，也可以说是“紧跟派”。他们唯恐在领导的面前表演得不够出色，自然是声色俱厉，拍桌子，瞪眼睛，简直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过这样的斗士，也许是事先把自己的心思，多放在如何揣摩领导的意图，如何表现自己是坚定的左派，而很少或者根本连我的作品，也就是他们说的“毒草”，看也没有看一下，就上阵来了。不管他们批得口沫横飞，其实没有多少结实的东西。批了半天，不得要领，不过是乱戴帽子，无限上纲，或者无中生有，横加诬蔑而已。其实于我何干哉？未必能伤我一根毫毛。他们那些诬蔑不实之词，按过去搞运动的规矩，最后落实政策时，是会全被推倒的。我看这些打手那么提劲而事功甚少的色厉内荏模样，倒也有趣。
另外一种批判勇士，那就不同，这是一群“谋士”。他们不动声色，阴阳怪气，慢条斯理地发言批判。他们却真是认真读过我的作品，并且钻在字里行间去挖掘过，希望从那里找到我的反动思想，我的反党阴谋。虽然这实在是一种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艰难工作，但是他们还是积若干年搞运动的经验，能够挖空心思，从我的作品中罗织出若干条我的罪行来。那种道貌岸然，摇头摆尾，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样子，是可以引起在座的批判斗士们肃然起敬的。而且，这一下好像真地把我的“狐狸尾巴”踩住，我再也难逃形迹了。
但是我知道，他们玩的那套把戏，要真地揭穿了，分文不值。他们其实不过是采取过去搞“运动”年代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时空倒置，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说穿了不过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已。这一套把戏，我们这些文人，过去在搞运动中，比如搞反右派，拔白旗等等，都是驾轻就熟，搞得得心应手的。对于他们从陈旧的批判武器库里搬出那么些上锈的武器来批我，还那么批得有滋有味，洋洋得意的神气，不得不引起我暗地的冷笑，你们不过是冷饭热炒而已。
我的冷笑，别的人也许没有发现，但是我知道那些批判道学家是察觉了的，看他们那种色厉内荏，倒抽一口冷气的样子，就看得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们是领导倚重的批判大师，他们还会鼓其余勇，作再衰三竭的斗争的。果然他们的这些批判论点，后来都转化为党报上的连篇累牍的大块批判文章。我对他们绝不记恨，我知道他们也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然身主笔政，事非得已。作为一支领导的笔杆子，身不由己，不得不克尽厥职，做出违心的事，说出违心的话。
和上面说的“打手”和“谋士”不同，还有另外一种只能说是“批判的参加者”。他们参加了批判会，但是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领导早已谋划好的，总导演就坐镇在书记处，他一声令下，无论是批判者或被批判者，都在批判的大舞台上表演起来。在现场都不过是按执行导演的指挥棒，在批判场上，作精彩的或拙劣的表演而已。他们也可以说是“看穿派”。既然是运动，人人都得参加，他们是无所逃遁的。都要按时参加，并且还要在适当时刻，插进到唇枪舌剑中，作一点批判发言，表明自己和被批判者是划清了界限的，而且有时还表现得义形于色，跟着举手，喊“把某某人批倒批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但是我从他们的神色，他们作批判发言的措辞分寸，知道他们明白我是无罪的，不过是在大形势下，被领导抛出来的替罪羊罢了。他们也知道那些“打手”，如果不是没有脑筋的没头苍蝇，就是别有用心的“爬杆者”。那些“谋士”们其实也是昧着良心，在睁眼说瞎话，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经不起将来落实政策时核实的。
我居然发现，在参加批判的人中，有的人却在批判时，转弯抹角地替我开脱，实事求是地替我说明当时我说某一句话或写某一篇文章的背景情况，强调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大家都知道，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有权威性，谁也不好反驳的。其中有一位“批判者”，竟敢于公开地为我作很有分寸的辩解，对于那些强辞夺理地批判，不以为然。这自然在批判队伍的内部，引起分歧的看法。我对于这位同志在这样的大潮流中，敢于坚持真理，逆流而上的勇气，表示敬佩。这样敢于冒风险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当然这种不谐和音，很快就被压下去了。领导作过什么努力，我是不得而知的。我只知道这个同志过去是以“老右倾”受过批评的。听说他说了一句“名言”：“现在大家都在走钢丝，从左边掉下去是沙发，从右边掉下去是茅坑。”
应该说，还有更大量的人，不过是“批判会的旁观者”。可以说他们是“观潮派”或“逍遥派”。他们对于这样运动，那样运动，实在是见多不惊，习以为常了。他们眼见今天你斗争我，明天我斗争你，眼看有的人今天春风得意，转眼间却成为阶下囚，真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今天还说是亲爱的同志，明天说不定就是反革命嫌疑分子。他们眼见我这个部一级的领导干部，一转眼间就变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在他们面前干了不知多少坏事，他们竟然一无所知，这能叫他们相信吗？但是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只好冷眼旁观，看你几爷子搞些什么名堂。批判会规定一定要参加，那就参加吧，批判的勇士很多，他们乐得在阴凉处乘凉。我发现，他们有的在看别的书，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女同志就利用时间打毛线，有的就请了假，一直没有看到他们到场。至于批判的大字报上要叫大家签名，那就签个名，管它说些什么。就是不经过本人同意，把名字签上，也是常事，谁敢去追究这样的盗名者。
就这么周而复始地隔一两天就来一次，搞了一个多月，我也说不清开过多少次批判会了。起初我是真诚地听，认真地记，并且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要检查错误，要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但是批判得太久，翻来覆去，牛皮榨，榨牛皮，就是那么一些批谁都可以用上的话和领导钦定的罪名。我也就不想再记录，也不感到那么惶恐了。
在有一次批判会上，有人建议：为了防备我和坏人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不仅要对我“停职反省”，而且要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地把我抓起来。这从过去搞“运动”的老章程来说，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很恼火的事。因为我的妻子重病在医院，我是必须每天去看望她的。
既然有人提出来要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下面的文章，我知道理应是，大家同声赞成，接着是善于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接受群众建议，对我宣布：“隔离反省”。
我知道这都是领导早已安排好的民主演出。领导的意志要转化成群众的意愿，这就是“群众路线”嘛。不过他说得漂亮一点：“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我天天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还有什么不安全呢？那意思无非是，怕我在反省中想不通，以致“自绝于人民”吧？“自绝于人民”，谁都知道就是寻短见自杀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无论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我都要改过自新，我绝不会自绝于人民。这样说，当然没有什么可能改变我猜想领导早已内定对我“隔离审查”的成议。我只是提出来：我的爱人重病在医院，我原来是每天下午一定要去医院看望她的，我不能突然不去看望她。他们总算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同意我的这个请求。
从此以后，就有三条汉子搬到我的家里来住，和我形影不离，同吃同住同生活。后来押着我流放到峨眉、苗溪劳改农场等地，直到我们的第一把手和掌管“文革”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我一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比我大得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