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该不该讲义气？

今天，我们该不该讲义气？(1/3)

古人朋友之道讲究一个“义”字，即所谓“朋友，以义合者”。朋友是五伦之一，按孟老夫子的说法，朋友讲信，后人将“信”解释为“信义”。人是群居的动物，活在世上，不能没有朋友，有朋友，就得有相处之道，这个“道”，就是信义。因为有义，才言而有信，相处起来才靠谱。

民间社会，对朋友之间的“义”字有更进一步的推演。晚清洪门的“海底”，最推崇的人物有两个，一是关羽，二是王伯当。这两个的形象都来自戏剧小说。推崇关羽，是说他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拼将一死酬知己”。而说唐小说里的王伯当，死也要护着众人唾弃的李密，跟关羽有得一比。帮会推崇他们，为的就是这俩人义薄云天。其实，《三国演义》里还有一位，跟这两人有点儿类似，那就是哭吊董卓的蔡邕，敢于哭吊叛徒，为的不是社会公认的道德，而是两人曾经的情义，最后为此丢了吃饭的家伙，也是一个人物。只是因为蔡邕是文人，入不了“以武犯禁”的帮会中人的法眼。

显然，这里的“义”字，是超脱利害的，可以为之生，为之死，是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人称

江湖义气。这样的义气，实际上有两种表现：一是朋友之间相互扶助，二是行侠仗义，抱打不平。

这样的义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受批判的，说讲义气不讲原则。其实，真正的帮会义气，背后是有原则的。杀人越货可以，但如果触犯了江湖道义，欺负了弱小，睡了兄弟伙的妻子，一样三刀六洞，不能容情的。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帮会，江湖义气也有点儿变形，只要哥儿俩好，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都会受到兄弟的包庇，的确有点儿不讲原则。

只是，后来批判义气却走了另一个极端。鼓励朋友之间互相监督，检举揭发。揭发的又不是什么缺德事儿，犯法的事儿，而是私下说点儿闲话，发点儿牢骚，每每被人举报，弄不好进了大狱，甚至丢了性命。越是朋友，越被领导鼓励这样干，有的人甚至成为眼线，定期汇报朋友的一举一动。到了后来，人人自危，自觉地在嘴巴上挂把锁。一旦哪个人“中奖”，被点名批判，那么，最先或者说最需要出来揭发他的就是他的朋友、同学、同乡，甚至亲戚，揭发批判越彻底，自己就择得越干净，否则，就可能被株连。最严

重的时候，别说朋友，就是夫妻、父子之间，也一样有检举揭发。在大庭广众之下，人被剥光了，还要剔骨敲髓。社会中的人，被变成一个一个的原子，强大的统治机器需要面对的，永远是这样孤立无助的个体，便当极了。

这样一来，古来的朋友之道，自然是荡然无存了。眼下时兴的朋友，不过是“以利合者”，彼此互相利用，互通有无。如果你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你也就没朋友了。危难相助的朋友不是没有，但不多，即使这样的朋友，在相助可能危及自身之时，也是会退缩的。

因此，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有谁遭遇了不公，劝几句的人有，真正冒着自己受损风险相助的人，少之又少。至于街头巷尾，公车地铁之上，敢于主持公道，出头冒傻气的，就更少了。那些傻乎乎践行道义的人遭了不该遭的难，相助相帮的不多，反倒会出来好些“理中客”，冷冷地说些不咸不淡的酸话，显示他们的客观理性。

偶尔还想践行义气的傻子，在人们眼里，就成了真正的傻子，被嘲笑讥讽的傻子。慢慢地，就被无声无臭地消化掉了。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没人味，越来越无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