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人来了

苏俄人来了(1/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当时而言，对中国如果有震动的话，也就是报纸的几篇篇幅不大的报道。中国人跟对待正在发生的欧战一样，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根本谈不上会产生什么变化。但是，这声炮响却对东交民巷的俄国使馆，产生了致命的震撼。

革命后好几个月，俄国使馆里的俄国公使库达摄夫王子，都拒不承认新政府。对俄国革命怀有敌意的列强公使们组成的公使团，也就让这位王子继续在俄国使馆待着。当年的北洋政府，也对这场革命满腹疑窦。虽然人家那边政府换了，既然公使团认为旧使节还应该赖着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北洋政府也没有这个心情，跟新政府建立新的关系。就这样，沙俄政权早就覆灭了，但沙俄的驻华公使却在北京的俄国使馆里，待了三年。直到1920年，苏俄政府发布《对华宣言》，北洋政府在法律上撤销对已经消失了三年的沙俄政府的承认，库达摄夫王子才姗姗地离开，加入了白俄流亡者大军。

一国在他国的使馆，本是驻在人家国家的代表，如果跟本国政府不发生关系了，那么这个使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退一万步说，使馆人员的经费包括生活费都没有着落了，他们怎么活呢？不过，在当年没有问题。经过公使团的调解，北京政府的总税务司把原本该付给俄国政府的庚子赔款的俄国份额，拿出来一部分给了

在北京的前沙俄的使馆，所以，这个使馆虽然无事可做，却生活得挺滋润。当年的库达摄夫公使和夫人是东交民巷的一对可人儿，很招其他人的喜欢。公使团可是舍不得这一对可人儿就这样消失在他们的聚会中。当年北京的公使团被中国人称为外交团，能量巨大。中国的军阀政客办事，必须想到的一点，就是外交团是否乐意。而外交团如果干涉，哪怕此事仅仅是中国内政，多半是会有成效的。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每次下野被通缉的政客都会躲进东交民巷或者六国饭店，然后再在使馆人员的庇护下悄悄地离开。北京政府就是明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管。

但是，人干不过形势，苏俄政府一旦站住了脚，公使团再怎么有本事，沙俄的使馆人员还是保不住了。里面的人倒是挺齐心的，据说，只有一个翻译乐意继续跟新政府合作。不过，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以来，越来越多的白俄难民涌入中国，难民最多的地方是哈尔滨和上海，北京也有一些。来北京的白俄难民很多都是贵族，他们穷困潦倒，却不肯做苦工，北京也没有多少可供他们做的工作。于是男的乞讨，女的卖**。当中国男人花一两个大洋就可以拥有一个白俄女人的时候，在北京的欧洲人可是感到非常的丢脸，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在上海的欧洲商人还曾经为此事拿出钱来救助这些白俄

，但后来救不胜救，也就算了。对白俄的最大规模的救助，是张宗昌组织了一支白俄军团，规模最大的时候，能有几万人。

1924年8月，苏俄的驻华大使加拉罕，穿着笔挺的晚礼服，戴着白羊皮的手套，头顶一顶讲究的大礼帽，乘坐一辆六轮马车，去见了北京政府的总统曹锟，递交了国书，然后住进了被沙俄公使赖了多年的俄国使馆。

加拉罕的到来，引起了东交民巷的一阵扰动。因为他是使馆区第一位大使，其他国家都还只是级别低的公使。自晚清开放以来，欧洲列强看不起中国，所以只在中国派驻级别低的公使，只有美国人曾经打算升格，但清政府居然没有答应。这回加拉罕一来，按道理，外交使团里只要有一个大使，使团的领袖就当然是这个人。然而，对苏俄政府怀有敌意的欧洲各国使节们，可不想这样做，在商议了一阵之后，决定打破惯例，不认这个账。他们的公使团还是公使团，干脆不接纳俄国人。

然而，俄国人可不管这一套，加拉罕到北京之后，也不屑跟公使团啰唆。他在忙着到处演讲，所到之处，受到了痛恨列强的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苏俄的使馆，俨然成为北京的另一个中心，一个激进人士的中心。到了曹锟政府垮台，倾向苏俄的冯玉祥控制北京之后，苏俄使馆就更加活跃了。

一场大革命，眼看就要来了。革命改变了中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