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就是为了生儿子存在的(1/3)
食色乃人之天性，这一点孔夫子也是认账的。但是，后世的孔门之徒却在泛道德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一路走到了禁欲主义的泥坑里。这种毛病，在东汉表现得特别明显。
东汉的上流社会，是经学的一统天下。读书人如果不通经的话，基本上举孝廉就没戏了，有权人也不会找你做下属，进入仕途也就没门儿了。所以，读书人不通数经，至少也得通一经。因此，凡是通经之大儒或者高官，门下都挤得满满的。但是，人一多，单单通经，后来也不行了，因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东西，相对来说都比较容易，人都涌上来，想分个高下就有难度。所以，人们就在道德讲求上下功夫，看谁道德水平高，尤其于“孝悌”两字更加在意。说白了，为的就是搏出位。兄弟分家，按规矩是平分，但想要名的那位可以一个大钱不要。著名的孔融让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父母亡故，按规矩守孝三年，但有人可以守十年。别人在家就行，他跑到墓道里去搭个草棚子。守孝期间，不许吃荤，不许过**，也都是这种道德讲求的结果。
禁欲主义，首要的目标就是食与色，而主要就是禁色，视**为不洁。三年守孝期间不许碰女人，就是这个原因，似乎碰了，就是对故去老人的亵渎。上流社会的人，吃的差点儿还好说，把女色视为洪水猛兽，可真是要了命。但是，想
要搏出位，诸事得忍。在经学大盛的东汉，不仅嫖妓和出轨成了禁区，连正常夫妻之间的**也有了限制。就有这样的儒生，每次跟妻子过**都要叩门申请：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妻子答应了，方才可以进去敦伦。
在禁欲主义猖獗的时代，为子嗣考虑过**，是一个绝对正大光明的理由。因为孔夫子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是最大的不孝，而要想有后嗣，非得敦伦不可。古人从初民时代就明白，**是生儿子的前提。考虑到古代儿童死亡率比较高，所以，生一个儿子还不够，还得多生，多生就得多敦伦，如果妻子生不了了，还得纳妾，找小老婆。明明过**是有快感的，非得打着为子嗣计的招牌。
当然，东汉之后，魏晋的士大夫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开始放浪形骸，拼命地纵欲。但是，**为不洁的观念，却从此流传了下来，连民间也开始相信了。逐渐地，**具有了明确的功用，就是为了生儿子。男人这样想，女人也这样想。照此办理，夫妻之间一旦子嗣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可以结束了。所以，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的家庭是父子轴线的，围绕子嗣展开的。作为享乐的**，男人只能在妓女身上找补。古来汗牛充栋的爱情以及**的诗词歌赋，没有几个是适用在正常的夫妻之间的。可以说，妓女
才是中国士大夫爱情文学的主角，至于妻妾，只是作为生育工具存在的。这种工具化的良家妇女，其实最符合儒家面目的社会道德。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晚近，依旧存在。如果“**”中社会有什么特别的标志，那就是彻底的道德禁欲主义。在这其中，文艺作品中的**和爱情荡然无存，被剔除得干干净净。样板戏中的女人，是绝对不允许有配偶存在的。不是跑单帮去了，就是去向不明。连农村中都坚决执行晚婚，不到25岁不能谈“个人问题”。**仅仅是为了繁育革命后代，才能有小小的一席之地。在人们心目中，它不仅丑恶，而且肮脏，不看在革命后代的面上，这简直就是犯罪。那个时候被揪出来的坏人，几乎个个都有跟脐下三寸有关的问题，更加加重了人们对性的恶感。尽管那个时代也有人有正常人的欲望，但能压着，就尽量压着。
革命虽然结束了，但**的这种“肮脏本色”，并没有完全从那些过来人的头脑中祛除。很多做妻子的，孩子生出来之后基本上就不理丈夫了，一心一意只扑在孩子身上。好些夫妻，虽然孩子上了大学，但还是中年人呢，妻子就可以离开丈夫，奔了孩子大学所在的城市长期陪读，把丈夫一个人扔在家里。家庭从传统的父子轴线，变成了母子轴线。丈夫成了多余的人，如果不多余的话，也只剩下了挣钱养家的功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