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爱国”冤案(1/3)
五四运动，是一场波及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学生们闹得最欢，但其他各界也没闲着。北京是当年的首都，运动的发起地，声势浩大自不必说。其他通商大埠，上海、天津和汉口，也都动静挺大。次一等的城市，杭州和福州也有出色的表现。
只是，这种爱国运动，运动到了江南，多少有点儿走形。社会各界人等，最关心的事儿不是日本人怎么欺负我们中国人，伤害中国的主权，而是担心他们下毒。闹义和团的时候，江南没有什么动静，但义和团时期防洋人下毒的解药在北京没有再度流行，却在江南有了市场，到处都有人在传，几味中药，卖到脱销。大街小巷但凡有水源的地方，就有人在看守瞭望，发现有可疑人等就会有人上去盘问。在上海的日本人、朝鲜人，只要拎着瓶子出来打酱油，马上就会有人盯着，看他们是不是打算下毒。上海的郊区，还闹出过中国官员被当成下毒的日本人，最后被围殴的事件。幸好，那时的上海人手还不怎么毒，没有打死人。可是，杭州却没这样的幸运，因为所谓的下毒事件，闹出了人命。
当时，杭州跟上海一样，到处盛传日本人收买汉奸，在中国的河流湖泊下毒，要把中国人都毒死。比较起来，杭州人比上海人还紧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的，谣言越传越花花。一天，有个闲人在杭州骆驼桥附近的一个池塘钓鱼。钓鱼嘛，自然会有些工具，装鱼饵的口袋，看起来有点儿怪，于是路人就起了疑。一问之下，这个人口音居然还是外地的，还挺不耐烦的。双方就争吵起来，动静越来越大。
国人的习惯，但凡有吵架打架的事儿，肯定会有人围观，围观的人，从来不会闲着，肯定要起哄。原本人们心目中就有奸人下毒的成见，吵来吵去，成见就成了现实的存在。于是，大家一哄而上，把这个闲人打翻在地，还不解气，继续打。
正在这个当口，当地驻军一个排长，身穿便衣带着手枪路过此地，见众人围殴一个人，眼看要出人命，就出头排解。众人一听，这人是北方口音，嫌疑更大，打！又是一通乱揍。杭州人手太重了，一时之间，俩人竟然都被打死了。而且人们发现后一个人腰间还带着手枪，更加断定就是“日本间谍”，居然发狠将之剥光了衣服，还割了他的**，然后一哄而散。
省会一下子出了两条人命，其中一个还是驻军的排长，浙江督军杨善德闻讯大怒，严令警察厅长夏超立即破案，缉拿凶手。夏超是当地人，多年的地头蛇，行动能力很强，立马把侦探撒出去。但是，这种围殴致死的命案要想找出谁是主凶，其实挺难的。参加围殴的，当时有百人之多，要说责任，几乎人人有份，又不能都抓了（也抓不全）。警察和侦探，费了好大的劲儿，抓了十一个人。一审问，没有一个认账的。又找不到人证和物证，当年又没有摄像头，确定真凶，没有头绪。要怪，只能怪民众的“爱国热情”太高，对日本恨得太深。这种“爱国氛围”一旦形成，弄出事儿来，很是容易。
但是，当年的浙江督军杨善德是北洋军人，小站的老人，他带来的军队骨干都是北方人。这回有一个无缘无故被打死了，还被人割了**，死状太惨
，不找出凶手，无以安抚他的部下。警察惹不起这些兵爷，更惹不起督军，怎么也得找几个替死鬼。
刑讯之下，最终两个人招了。一个是当地的流氓头子，有过好些不轨的前科，沾边，就跑不了。另一个更冤，是个人力车夫，很可能没参与围殴，但事过之后，“人家偷牛，他拔桩子”，把地上两人的血衣拿去，打算洗了之后自己穿。那时候穷人多，死刑犯的衣服照样有人扒了穿。但是，这两件血衣却成了铁打的罪证，洗都洗不干净。于是，这俩人就被枪毙了，其余的人也都被判了刑。
当然，尽管日本人下毒这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爱国的杭州民众的爱国热忱却也无可厚非。只是，怀疑人下毒，应该把人扭送警察局，查实后处理。当场就开打，活活把人打死，的确是过了。可是，人，尤其是众人情绪上来之后，哪里能按捺得住呢？更何况，这种情绪戴着爱国的大帽子，更是让人理直气壮，于是理直气壮地就弄出了人命。而督军则错上加错，不严格按法律来，非找出顶罪的不可，于是，四条人命稀里糊涂地就没了。
至于为什么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外国人会在水里下毒，委实是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把这事按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头上，怀疑洋兵、洋商、传教士，从1840年一直怀疑到1919年。此后，还是会这样怀疑下去。然而，真实的下毒事件，一起都没有发生过。但只要有人这样说，都照例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打死打伤国人，其实不过是恐慌的表现而已。
爱国的愤怒，背后的东西，挺复杂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