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六节
十二月二十六，栎阳。Www,QuanBen-XiaoShuo,cOM
丞相李玮、大司农田豫、尚书令田畴冒着大雪赶到了栎阳，呈奏上计事，奏请改制。
事实很严峻，朝廷的财赋危机已经到了极限，国策非改不可。如果天下稳定了，目前的财赋制度倒还可以维持，但现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短期内还无法估算天下统一的时间。如果年年这样打仗，一年亏空几十亿钱，要不了几年，朝廷就要欠下巨额债务。那时朝廷的财赋命脉完全控制在别人手上，天子和朝廷很快便会失去威仪，权柄更是倍受打击和掣肘，新政显然很难维持下去。今年朝廷为了缓解财赋危机，已经增收赋税了，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明年继续增赋，强征暴敛之风会迅速席卷州郡并愈演愈烈。百姓穷苦不堪，动荡暴乱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长公主双手抱头，一筹莫展。天下要统一，要重新恢复安宁，就要打仗。在废墟上重建大汉，让社稷重新富强起来，就要坚固以农为本的根基。而要想实现这一切，就要钱，要财赋，要源源不断的巨量财赋。财赋不足，就要想办法开源节流，就要修改国策，重修制度。
“怎么会这样？朝廷财赋的亏空怎么会飞速增加？前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中原大战，我们动用了几十万兵力，打了好几年，朝廷不也撑过来了吗？”
“土地，是土地帮助朝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李玮说道，“当年我们在北疆的时候，我们也大量赊借，但我们只要收复了州郡，就可以用收复的土地、盐铁的开采经营权和减免赋税徭役来偿还债务。另外我们为了减少朝廷开支，实施了一系列新制，比如官吏的俸禄由各府衙的职分田提供，采用兵户制后士卒的军饷和抚恤也由兵户家的田地提供等等……这些办法实施之初，的确大有成效，但随着朝廷收复的州郡越来越多，开支也急骤增大。比如我们打中原大战，军队渡过黄河就行了，前后不过一千多里，但打西疆，军队就要远征三千多里，军资消耗的增加不是倍数，而是翻番的倍数。同理，其它开销也是这样。”
“朝廷开支增大，赊贷就大，而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因为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因为手中掌握的盐铁开采经营权越来越多，因为军队远征、重建城池等所需的物资以及贩运量越来越大，他们积累的财富也就越来越惊人，也就有了更多的钱财赊贷给朝廷。而朝廷的偿还能力呢？暂时失去了。因为朝廷要打西疆，打北疆，打遥远的边荒之地，那里没有这些人需要的土地，盐池铁山也少，于是朝廷的巨额亏空也就出现了。而且随着远征路途的延长，远征规模和时间的增大，亏空也越来越严重，以致于现在陷入了深重的财赋危机。”
“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李玮叹道，“现在的事实摆在这里，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会逐渐控制朝廷的财赋命脉。一旦朝廷的财赋命脉给他们控制了，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肆无忌惮地逼迫朝廷增收赋税，结果是什么？和过去一样，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成灾，暴乱此起彼伏，社稷摇摇欲坠。过去大汉有两百年的底子，它还能支撑一段时间，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丝元气，在废墟上重建大汉，但现在呢？经过二十年的战乱，大汉虽然苦苦挣扎没有倒下去，但脆弱不堪，只要一阵狂风暴雨，就能把它彻底摧毁。
“这就是现状。新政实施十几年了，它帮助朝廷走向了中兴，但同时它的弊端和矛盾也已经累积到足够危害社稷的地步。朝廷必须及时调整国策，在最短时间内缓解这种危机，把这种危害降到最低，以确保中兴大业能够持续发展。”
长公主理解朝廷的艰难处境，也希望天子和自己的窘境得到改善，但朝廷在重农的基础上利用抑商来增收的办法，历史上的教训很深刻，她不能不慎重。当年孝武皇帝改制成功了，但杀了很多人，几乎摧毁了大汉的商贾。而王莽失败了，败得很彻底，连社稷一起葬送。王莽篡国失败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改制严重损害了当时王公贵族、官僚富豪们的利益。你既然不让我们活，我们就玉石俱焚，一起完蛋，结果王莽完蛋了，社稷倾覆了。今天呢？今天襄阳还有一个天子和朝廷，这位天子甚至违背祖制，大肆分封诸侯，两下比较，谁能给予这些人最大的利益？不难想像，长安改制的后果，很可能是一系列的叛乱，最后是中兴失败，大汉再次倾覆。
长公主越想越怕，浑身冰冷，不寒而栗。
大将军离开长安前，曾要求自己把燕无畏和风云铁骑调到晋阳戍守，当时自己觉得大将军小题大做了，现在看来，不是大将军谨小慎微，而是自己盲目自信，根本没有想到朝廷面临的危机。大将军显然已经看到了朝廷的危机，他预感到大军远征西疆将给朝廷带来一场动荡。而远征西疆，稳定北疆是朝廷的平叛策略，为了实现这个策略并确保中兴大业的成功，这场动荡是必要的，但这场动荡的中心是自己。李玮改制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自己的支持，只要自己同意了，诏告天下颁布执行了，矛盾也就彻底激发了。
这场矛盾激发的后果有两个，一个是朝廷杀人，杀死所有敢于和朝廷对抗的人。一个是背叛者杀人，杀死夺走他们财富的人。自己首当其冲，成为背叛者要杀的人。而冲突一旦失控，州郡大乱，大将军首先就要保住小天子，其次是自己，再次是保住北疆这块根基之地。小天子一直在军中，有大将军的亲自保护，不会有事。燕无畏和风云铁骑到了晋阳后，不但能保护自己，更能戍守北疆。
大将军未雨绸缪，算无遗策。难道他真的是算无遗策？
去年的长安兵变，导致丞相蔡邕下台，李玮上位，大量武人随即入朝，而这些武人主要在哪里供职？州郡。现在并州刺史是张白骑，幽州刺史是樊篱，冀州刺史是杨明，青州刺史是张郃，兖州刺史是高览，凉州刺史是皇甫郦、司隶校尉是张辽，河南尹是徐晃，仅豫州刺史王泽和京兆尹余鹏两位大臣不是武人，但这两人都是北疆大吏。也就是说，一旦改制实施，朝廷只要下旨暂时授予州刺史部分军政大权，督领郡国，那么州郡就乱不起来。
征南大将军钟繇虽然坐镇豫州，但豫州刺史是王泽，荡寇将军雷重又有七万大军驻扎于许昌，钟繇即使背叛了，也难以影响大局，豫州依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先有李玮出任丞相，后有武人坐镇州郡，社稷稳若磐石。这个时候大军远征西疆，挑起朝廷财赋危机，继而借改制之名，抢夺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的财富，这难道都是巧合？回过头去想想，这种巧合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不可能。大将军要我把燕无畏和风云铁骑调回晋阳，那还是去年年底的事，这一切都是大将军安排好的。他把李玮推到丞相的位置上，把武人调到州郡任职，目的就是为了抢夺财富，为了能让国库盈实，为了给小天子主政打下坚固基础。
皇帝没有钱，靠赊贷过日子，靠别人的脸色过日子，靠卖官鬻爵过日子，哪里还有威望可言？哪里还能中兴社稷，稳定天下？
豹子大哥为了大汉，当真是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应该帮助他，有了豹子大哥的承诺，我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
“要做就要做成，否则就不要做。”长公主望着三位神色惊喜的大臣，郑重说道，“按此策改制后，朝廷一年能增加多少收入？你们具体算过吗？”
“目前无法具体测算……”李玮说道，“我和丞相府的一帮掾属们大概测算了一下盐铁收入。如果朝廷收回所有的开采权，再确保一半的经营权，那么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到三十亿钱的收入。”
“有这么多？”长公主难以置信。
“哼……”李玮冷笑，“少府的收入为什么这么少？钱都让别人抢走了。盐铁官营后，朝廷收入随即增加，均输和平准也就能发挥作用，朝廷因此还能增加大约五亿钱的收入。”李玮继续说道，“如果加上限田罚租和增收的商税，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三十亿到四十亿钱的收入，这样朝廷财富的总收入就能增加到一百亿钱。”
长公主闻言大为兴奋，“具体计策呢？”
“重修《盐铁律》，收回开采权，重建盐铁官，这样朝廷就能牢牢控制盐铁价格，继而通过价格狠狠打击盐铁商，把盐铁商手里的钱拿过来。盐铁价格降了，谷价上升了，农夫们的收入也会增加。”
“重修《均输律》，确保大司农诸官掌握所需的各郡国货物，以充实府库。大司农要向各郡国大量派遣均输官，把应由各郡国依例输京而京师并不需要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通过辗转交换，把京师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尽可能消除各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品质量差、运费甚至超过货物价值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重修《平准律》，在京师、洛阳、邯郸、晋阳、蓟城等地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各地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如此一来，大司农就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货殖买卖，商贾富豪们难以从中牟取暴利，而各种物价也不致于暴涨暴落，导致百姓穷苦不堪。此策不但可以让朝廷增收，国库充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农夫的收入，让他们过上温饱日子。”
长公主连连点头，担忧地问道：“此策若想顺利通过，难度有多大？”
李玮、田豫、田畴三人相视苦笑。
“难度应该不会太大。”李玮犹豫了片刻，慢慢说道，“当年，孝武皇帝连年征战，国室亏空，把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全部用尽了。而当时土地兼并又日趋严重，朝廷财赋严重不足。孝武皇帝为了增加收入，下旨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钱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他又打破了商贾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司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大商贾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主持改制，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新政，极大地缓解了危机。”
“今日天下的形势和孝武皇帝朝相比，要严重百倍千倍，不改制不行。大汉历经四百年，血淋淋的教训历历在目，相信朝中的大臣和各地商贾富豪还不至于财迷心窍到失去理智的地步。和生命比起来，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不足为重。朝廷此次改制，已经竭尽全力兼顾了各方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置社稷安危于不顾，那就毫不客气，效仿孝武皇帝，以雷霆手段，坚决镇压。”
长公主神情冷峻，望着杀气腾腾的李玮，沉默良久，“难道非要杀鸣？不能好好商量吗？”
“如果殿下同意，臣打算年后在未央宫召集大臣、大儒和一些商贾富豪商讨此事。”李玮说道，“殿下为了庆典，不是请了很多人嘛，臣奏请殿下，改庆典为议政，请天下人为大汉中兴出谋画策，这也是一大盛举啊。”
长公主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担忧。这么多大臣、大儒、大商贾富豪到了京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等于朝廷把原来归商贾富豪所得的一部分盐铁之利收到了国库，这严重打击了商贾富豪，有利于朝廷遏制土地兼并的蔓延，而且也保护了农夫们的利益，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生存之地。但是，孝武皇帝朝的时候，朝廷为了增加收入，盐铁价格定的很高，甚至高于商贾富豪们所定的价格，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买不起盐的人家很多，买不起铁质农具的农夫们只好用木犁耕地。”长公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盐铁官营有利有弊，用得好，有利社稷稳定，用得不好，会埋下社稷动荡的隐患。说到底，关键还是吏治不能**，所以，这一政策本朝有过许多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孝昭皇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大臣和各地州郡的大儒、大商贾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大儒和大商贾们要求朝廷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律法，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了许多主张。虽然他们提出的一些‘休养生息’之策有助于社稷稳定，但朝廷并未采纳他们废除盐铁的建议。始元六年七月，朝廷下诏，撤消了设置在各郡国的榷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政策照旧，仍遵旧制。”
“到了王莽乱政的时候（公元十年），实行五均六管法（官卖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又改回来了，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孝章皇帝驾崩后（公元八十八年），孝和皇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大将军窦宪总揽权柄。窦太后临朝不久，即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朝廷自此国库亏空。”
“孝和皇帝驾崩后，孝安皇帝（十三岁）继位（公元一o七年），邓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邓骘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和宦官。当时西疆战乱，内有叛乱，外有西羌入侵，朝廷急需财赋，不得不重禁盐铁。但由于朝野上下反对声太大，官营最终没有全部实现。永建元年（公元125年），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孝顺皇帝继位，宦官全部封侯并主掌权柄，盐铁逐渐恢复官营，但其后大将军梁翼辅政，盐铁之争再起。”
“到了我父皇一朝，大将军为了戍守北疆，说服了我父皇，重开盐铁，而当时主持此事的就是你。”长公主手指李玮，摇头苦笑，“算起来，盐铁重开已经十六七年了，现在朝廷要重禁盐铁，而主持此事的又是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朝堂上如果没有纷争，那才是怪事。”
“难道你不怕人家一气之下，把你杀了？”长公主调侃道。
李玮哑然失笑，侃侃而谈。
“盐铁之议，本朝曾有多次，但并未发生流血冲突，臣希望这次也能顺利解决。”
“其实盐铁之争，说到底还是治国策略之争。”
“在孝昭皇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说过，‘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费之旅，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好处很多。但名士商贾等人则认为盐铁专营有害处，指责孝武皇帝大举进兵匈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两方的观点很明确，一方主张朝廷干预盐铁等货殖之事，一方主张自由发展；一方强调朝廷要强势，要威临四海，一方强调朝廷要无为而治；一方从社稷兴盛出发，一方从普通百姓的生存出发……这些观点的对立，不止本朝，自古以来就有。朝廷不强大，则难以抵御外敌，而过于强大，势必要侵害百姓的利益，这个治国的利弊实在难以抉择。”
“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七节
大汉元平三年（公元205年），正月。
正月初一，新年大典。
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大赦天下。
正月初三，未央宫，麒麟殿。
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议事。丞相李玮正式提出了改制之策。
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早在年前就已经接到了丞相李玮的书信，知道朝廷的财赋危机非常严重，多次召集府、台大吏商讨改善之策，并且把商讨的细节书告了李玮。今天看到李玮的改制之策后，两位大臣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李玮的动作这样大。
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夫的绝对数量和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杨彪和荀攸同意重修《盐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乘机打击北疆系的权势。过去北疆为了生存，从朝廷得到了重开盐铁和铸造钱币两项特权。北疆勤王成功后，首先交出了铸币权，盐铁因为孝灵皇帝下诏全部放开了，这项特权也就不存在了。北疆重开盐铁后，为了筹措屯田和赈济钱粮，几乎把盐铁的开采和经营权全部卖了出去。后来为了还款和筹措军资，又大量举债，把冀州和幽州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朝廷到了北疆后，继承了这笔巨大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和征伐，接着又把中原、关洛一带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而拿到这些盐铁开采和经营权的人，几乎都是北疆的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
其中掌控盐铁开采和经营权最多的就是关中的徐陵、麴忠，其次是河东的卫家，晋阳的王家、郭家和令狐家，幽州的田家、鲜于家，冀州的崔家。这些人都是北疆系的大门阀、大富豪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修改《盐铁律》，首先就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北疆系内部的争斗将异常激烈。但不管北疆人怎么自相残杀，对朝中其它权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重修《田律》，两位大臣持保留态度。
限田罚租，牵扯面太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和士人，甚至军功阶层，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田地越多，利益受损越大。
杨彪沉吟良久，建议道：“从今年上计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由于二十年战乱，人口折损过半，短时间内，土地的供应量还是可以满足人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影响百姓的生存。相反，限田罚租反而会引起朝野震荡，不利于州郡的稳定。”
“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惩处一直非常严厉，目前的土地兼并主要是隐性的，并没有公开化、扩大化，还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有些土地兼并是出于迅速恢复农耕的需要，和恶意兼并土地是有区别的，朝廷应该慎重甄别，不能简单处理，一刀切。”荀攸也劝道，“考虑到限田直接冲击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我建议还是缓一缓。”
“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按照新田制，土地的所有权是朝廷的，农夫们只有租种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土地兼并了，谁知朝廷上有政策，各地下有对策。有钱人仅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一个钱不出，就把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拿去了。”
“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兼并。如果这种事情不能遏制，任其发展下去，朝廷的田租会越来越少，粮价会越来越低。本朝粮价最低的时候，就是孝宣皇帝朝，五钱一斛。但那时人口多，口赋算赋的收入高，盐铁官营收入也高，而且社稷稳定，没有战乱，朝廷财赋很充裕，现在呢？现在田租是朝廷财赋收入的大头，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社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朝廷财赋的减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们要想完成中兴大业，就要向他们低头，就要向他们借钱。没有钱还，就要放弃打击土地兼并，就要默许他们兼并土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简单，朝廷越来越穷，赊借的钱越来越多，被迫无奈之下，只好修改《田律》，出卖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卖给农夫，其次就是卖官鬻爵，以便筹措钱财维持朝廷的运转和各项国政的开支。”
“农夫手中的土地租种权已经给有钱人掠夺了，土地事实上已经控制在有钱人手里，我们出卖土地所有权，等于把土地卖给了有钱人。这些有钱人几乎没有花钱就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租种权，然后又名正言顺地把这些土地变成了他们的私产。农夫们呢？无论土地的价格多么低廉，他们都已早早失去了土地的购买资格，他们依旧一无所有。”
“我们说重农，重农，说农是国之根本，但事实如何？事实上，农夫们一年辛苦到头，什么都没有，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这难道就是大汉中兴的目的？”李玮越说越激动，用力擂了几下案几，“我们的良心呢？我们的良心在哪？大汉能走到今天，是谁给我们耕种粮食？是谁给我们制造军械？是谁给朝廷缴纳财税？我们就这样对待为大汉中兴而流血流汗的百姓吗？我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
屋内寂静无声，几位大臣都没有做声，沉默不语。
“丞相大人，这都是你的推测之言。虽然各地门阀富豪用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但按照《田律》，这些土地还是朝廷所有嘛，并不是门阀富豪们的私有财产。严格地说，这并不算土地兼并。”
李玮从堆在身边的文卷中抽出了几卷竹简，然后重重放到案几上，“这是各州刺史的奏禀，诸位大人可以看看。事实上，这不是我的推测。这些被掳掠了租种权的土地正在变成各地门阀富豪的私产，土地兼并的大潮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悄无声息地席卷而来，负债累累的朝廷因为没有财赋，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一步步地恶化，茫然无措。”
“怎么会这样？”大司马徐荣诧异地问道，“中原大战结束后，青兖两地爆发了圈地炒地的风潮，朝廷不是惩治了一次吗？难道还有人胆敢公然和朝廷对抗？”
“不是有人和朝廷对抗，而是朝廷引发了这场土地兼并的风潮。”李玮叹了一口气。
“朝廷虽然负债累累，但平叛的仗要打，而且战场越来越远，越来越多。另外长安要重建，洛阳要修缮。西疆打下来后，河西的长城和各地边塞关隘要重修，西疆各郡要赈济，这些都要粮食，要物资，要徭役。在粮价被朝廷死死控制的情况下，盐、铁、耕畜等价格飞涨，甚至雇人代役的价格也涨了很多。农夫的地只有那么多，产出也只有那么多，收入也只有那么多，其它东西涨价了，收支严重不平衡，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这时就形成了出卖土地租种权和向子钱商（高利贷商人）赊贷的热潮，伴随这股热潮产生的还有一股热潮，那就是弃田从商或者做佣工。”
“农夫们在田地里辛辛苦苦，但赚不到钱，甚至危及生存，无奈之下，他们一部分人做了佃农、雇农，一部分人到作坊里做工，还有一部分人拿着出卖了土地租种权或者赊贷的钱到商市里做小买卖。这些年打仗、城池重建，物资消耗量和贩运量非常大，各地作坊、商市都很多。作坊需要人手，工价很高，而商市有利可图，弃田从商者比比皆是。”
“土地没人耕种，或者耕种的人手严重不足，粮食就会减产。粮食减产，首当其冲遭到打击的就是各地府衙。朝廷为了筹措粮食，这几年都给各地府衙下达了定量，完不成规定数量的，轻则免职，重则坐牢。各地官吏情急之下，只好拿出手里的特权，把所有出卖了土地租种权而又荒废不耕的土地做为可垦可不垦地（可以耕种但收益很低的地）贱卖给门阀富豪，让他们雇人耕种，以保证自己能完成朝廷下达的粮食定量。那些门阀富豪不费吹灰之力，用很低的价格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
“这种情况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朝廷为了让所有的土地都能产出粮食，为了照顾各地府衙的实际难处，也就默许了。但到了今年，这种情况就泛滥了。有些地方的门阀富豪和官府大吏互相勾结，想方设法夺取农夫手中的土地，还有一些地方官吏竟然以官府的名义购买农夫手中的土地，以便增加职分田，给自己和掾属们谋取私利。”
李玮看看徐荣、杨彪等人，连连摇头，“这就是现状。你们说要不要限田罚租？要不要课商重税？要不要立即增加谷价？”
杨彪苦叹，“仲渊啊，我知道你这个丞相难做，但你不要为了确保农夫们的利益，而打击王公贵族、门阀富豪啊，尤其这个限田罚租还牵扯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杨彪望了一眼神情冷峻的张燕，接着说道，“孝哀皇帝年间，丞相孔光会同大臣师丹、何武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之策，其中规定诸侯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富豪与商贾）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这个奏议遭到了朝中上下的激烈反对，后来不得不搁置了。”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孔光的这个限田三十顷还是相当宽松的，但你如果再看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以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地《二年律令》，你就知道这个限田数额太低了。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年律令》其实就是名田制，赏赐出去的土地有受无还，长期占有，世代相传。其中规定侯爵级，包括彻侯和关内侯。彻侯除封邑外，另受一百零五座宅基地。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最高级的大庶长可受田九十顷，宅基地九十座，最低的左庶长还可受田七十顷，宅基地七十座。由此可见他这个限田数额要损害多少人的利益，遭到的阻力会有多大？打击面太大了。”
“今天你这个限田罚租也是一样。你拟定的限田数额是二十顷，而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赏赐给秩俸两千石大吏的田地就是十五顷。关中大战、洛阳大战、西疆大战、豫州大战，朝廷每次赏赐给有功将士的都是田宅，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军中普通将校至少都有田地三十顷以上。你说你这个限田数额如何能够得到朝中大臣们的同意？”
朝廷没有钱财，只能把土地赏赐给军功者，正好人口骤减，荒芜土地又多，所以从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也仿照本朝初年的《二年律令》制定了赏赐之法，也就是始于商鞍变法的“名田制”。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基础，普通军功阶层有了田地也就迅速变成了富豪，而功勋显赫者慢慢也就成了高门大族。
杨彪作为门阀世家，当然不会同意限田罚租之策，但他不好直接反对，马上把矛盾转嫁到了军功阶层身上。
张燕一直不说话。李玮的改制之策他和徐荣早就看过了，实施的难度很大。要想成功，必须“以进为退，步步为营”，否则肯定失败。这是纯粹的利益之争，就象买卖双方在商市上讨价还价一样，买家和卖家要讨价还价，直到双方都做出了可以忍受的让步，到了都能接受的价格，交易就能成功。
李玮为此精心设计了三个改制方案，今天拿出来的，是要价最高，条件最苛刻的方案。
“太尉大人呢？你的意见呢？”杨彪看到张燕不说话，干脆挑明了，直接问，“各部将军、校尉们为了大汉中兴，浴血奋战，甚至战死疆场，为了什么？朝廷这么做，会让他们寒心的。车骑将军尸骨未寒，朝廷就要欺凌他的寡妻孤儿，这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为了什么？为了活着，为了不再吃人肉。”张燕冷笑道，“麴义大人马革裹尸，难道就是为了钱财？为了让百姓失去田地，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相信麴大人如果还活着，他一定会支持丞相大人的改制之策，支持朝廷限田罚租的决策。”
杨彪笑容一僵，非常尴尬。
“这只是丞相大人的一个奏议，还要朝议商讨，还要征求各方意见，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徐荣急忙打圆场，“对改制之策的其它议案，太傅大人还有什么意见？”
杨彪冷哼一声，不愿再说。
“荀大人，对于入粟拜爵之策，你可有什么看法？”徐荣微微一笑，转头去问荀攸。
“入粟拜爵，最初始于大秦。秦始皇四年（公元前143年），天下大疫。始皇下令，凡捐助朝廷千石粟者，则拜爵一级。本朝则是孝文皇帝朝的御史大夫晁错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最先提出来的。今天丞相大人重新起用此策抑止土地兼并，的确是个上佳的办法。”
“不过……”荀攸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从抑商这个角度出发，我反对让商贾输粟入官。”
“商贾逐利，对农夫的欺诈最为厉害。农夫的收入大部分自于谷粟，为了缴纳赋钱，他们要出卖谷粟。卖给谁？商贾。商贾用什么价收？他要获取钱财，就要尽可能压价。农夫们遇到灾祸急需钱财时，商贾们更是卑鄙无耻，往往乘人之危以最低廉的价格掠夺农夫们的财产。如果农夫们没有东西卖，就要向他们借子钱（高利贷），这常常是农夫们最后陷入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之境的最直接原因。”
“所以，我觉得当年晁错大人说得对，要让那些没有市籍的富人输粟入官，然后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这些没有市籍的富人一般都以入仕和耕种来获得财富，但这些人地位低，财富也不是很庞大，在当地影响力很小，家中虽有存粮但因为价格太低，无利可图，所以一般也不愿意卖。如果朝廷下旨，能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他们家里的谷粟就有出路了。富人有了爵位，地位提高了，势力大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兼并和侵占商贸的利益。”
“和商贾比起来，这些人能体谅和理解农夫的艰苦，也知道农夫的存在才是财富积累的源泉，所以他们对农夫的剥削要好一点，不会把农夫逼得走上绝路。农夫把谷粟卖给富人，遇到灾祸的时候向这些富人出卖财产和赊借钱财，一方面可以减少商贾对自己的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而商人失去了剥削农夫的机会，财富的积累和实力自然也就慢慢有所下降。”
徐荣和张燕等人连连点头。
“荀大人这个建议好，这个建议好。”李玮也连声赞道。
各地富人很多，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身份特殊还享受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包括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等有爵士人，输粟入官后，地位提高，有助于他们财富势力的增加，有助于他们和商贾争利，也有助于农夫保住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有助于社稷的稳定。
“《赊贷律》呢？”李玮问道，“子钱商贾唯利是图，根本不管贫苦百姓的死活。为了稳定社稷，安抚百姓，有必要让各地官府介入赊贷一事，最大程度地保障贫苦农夫的生存。”
“当年王莽实行新政，搞了一个《五均赊贷律》，目的是抑制子钱商贾和放贷富豪对百姓的剥削，效果的确有，尤其是对那些遇到病患、灾祸，或者无钱举行祭祀丧葬等事的贫苦百姓很有帮助。毕竟以这些事向官府赊贷不需要付利息，但过期不还本钱，就会被罚作罪徒，惩罚很严厉。”
“百姓是因为穷才赊贷，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很难偿还这笔债务，无奈之下，他们就以身家性命来还债。另外，官府贪赃枉法，吏治**，也让朝廷下拨的赊贷款很大部分进了私人的腰包，甚至成为官府打击赊贷者，掠夺赊贷者财富的武器。总之，官府用作赊贷的钱收不回来，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赊贷律》很快成了摆设。”
李玮脸显不快之色，“荀大人的意思是，我拟定的这个《赊贷律》，根本就是摆设了？”
荀攸谈淡一笑，眼里尽是嘲讽之色。
李玮有些受不了，他耗尽心血写了一部《赊贷律》，结果在荀攸眼里，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破竹片，“那依照荀大人的意思，朝廷应该任由那些贫苦之人自生自灭了？”
“在你看来，《赊贷律》或许可以夺取子钱商贾的利益，但在那些可怜的百姓看来，官府和子钱商贾同样都是可怕的吃人者。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官府是头凶狠的猛虎，而子钱商贾是头狞狰的恶狼。”
“你……”李玮怒气上涌，张嘴就想反击。
“吏治，吏治清廉是根本。”徐荣马上站了起来，“丞相大人，我看，你还是再仔细考虑考虑，如果条件不成熟，这个《赊贷律》就暂时放一放。”
李玮气得面红耳赤，恨不得一拳砸烂荀攸那张老脸。
正月初八，大司马徐荣在麒麟殿召集公卿大臣议事，正式宣布改制。
丞相李玮详细说明了改制的原因，并拿出了改制之策。
争论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主要围绕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太仆卿崔琰当堂怒斥李玮，“丞相乃祸国之贼，当五马分尸。”
卫尉杨凤手指李玮，厉声高呼，“乱我大汉者，李玮也。”
李玮理都不理他们，和反对者据理力争，嗓子都说哑了。宗正卿张范、大鸿胪袁耀、少府卿许靖、廷尉卿陈群、光禄大夫辛评等一帮大臣把他团团围住，唇枪舌剑，轮番攻击。
大司马徐荣看到事态严重，急忙宣布暂停，“诸位大臣回去好好想一想，明日再议。”
正月初九清晨，长安数百商贾云集丞相李玮的府邸外，大吵大闹，把府门都给砸坏了。
李玮无奈，从侧门出府，急速赶到未央宫。
争论，还是争论。
四十七名大臣联名上奏，弹劾丞相李玮，声势惊人。
长公主大惊，在何风和两千悍卒的护卫下，连夜赶到长安城。
正月初十，长公主于未央宫前殿主持朝议，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汉要中兴，国策就要修改，毋庸置疑。”
“正月十五，请百名大臣、大儒、商贾和富豪齐聚麒麟殿商议中兴大计。”
正月十一清晨，丞相李玮在直城门大道遭到刺杀。
七名刺客呼啸而上，亲卫措手不及，连倒数人，幸好右卫将军赵云和他同车上朝，否则丞相大人这条命就危险了。
赵云连诛三名刺客，护着李玮进入未央宫。
长公主闻讯大怒，责斥卫尉杨凤、京兆尹余鹏、司隶校尉张辽、长安令士孙平疏于京都戍卫，命令四人即刻查出主谋，严惩不怠。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八节
丞相李玮被刺，震动了长安。
长公主下令，调五百南军卫士保护李玮的府邸和家眷，并请城门校尉何林亲自负责李玮的安全。
这场刺杀让李玮成为朝廷全力保护的对象，同时也让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决心。现在就算杀了李玮，长公主也要继续改制，绝不会半途而废了。
正月十三，在长公主的劝说和威逼下，大臣们同意修改国策。
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个改制原则，隆礼重法，重本抑末，和谐稳定，国策的修改要在这三个原则上进行。
大臣们没有异议，一致同意。
太傅杨彪、太仆卿崔琰、少府卿许靖等人根据李玮的改制之策，也拟定了一个改制方案，但这个方案因为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击。
正月十四，长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订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门阀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
当天晚上，李玮拿出了第二个改制之策。
此刻距离第二天朝议只剩下四个时辰了，太傅杨彪等人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商讨，只能勉强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议政是“国”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夺。大臣们为了朝廷利益，必须和天子、长公主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正月十五，未央宫，麒麟殿。
长公主亲自主持议事。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傅杨彪、太尉张燕、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议事。
郑玄、王剪、许劭、胡昭、淳于嘉、刘和、杨奇、司马防、赵温、张喜等二十名鸿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议事。
徐陵、麴忠、卫固、崔林、王晨、韩铭、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体的大门阀、大商贾、大世族家主出席议事。
其它诸如皇亲国戚、州郡县官吏、各地高门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贾、享有军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约五十多人出席了议事。
一百多人聚焦在麒麟殿上，共商中兴大计。
大司马徐荣详细解说了当前天下形势，朝廷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朝廷的三个改制原则，希望通过这场辩议，拟定一套能迅速促进中兴大业发展的国策。
接着丞相李玮仔细讲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学术、政事、民事、兵事等等无一不包，洋洋洒洒讲了一下午。但最后归根到底，重点就是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
李玮刚刚说完，晋阳大学堂祭酒王剪马上站了起来，对朝廷的盐铁官营之策予以驳斥。其中心论点就是与民夺利，认为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引诱百姓走向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李玮针锋相对，盐铁放开，导致国库空虚，军资不足。军队既无力戍边，又无力平叛，天下何时才能稳定？只有实行盐铁官营，酒榷专卖，均输平准，才能增加国库收入，迅速平定天下。盐、铁之利是国家财赋的命脉，绝不能完全放开。
争论就此开始，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义”和“利”，谁更重要？
门阀大儒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产生了“本”亏“末”盛，骄奢贪鄙，百姓贫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张“抑末利而开仁义”，强调礼仪教化，“义”比“利”更重要。
朝廷认为现在国库亏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挣扎在生死线上，奢谈这种没有“利”的“义”有什么意义？难道凭“义”能平定叛逆，稳定边疆？能让百姓吃饱穿暖？
社稷和财赋，应该是什么关系？
门阀大儒们认为，国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盐铁官营，必然“利蓄而怨积”，朝廷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盐铁经营良好运转获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阶层都能从中受益。
朝廷则强调社稷利益至上，认为朝廷应该占有社稷最大财富。如果民比国富，则民强国弱，不利于社稷稳定，而国富国强，则能威仪四海，天下莫不臣服。盐铁官营，可以让朝廷控制社稷命脉，确保社稷稳定。
“本”与“末”如何定位？
农耕为本，工商为末，朝廷实施盐铁官营，本质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碍了农耕发展。
朝廷则认为，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百姓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无末利，则本业无所业”，只有农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盐铁官营，并没有妨碍农、商并重的国策。
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
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古人质朴节俭，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费（尤其是丧葬）非常严重，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结果国库亏空，百姓穷苦不堪，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
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费多少，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
官府营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战国以来，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说，认为工商业不是“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官府经营工商业，其实就是“与商贾争市利”。
朝廷则认为，门阀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说，是要抑官营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益，这是对“重本抑末”说的曲解。
朝廷坚持认为官府应该控制工商业，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财赋收入，可以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抑制他们兼并土地、掠夺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农夫穷苦，和盐铁是否有关系？谷价上涨，是否会导致朝廷对农夫们的两重剥削？
门阀大儒认为，农夫穷苦，是因为朝廷压制粮价导致的，和盐铁没有关系。目前盐铁、耕畜价格已经很低了。尤其在这种战事频繁，对盐铁牲畜需求很大的情况下，各地盐铁、耕畜能保持现在价格，已经是充分考虑到了谷价太低对农夫造成的损害。没有农夫耕地就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谁还要盐铁？这种道理谁不懂？朝廷以谷价太低为借口实施改制，目的是想抢夺盐铁商贾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农夫的贫穷。
门阀大儒们还认为，朝廷控制谷价，把谷价定的很低，对农夫们残酷剥削，让农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朝廷还嫌财赋不够，要提高谷价，要盐铁官营，要对农夫们实施第二重更残酷的剥削。
农夫们田地有限，产出有限，田租赋税徭役又很重，谷价就算涨一倍，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农夫们的主要消费是吃饭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谷价涨了，盐铁农畜衣物自然也涨，这些东西的涨价幅度要远远大于谷价的上涨幅度，农夫们会更穷。农夫们无法靠田地养活自己，就要另谋生路，就要弃田，粮食产量就会下降，谷价会涨得更高，而其它东西也跟着水涨船高，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最严重的弊端除了导致吏治**外，另外一个就是盐铁涨价，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按照朝廷的意思，盐铁先官营，谷价后涨。也就是说，盐铁的价格要先涨起来，这样谷价的涨幅肯定要小于盐铁价格的涨幅。如此一来，农夫们的财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剥夺了，他们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两重剥削了。
朝廷的两重剥削将会把农夫们逼上绝路。
朝廷认为门阀大儒们的这种说法是在威胁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积的盐铁和粮食挟持朝廷。朝廷既然官营了盐铁，难道还不能控制价格？退一步说，朝廷不涨粮价，只降盐铁价，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盐铁官营得到的财赋补贴农夫，行不行？
麒麟殿上的议政旷日持久，从正月十五一直延续到二月初，还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双方开始妥协的迹象正在逐渐显露。
盐铁的开采权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门阀、大商贾手中，很多普通商贾富豪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关心的是限田数额、商税和入粟拜爵。
李玮最近一段时间和他们频繁接触，做出了很多承诺，比如出让盐铁经营权，扩大限田数额，适当提高商税，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门槛”，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他们的利益。
这些人的群体很大，尤其是市籍商贾，他们今日的地位和待遇相比过去，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反复，想当年孝武皇帝的告缗令让几万商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董卓的屠刀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不同于大商贾，大商贾没有市籍，权势大，应对突变的能力强，而他们不行，只要朝廷要对付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一扫而空，所以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朝廷。至于普通富豪在这场改制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当然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在大门阀、大商贾后面摇旗呐喊，所以他们也支持朝廷。
朝廷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底气十足，可以放开手脚对付大门阀、大商贾。实在不行，找个借口来次血洗，正好可以打击异己，抄没家产，充实国库，安抚农夫，顺便培养一批新的大商贾帮助自己推行新制，可谓一举多得。
大门阀、大商贾看出了危机，他们不再坚持，也试图做出让步。但他们的背后有庞大的军功阶层做支撑，他们的让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让的太少，条件太苛刻，无法满足朝廷的要求。
他们向远在西凉的大将军求援，向和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军中将领求援。
大将军早在去年年底就接到了李玮的书信，年初，又接到了长公主、徐荣和张燕等人的书信，对朝廷要求改制一事表示理解和支持。
应李玮的恳求，大将军书告各地统军大将和各州刺史，详细解说了朝廷改制情况，请他们无条件支持朝廷。
至于限田罚租一事，大将军还专门做了解释。侯爵级的文武大吏都有封邑，不在限田罚租之列，影响不到私人利益。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其中最高级的大庶长在历次封赏之后，受田最多的还未到百顷。而朝廷此次限田数额是一百五十顷，也就是说，所有军功阶层的人都不在限田罚租之列。目前朝廷拿出来的方案是初案，不是最后的《限田律》，所以你们无需担心，尽管上表支持即可。
二月上，在京将军，各地统军大将，各州刺史、部分太守、国相，纷纷上书，支持朝廷改制。这让大门阀、大商贾意识到，朝廷这次改制的背后是大将军，而大将军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筹措军资打仗，他是为了大汉的将来，为了小天子主政。如果大家继续和朝廷对抗，坚持不让步，后果难以预料。
二月十五，在众人的期盼之中，大将军的书信到了。
大将军的书信劝告大家以社稷为重，以大汉为重，以天子为重。大汉如果不能中兴，如果再次走向倾覆的深渊，又有谁能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自己的田地，保住自己的财富？今日形势下，诸公唯有齐心协力，才能确保大汉振兴。
他又给徐陵、麴忠、卫固各自写了一份信。北疆能够崛起，大汉能走到今天，你们居功至伟。但十几年来，你们赚了多少钱，从中获取了多少利，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我们抛开朋友关系，抛开同僚关系，我们就从利益角度来说，十几年来，因为我们共同的努力，朝廷得利了，百姓得利了，你们也得利了，大家都得利了，大家处得很融洽。现在呢？现在你们还在得利，甚至把朝廷和百姓的利都抢到了自己的腰包里，朝廷和百姓已经不得利了，大家的相处已经不融洽了，这种不融洽的关系如果继续下去，结果是什么？百姓不能活了，朝廷又没有钱财赈济和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就要以命相抗，结果是玉石俱焚。
回头去看看二十一年前的黄巾起事，西疆之乱，回头去看看十六年前的董卓之乱。
黄巾起事，摧毁了大半个冀州，摧毁了颖川和南阳，摧毁了青兖两州，请问，现在这些地方还有多少高门大族？西疆大乱，摧毁了整个凉州，请问，凉州现在还有几个世家富豪？董卓之乱，摧毁了洛阳和关中，虽然关洛的门阀世族、商贾富豪四散而逃，勉强保住了身家性命，但现在还剩下多少显赫门第？关西的杨家比你们有钱吗？关中的马家还有昔日的奢华吗？
好好想一想，想想你们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朝廷既然能给你们积累财富的机会，保护和帮助你们赚取财富，那么也能让你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百姓既然能忍受你们的盘剥，忍受你们的欺凌和压迫，那么他们也能一怒之下砍下你们的脑袋。
自古以来，富可敌国的大家族、大商贾比比皆是，但你们现在四下看看，看看还能找到他们的后代吗？富不过三代这句话虽然太夸张了，但人如果因为权势，因为钱财而忘记了做人的本份，那么他距离败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如果你们想明白了，愿意继续和朝廷，和百姓保持过去那种融洽的关系，你们还是能得利，只不过财富的积累要慢一点，赚钱要辛苦一点。朝廷和百姓得利了，日子好过了，相信你们赚取的财富不会比过去少，只不过相对于你们的财富总量来说，财富增长的速度不够快而已。
总之，竭泽而渔未免太短视了，激化矛盾更是不可取，你们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不要把眼睛总是盯在钱财上迷失了心智。赚取钱财的方法很多，前提是和气生财，你们把赖以保护自己的朝廷丢弃了，把赖以生存的百姓丢弃了，你们还有活路吗？
徐陵、麴忠、卫固从这份书信里看到了血腥。大将军还是过去那头豹子，把他惹急了，他要吃人的。
二月十六，徐陵、麴忠、卫固上表，愿意把手里的盐铁开采权交出来，但要求保留盐铁的经营权，同时建议朝廷把限田数额提高到五百顷，超过限田数额部分的田地征缴两倍田租。
李玮很高兴，马上做出了让步。盐铁经营权可以让出一半，但限田数额只能提高到一百顷。
随着大门阀、大商贾交出盐铁开采权和部分经营权，麒麟殿的议事马上进入**。各方势力为了利益，和朝廷讨价还价，争论再掀**。
三月初，李玮拿出了他的第三个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李玮把提高谷价的议案撤下了。
门阀大儒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朝廷目前所定的谷价低贱，已经严重剥削和伤害了农夫，如果盲目提升谷价，而朝廷又不能绝对掌控盐铁价格，那么极有可能导致各类物价同步飞升，继而对农夫造成第二重剥削和伤害。
可怜的农夫连遭两重剥削，境遇将更加悲惨，这完全背离了朝廷改制的初衷。
第三个方案还是不能让大门阀、大商贾满意，双方争执不下，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僵持。改制之策需要朝野上下齐心协力才能得到很好地推广和实施。尤其在中兴初期，更需要团结所有的力量，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这样的僵持对朝廷非常不利，时间越长越不利，李玮为此忧心如焚。
那些大儒、名士们不急，他们跑到太学，和博士、诸生们辩议经文，纵论时政，谈词说赋，闲暇时切磋琴棋书画，悠闲得很。
三月中，骠骑将军鲜于辅禀奏朝廷，辽东战事再起，上谷郡方向也是战云密布。扶罗韩听说汉军在西疆取得了大捷，担心汉军征伐大漠，和乌丸人能臣氐、修武卢结盟，打算攻打代郡和上谷郡，以逼迫大汉天子承认他的大鲜卑王地位。
如果扶罗韩丧心病狂，出兵攻打边郡，北疆就有一场大战，朝廷需要征调更多的军队和粮草军械，而钱粮的筹措很可能成为大门阀、大商贾要挟朝廷的武器。为此，朝廷必须尽快完成改制之策商议和制定，并下诏颁布执行。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急了，连连催促李玮。李玮急得团团乱转，病倒了。
三月二十四，朱穆和丁立到府中看望李玮，闲聊之中说到了太学的事。
这段时间，当代鸿儒、通儒、大儒、诸多名士几乎都在长安，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所以三辅、河东、关西、洛阳等地的儒士纷纷慕名而来，一则想看看大儒名士们的风采，二则想聆听大儒名士们讲授经学，三则如果有机遇，得到他们的一句点评，马上就能“一飞升天”，最差也能步入仕途，幸运的还能入辟公卿府。
太学里人满为患，每场讲经、辩议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辩论经文的时候，很多儒士为了吸引大儒们的注意力，都费尽心思提出一些尖锐、新奇的问题。
“昨天，有位千里迢迢来自颖川的儒生，突然指责郑玄大师在注经的时候，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违背了师法、家法，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朱穆说道，“郑玄大师初从第五元先大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拜张恭祖大师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在马融大师门下又受业多年，属于古文经学派。而他注经的时候，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由此可见他的确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更不遵守师法、家法那一套……”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李玮突然一跃而起，冲着朱穆、丁立大声叫道，“快，快去把郗虑、赵松两位大人请来，快……”
本朝书籍甚少，学者难得，训诂句读皆赖口授，所以一般博士讲经重视传授关系，由此形成了师法和家法。
孝武皇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故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了权威，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就叫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又别为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便成家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各自为家，这样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当然了，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家之言。
朝廷规定，太学博士只能依师法、家法传授，违背师法家法者则罢用。
师法要追溯渊源的，家法则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一来，“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之言，一家又有若干学说，大家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所以经学的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突出弊病。
几百年来，本朝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了一百余万字。章句的繁多，使儒家经学走上繁琐的道路。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光武皇帝朝的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达四十万言，朱普之解三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
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有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因为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于烛下。博士以章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命。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但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光武皇帝曾命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也没有议出结果来。
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为什么？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而章句之牢不可破，也是因为它和仕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师法、家法在戳纬成为显学，大行其道之后，儒生们在戳纬的影响下，逐渐很少有人坚守一家一派之说了，大多兼治今、古文经学。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儒生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不惜牵强附会，以合己说，致使经文章句更加难懂，并导致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后，一则师法、家法渐渐废弃，二则章句大量删简，有利于经学的传授和儒学的发展，所以其很快成为“天下所宗”之儒学。但今、古文经学两派并不甘于退出官学，他们时时刻刻打算击败新经。
郗虑、赵松匆匆而至。
“现在有一个巩固新经地位，彻底击败今、古文经学，让儒学迅速发展的机会。”李玮笑着说道，“两位大人是否愿意把握住这个机会？”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九节
郗虑和赵松立时明白了李玮的意思。昨天太学发生的事，丞相大人已经知道了，而且马上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无法拒绝的建议。但这位丞相大人可不会如此慷慨，他现在正挣扎在改制的旋涡里，以他行事的一贯风格，他巩固新经地位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从改制旋涡里摆脱出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目的。
郗虑和赵松忐忑不安，担心老师郑玄被李玮利用了。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折腾了，而李玮以弱冠之龄追随大将军征伐西海，久历官场，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早在十几年就名震天下了。此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万万不能轻率答应，以致害了老师和新经。
李玮微微一笑，对两人的谨慎和担忧不以为意。
“昨天，向大师发难的是高堂隆。”李玮慢条斯理地说道，“高堂隆是什么人？他是泰山平阳人，祖上就是本朝初年著名的经学大师高堂生，其家传《礼》学，历代都有人出任太学博士，乃青州世宗。高堂隆的老师是谁？孔融。”
“高堂隆曾在泰山郡太守薛悌府中出任督邮。有次薛悌和都尉发生争执，此人一怒拔剑，要杀泰山都尉，后来因为此事遭到弹劾，被孔融竭力保下了。孔融谋逆被诛后，他受到牵连，被解职归家。”
“高堂隆发难后，响应者很多，而新经学派的崔琰、赵商、公孙方、王基，还有两位大人……”李玮手指郗虑和赵松，“你们都是大师的高足，立即挺身而出，奋力驳斥。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对手是谁？”
郗虑和赵松若有所思。
“如果我的消息正确的话，率先响应高堂隆的是王朗、华歆、宋衷、颖容、王凯和董访。”李玮看到两人都不说话，只好自己接着往下说，“王朗是徐州东海人，他以”通经“闻名于世。他的老师是杨赐，就是太傅杨彪的父亲。华歆是青州平原人，他的老师也是杨赐。宋衷是颖川人，和水镜先生司马德操齐名，以研习《太玄》而著名（《太玄》是本朝大儒扬雄所作，兼采儒、道和阴阳），他的老师是杨赐。颖容是豫州陈国人，他师从杨赐。董昭、董访兄弟的老师也是杨赐，而两人上次能逃脱张邈、孔融谋逆案的牵连和杨彪的保护有莫大的关系。王凯是兖州山阳人，出身世家，其祖是大儒王畅，其父是王谦（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他的老师是杨彪。”
李玮说完后，笑吟吟地望着郗虑和赵松。两人暗自惊骇，寒意层生。李玮的目的暴露了，他要对付杨彪了，要打击以杨彪为首的关洛士人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对付太傅大人？”李玮似乎看破了他们的心思，捻须而笑。
两人愣然。难道不是？
“新经是对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是集今古文经学之大成。因为是融合，所以就要兼顾两种经学的优点，同时也要照顾到两种经学的缺点，这就难免遭人诟病。”
李玮犹豫了半晌，后边话没有说。他身份特殊，说话份量重，对经学不能随意评价，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郗虑和赵松很想知道李玮对新经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朝廷国策的修订，关系到新经地位，所以两人互相看看，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书房的门。赵松抢先说道：“大人，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话，说到哪算到哪，出门就忘，绝对不传出去。”
李玮笑笑，想了片刻，继续说道：“新经能够成为官学，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不仅仅是因为朝廷的需要。”
两百年来，古文经学不断发展，对于打破师法家法以及今文、古文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古文经学基本上是在民间传授，因为研习者少，学习者就要广泛求师。贾逵之父贾徽曾先后从刘歆、徐恽、谢曼卿等大儒学习，班固和马融也是“所学无常师”，郑玄更是游学在外近二十年，遍访名师大儒。广泛求师再加上有条件阅读各家著述，使这些大儒们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华，而不必拘泥于一师之学说。
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志在博学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学的束缚，如桓谭、班固、韩融、卢植等人通古今学，好研精却不守章句。
孝桓、孝灵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权柄，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在王权衰微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在国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大儒名士随即转入纯学术性的经学研究之中。而古文经学没有严密的师传系统，正好适合此种偏于纯学术性的研究。几十年的党锢之祸，虽然打击了士人参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郑玄大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经学在学理上对经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家们都是以研究学问为宗旨，不受师法家法的约束。既无师说和章句，当然就无师法家法可言，这随即成为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文经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经学要争取官学地位，古文经学的儒士们要想进入朝堂，则必须破除死守师法家法的陈规。
在古文经学强有力的挑战下，今文经学各家各派为了共同抵御对手，不得不拆除内部的宗派藩篱，取长补短。此外他们也受到了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其内部的师法家法也开始逐渐削弱。大儒张玄习《颜氏春秋》，但又兼通数家，因此丢掉了博士职位。但儒生们认为他学问高深，愿意从其学习，弟子上千。这种混淆家法的做法渐渐受到儒士们的欢迎，甚至盛行于太学之中。
虽然今文经学中的正统派仍在力图维持师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学的权威地位，但在学习途径增多，学术交流和论争频繁，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守一家之学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
孝顺皇帝时，曾规定诸生举孝廉，务必试家法，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左传》，被举为孝廉。可见“试家法”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卢植大师通古今学，不守章句，竟被任为博士，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也被征为博士。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
自光武皇帝以来，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今、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还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谶纬、数术，比如蔡邕、荀爽、杨彪、郑玄大师等人。
另外，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也大大促进了“通学”的发展。在经学传授中，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经的不同，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经文不统一，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统一，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孝灵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并由蔡邕书丹于碑，立于太学门外。
古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的衰落，师法家法的淡化，经文文本的统一，种种事实证明，今、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
郗虑和赵松闻言，大喜过望。
李玮是大汉朝丞相，是一位年轻的丞相，他的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有了李玮这句承诺，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但是，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穿凿附会，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最显著的便是《易》学。古文经学的《易》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易》学相差无几。”
“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在注解《易》学的时候，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颖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责的原因。”
“谶纬和繁琐是新经的两个致命缺陷，尤其是谶纬，更成为今古文经学两派儒生共同攻击的对象。”
“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在今文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出来，以新经指正新经，以新经反驳新经，以新经纠正新经，不能不说他们的智慧非常高，他们的策略非常巧妙。”
郑玄大师本人更偏重于古文经学，他在注经的时候，没有遵循师法、家法，也不守章句。但几百年来，谶纬之学已经深深扎根于经学，对儒生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在融合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对谶纬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谶纬之争由来已久。本朝经学大儒在治经中，是用谶纬，还是反对谶纬，一直争斗激烈。所以当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来，盛行谶纬之学，从此有了“用谶纬”和“反谶纬”的争论。
“用谶纬”其实就是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反谶纬”就是倾向理性主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谶纬治经。
这两个派别分歧太大，两百多年来，凡是“反谶纬”的儒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儒王充、张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反谶纬”一派一向人才凋落。对于那些试图走进仕途的儒生来说，选择何种方法治经，不言而喻。
郑玄大师注经，采用了谶纬之学，属于“用谶纬”一派，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汉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后，谶纬之学遭到了残酷的血淋淋的打击。它的的确确成了不合时宜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无益于大汉中兴的学术。
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
至于新经繁琐的问题，和谶纬同样有关系。郑玄大师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当然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另外，郑玄大师注《易》的时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自然烦琐。还有一个原因是郑玄大师偏重于古文经学，热衷于辞训。古文经学的训诂也有琐屑之病，故郑玄大师在融合今古文经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繁琐的问题。他以一人之力，当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玮望望神色凝重的两位大臣，语气渐渐沉重起来。
“对于朝廷来说，选择何种经学为官学，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
“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官学位置，不能对朝政继续实施影响了。但过去研习今文经学的大儒名士们几乎都是兼习两派经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很快就能转变研习方向，继而和古文经学的儒士们一起，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共同对抗新经，试图把新经赶出官学，让古文经学坐上官学的位置。”
李玮轻轻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说话的语气，“你们想想昨天的太学争论，最后站出来攻击新经的是谁？是关中马家，是马融大师的后人马丰。是许混，是许劭大师的儿子许混。这两个人站出来支持王朗、高堂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书房内陷入了沉默。
“谶纬之学，今文经学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经学也大量采用，相比起来，新经中的谶纬并不算严重。”郗虑慢慢说道，“现在今古文经学儒士突然提出，经学应该在兼采今古文两经的基础上，完全剔除谶纬，是否太过极端？”
李玮摇摇头，郑重说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缴谶纬书籍，反谶纬的态度非常明确。”
“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对谶纬有过评论。谶纬神学或许在光武中兴时期，大汉重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当社稷恢复稳定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随即远远超过了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百姓对天子、朝廷和国策的极度不信任。”
“王充大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符瑞灾异说虽然有其文化底蕴，但朝廷必须放弃以符瑞灾异为主的谶纬神学，这样才能真正恢复纯儒学，恢复纯儒学的精义，才能对社稷有益，对百姓有益。”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王充大师在《问孔》、《刺孟》诸篇中的话，与其说是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传统的诘难，不如说是基于本朝儒士们对儒家精神的曲解而发出的恢复儒学真面目的呐喊。”
“古文经学的儒士们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对儒家伦理的重新建构，为大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国策，以扭转社稷的衰落和制约祸国奸佞对社稷的危害，但在外戚和宦官的双重打击下，他们的愿望落空了。他们自身也受到了迫害和打击，这种残酷的事实刺激了那些有心救国的儒士，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怎样才能真正挽救社会危机，而又不至于因爱国忠君而作出不必要的牺牲。”
“这些儒士们冷静反思的结果，就是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要么拒绝出仕，搞纯儒学研究，培养弟子，要么采取迂回攻击之术，这使得朝野争斗更加复杂化、激烈化。朝廷无奈，对那些反抗不止的儒士们实行了禁锢之策，就是党锢之祸，结果是什么？天下崩溃。”
“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外戚和奸阉祸国，如果社稷一直稳定，百姓一直安居乐业，如果朝廷能够和儒士们齐心协力共建大汉，那么，在今古文经学发展的同时，在张衡、马融、蔡邕、郑玄等一代代大师的努力下，儒家学说应该有可能作出新的解释，重建新的儒家伦理以适应各种危机的挑战，推动大汉的进步。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可能按照百姓善良的愿望而发展，大汉还是走向了倾覆的深渊。”
“今天的朝廷要吸取血的教训，要恢复纯儒学，要让大汉的儒士们齐心协力，重新建构可以推动大汉中兴，社稷长治久安的儒家伦理学说。所以，把谶纬全部清除除经学是必需的，把新经打造成天下儒士都能接受研习的经学更是必需要做的。”
“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给各派儒士们以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让儒学迅速恢复本原，让儒学迅速发展，这是今后新经研习的原则。”李玮坚定有力说道，“这是朝廷对官学的原则，不会改变。哪一派经学符合朝廷的原则，哪一派就是官学，这个观点朝廷不会改变。”
郗虑和赵松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丞相府，匆匆赶到馆驿拜会老师郑玄，商讨对策。
丞相李玮今天召见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安抚他们，而是要掀起一场狂风暴雨，这从他最后几句话里就能看出来。虽然他一再说朝廷坚持新经为官学，但其背后的意思很明显，新经如果不做出重大调整，前途黯淡。
李玮说朝廷希望恢复纯儒学，那么接下来，他要干什么？
李玮急召议郎王朗和郎中许混。
李玮首先对今古文经学两派儒士坚持的“反谶纬”、“反繁琐”主张予以了肯定，然后提出了恢复纯儒学的建议，并且重申了朝廷选择官学的原则：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无论哪一种经学，只要它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它就是官学。
李玮这番话让王朗和许混又惊又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朝廷对新经中的“谶纬”和“繁琐”非常不满，有意重定官学，而首选目标就是古文经学。
两人匆匆离开丞相府。
王朗去拜会杨彪。杨彪立即明白了李玮的意思，他知道李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现在李玮既然提出了“纯儒学”的观点，那么经学之争的帷幕就已经拉开了，谁都输不起。他即刻邀请在京的今文经学大儒名士商讨对策。
许混回家禀报自己的父亲许劭。许劭很激动，古文经学为了恢复纯儒学奋斗了两百多年，为了重新构建儒家伦理也奋斗了两百多年，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他急速邀请王剪、许靖、崔琰、淳于嘉等人到太学会晤，商讨对策。
将作大匠赵戬、太史令马丰先后赶到丞相府。
关中马家是古文经学世家，马融大师的地位极其崇高，郑玄、卢植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马融大师反对谶纬之学，反对注经繁琐，当代古文经学的很多学术观点都是出自马融大师。
李玮详细解释了朝廷对经学的态度后，对马丰说，朝廷坚决支持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这是朝廷当初选择新经为官学的主要原因。只有这样，儒学才能发展，儒学才能帮助大汉中兴和推动社稷进步。“反谶纬，反繁琐”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更好更快地融合，以便快速推动儒学的发展。
“但儒学向那个方向发展，如何确保儒家伦理的重新构建符合朝廷的利益，符合大汉的利益，符合百姓的利益？”
李玮伸手从案几上拿出一卷竹简，缓缓打开，霍然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戬和马丰恍然大悟。李玮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说到底还是为了改制。
本朝研治《孟子》的大儒，前有杨雄著有《孟子注》，后有程曾著有《孟子章句》，赵岐著有《孟子章句》，郑玄著有《孟子注》，刘熙著有《孟子注》，还有一个就是卢植大师的弟子高诱著写的《孟子章句》，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赵岐大师的《孟子章句》。
赵岐老大人的《孟子章句》是自《孟子》成书以来，本朝儒士第一次对《孟子》系统的整理和义理的串释。在赵岐老大人看来，孟子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传承者，是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学代表。他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是儒学通统中应时而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孟子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当然不是王充大师在《刺孟》中所批评的那些宿命观点，而是《孟子》的“人本”或“民本”观念。
赵岐老大人在注解《孟子 梁惠王》中着重提到了孟子的几个“人本”理念。
“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方始也。”
“圣王之德，与民同乐，思及鸟兽，则忻戴其上，大平化兴。无道之君，众怒神怒，则国灭祖绝，不得保守其所乐也。”
“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丧死之用备足，然后导之以礼义，贸已裕穷，则斯民集矣。”
“王者为政之道，生民为首，以政伤民，民乐其亡，以挺服强，仁与不仁也。”
赵岐老大人对这些治国观念的重视，无疑是基于自己对大汉陷入重重危机的深切感受，是想借助《孟子》的治国理念，唤醒儒士们对早期儒家“人本”思想的关注，复兴这种有利于社稷和百姓的治国理念。
综观《孟子》的核心理念，无疑就是“民贵君轻”，提倡“王道”，主张“仁政”。而这正是当前的大汉所迫切需要的。
本朝国策一直建立于儒家的经理道德之上，李玮此刻提出纯儒学，重建儒家伦理，很显然就是为了推行新政，完成改制，确保大汉中兴的成功和社稷的长治久安，而重建儒家伦理的方向无疑就是《孟子》的“民本”理念。
李玮伸手拍了拍案几上的《孟子章句》，郑重说道：“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以确保儒家伦理的构建方向符合大汉的利益。”
大司马徐荣和太尉张燕一前一后走进了丞相府。
“大将军到了河西吗？”李玮把两人请进书房，笑着问道。
张燕抬头看了看他。“你身体好些了？”
“太累就歇几天。”徐荣关心地说道，“你一旦躺倒，朝廷基本上就瘫痪了。改制的事不要急，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
李玮感激地笑笑，摇摇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这么大一堆，难道还撑不下去？”
“陛下和大将军已经到了武威，马上就要到亦不剌山了。”张燕说道，“大将军回信说，北疆平叛的事可以拖到七月，就是大漠雨季结束之后。这段时间，他先让阎柔将军带着军队赶到河套一带会合大单于刘豹、右贤王刘冥，然后陈兵于云中，威胁扶罗韩。”
“陛下呢？他是和阎柔将军一起到云中吗？”李玮问道。
“大将军说，他打算带着陛下到张掖、酒泉一带转转，让他看看玉门关、阳关，让他知道西域在哪。”徐荣笑道，“看样子，将来大将军有意让陛下亲自率军收复西域，打到葱岭了。”
“没钱打什么？”李玮没好气地说道，“他和陛下游山玩水，把我们丢在京城受罪，哪有半点兄弟之情？”
徐荣和张燕失声而笑。
贾逵和温恢抱着书简走了进来，分别递给了徐荣和张燕。这文卷是刚刚草拟的，墨迹尚未干透。两人看完之后，都有点疑惑。
“仲渊，太学闹起来了，无益于改制之策的商讨和制定。”徐荣说道，“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利益，是利益分配。”张燕把竹简放到案几上，“经学上的争论，儒家伦理的重建，并不能让他们从中受益。”
“对，两位大人说得对。”李玮笑道，“但经学各派为了从这场争论中受益，肯定要做出策略上的调整，尽可能让自己的治国理念迅速融入到国策中去，并从中受益。”
“现在呢？”徐荣把书简卷起来，举到了李玮面前，“现在我们等着经学争论的结果？”
“对，朝廷有原则，对官学，对经学，对儒学伦理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相信这场辩论很快就会有结果。”李玮非常肯定地说道，“但为了节省时间，朝廷需要做出一些姿态。”
张燕笑了起来，“好，听你的，我们明天都到太学去。”接着他看看徐荣，“仲渊请我们来，当然不会是为了邀请我们，你看……”
徐荣皱皱眉，“长公主亲临太学，安全上的事……”
“我保证。”张燕笑道，“我亲自负责殿下的安全。”
三月二十六，长安，太学。
在朝廷的推波助澜下，太学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辩论。
今、古文经学两派首先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但新经一派没有正面应招，而是虚晃一枪，把辩论方向引到了《周礼》上，挑起了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内讧。马丰和赵戬马上抛出了《孟子章句》，经学辩论的主题随即由儒家伦理转到了“纯儒学”上。
四月初七，经学辩论的规模越来越大，各地儒士在老师、同窗、朋友的召唤下，日夜兼程赶到长安。
征西将军钟繇也急奏朝廷，请求返京参加这场经学盛事。长公主准奏，钟繇带着数十名颖川大儒、名士飞速进京。
此刻，朝廷发起的麒麟殿议政已经搁置，朝中大臣们大都被卷进了这场无休无止地经学辩议之中。
李玮有些焦头烂额了。
四月十二日，骠骑将军鲜于辅急奏朝廷，乌丸人能臣氐和修武卢合兵一处，攻打白鹿王鹿破风。鹿破风向鲜于辅和白山大单于楼麓求援。鲜于辅急调鲜于银、柯比熊、射虎、射缨彤等人率两万铁骑进入上谷郡，楼麓也出兵相助。
能臣氐、修武卢随即向扶罗韩、射隆求援。鲜卑人以此为借口，率军越过长城，杀进了上谷郡。现双方对峙于治水（即桑干河）南北两岸，暂时还处于调停阶段。
鲜于辅说，如果北征大军迟迟不能到达大漠，大战估计将很快爆发，恳求朝廷给个准确答复，以便我决定是否即刻发动攻击。
大司马徐荣急告鲜于辅，朝廷改制之事尚未解决，目前不宜进行决战。请设法拖延战事的爆发，适当时候可以满足鲜卑人的一些要求。
四月十五日，太傅杨彪、御史大大荀攸、廷尉卿陈群、大鸿胪袁耀、太常丞袁涣、征西将军钟繇、老臣杨奇、刘和、司马防、赵温等人聚在一起，商议应对之策。
经过半个多月的辩议，今文经学一派遭到了重创，现在经学的辩议主要是古文经学一派和新经一派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古文经学内部的辩论，把今文经学一派彻底踢出去了。这是辩经之前，今文经学一派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今文经学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竟然败落到如此地步。
如果不是很多今文经学大儒都是兼学今古文经，估计现在太学里都看不到今文经学一派的儒士了。
哀叹之余，要即刻想出对策，以便救助研习今文经学的门生弟子和儒士们。
今文经学是大家的饭碗，现在今文经学败落到如此地步，饭碗也就砸了。经学争来争去，说到底，就是饭碗之争，就是生存之争。
如何生存？马上改学新经？那也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家法，几百年了，这个观念在门生弟子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叫他们突然丢掉学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今文经，怎么可能？没有一代人、两代人，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今文经学的儒士们很难改变观念。
过去北疆人一直打击其它派系，比如关洛士人就曾经很长时间得不到入仕的机会，但那个时候主要是派系之争。自从新经成为官学后，研习今文经学的儒士们首当其冲，算是彻底丢掉了饭碗，这导致很多儒士迫于生计，不得不改学新经。但忠诚于今文经学的儒士还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很多人如今一贫如洗，即使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也只能抱着竹简长吁短叹，无法一展抱负。
“我们即刻拟定一个选拔制度，代替朝廷现在实施的察举和乡评选拔制度。”杨彪说道，“这个新制度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以才能、道德为主，而不是以学习什么经学为主。新选拔制度的原则是唯才是举，这完全符合朝廷选拔人才的原则，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尽可能让今文经学的儒士们能够得到入仕的机会。现在朝廷的改制之策还没有最后议定，只要朝廷答应修改选拔制度，我们就让步，同意朝廷制定的一系列改制之策。”
众人眼前一亮，思路顿开。
“朝廷是支持新经的，只要新经大力改革，尽快从经文中把谶纬拿掉，古文经学一派还是输，所以他们肯定也支持选拔制度的修改。”老臣刘和高兴地说道，“只是，怎样改呢？把察举制度推翻了？”
“不用推翻，推翻重制，矛盾更大，还是尽力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问题，以断绝北疆人和新经儒士对选拔的控制和操纵。”荀攸摇手说道，“把选拔权一分为三，丞相府负责儒士品第的评定。尚书台负责监督和调节。中书监负责依状授官。各地具体负责乡评的官员也改由朝廷委派。这样通过各官署之间的制衡，将选举权完全收归朝廷，而皇权也能因此得到最有力的维护，一举多得。”
“扩大选拔对象，人才选拔的机会应该均等，有才能的庶民也可以入仕为官嘛。”钟繇说道，“如果朝廷和各地乡评能对所有儒士进行品评，真正做到唯才、唯德是举，那么此策完全可以去除察举制的弊端，对大汉中兴极为有利。”
众人连续讨论了一天一夜，然后由陈群、袁涣拟制了新的选拔制度，并征求多方意见。
四月二十日，以太傅杨彪为首的十一名大臣联名上奏，要求修改选拔制度，并呈递了以“九品中正制”代替“察举制”的奏章。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五十节
这份奏章此刻出现，目的很明显，门阀富豪们打算缓解与朝廷的矛盾，向朝廷的改制之策做出妥协。
长公主急召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尚书令田畴、中书监刘放议事。
“九品中正制”其实就是对儒士，也就是官吏候补人进行的一种品评，通过对儒士的家世、才能、道德等方面的考察，评定其人是否有资格入仕，是儒士入仕的资格评定。
专职品评人物的官员就是“中正”，中正综合考察了儒士的才能、道德等方面后，把儒士分为九品。这个九品分类，直接来源于班固大师的《汉书 古今人表》，不过稍稍作了一些改动而已。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评议结果上交丞相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
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自然就高，升迁也较快，而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很低，升迁也就很慢了。中正评议人物三年调整一次，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
这种选拔制度类似于地方品评、乡里清议。地方名士的品评由来已久，过去最有名的就是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
九品中正制和这种地方品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主持品评的不再是地方大儒名士，而是朝廷的官员，这样原来的地方品评和乡里清议就被纳入了朝廷选举的范畴。原来由地方大儒名士控制的地方品评和乡论转为由朝廷直接控制了，这种原由私家控制的地方品评和乡里清议随即取得了合法地位，大儒名士们和朝廷之间的矛盾也因此得到了缓和。
李玮看完奏章全文后，发了半天呆。
他没有想到大儒名士们会来这一招。修改选拔制度，可谓釜底抽薪啊。十几年来，朝廷新政的推广和实施完全靠官吏，靠官吏对朝廷的忠诚和对新政的支持。官吏如果对新政进行抵触和消极对待，新政推广的难度随即骤然增大，更有半途而废甚至失败的危险。
当初北疆力推古文经学，勤王成功朝廷重建后，又以新经为官学，所有官吏几乎都是研习古文经学和新经的儒士，还有一部分是武人。如果以“九品中正制”代替“察举制”，那么研习今文经学的儒士将大量入任，治国理念和利益权势等等矛盾将更加剧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朝廷新政的推广和实施。
“察举制的弊端难道已经严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吗？”长公主皱眉问道，“新政实施后，我们在察举制之外大力推行乡评，已经弥补了官吏选拔的不足，为什么还要改？”
大司马徐荣和太尉张燕相视苦笑。
“殿下，之所以要改，是因为官学。”田畴解释道，“本朝的察举选拔有两个标准，一是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以儒取士；二是取士要考察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
“殿下，这个儒家可不是泛指各个经学派系，而是特指官学。过去官学是今文经学，现在官学是新经。也就是说，现在只有研习新经的儒士才有入仕的最基本资格。过去官学是今文经学的时候，很多研习古文经学的儒士为了出仕，只好兼采今古文经学，这也是古文经学儒士普遍师从两家大儒学习，轻视师法、家法的重要原因。”
“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唯才是举’，不管你是研习哪一派经学的儒士，不管你是研习琴棋书画的逸民，还是研习医学的庶民，只要你有才能，不问出身，一律都有被品评的资格。另外，它品评的内容也很少，主要是家世、才能和道德，而重点是才能。”
“至于考察家世，其实也是为了选才。本朝历经二十多年战乱，在战乱中能够保存下来的高门，其所保留的经纶非常丰富，他们的子弟更容易学到本事，所以才有考察家世这一项。当然了，这种选拔考察，时间久了，同样会不可避免地重现察举制的弊端，也就是门阀世族的门生弟子故吏将遍及朝堂，权势之争将愈演愈烈。”
长公主明白了。
今文经学作为官学，前前后后大约三百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研习今文经学的世家和儒士太多了，他们的人数和研习古文经学、新经的儒士们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儒士废寝忘食、勤奋研习，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生存，为了入仕，为了能光宗耀祖？断了这些儒士的生路，把这些儒士拒之于朝堂之外，显然不合时宜，是错误的，选拔制度必须要改。
“奏章中说，之所以要修改选拔制度，是因为察举制**不堪，弊端太大，无益于大汉的中兴。”徐荣指着奏章说道，“他们还说，二十多年的战乱，导致人口剧减，各地儒士大量侨寓他乡，察举制也已不再适用。所以，考虑到地方品评和乡里清议的优点和传统，考虑到人口减少和儒士侨寓，建议实施九品中正制。这样既有利于纠正本朝选拔人才标准的缺陷，重建公平公正，大量选拔人才，又有利于纠正门阀世族和大儒名士对人才评定及官吏选拔的操纵和控制，因为它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徐荣连连摇头，“什么问题？还不是夺走了他们的饭碗？我看这事要慎重考虑，不能仓促做出决定，以免贻祸后世。本朝察举制走到今天，已经弊端层生，难道九品中正制就不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州、郡设中正，这位中正是什么人？按照这个制度，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而且多由现任朝廷大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换句话说，就是大儒名士，而且还是各州郡的大儒名士。这样一来，私家操纵的乡评变成了朝廷主持的品第，而这样的朝廷的品第显然不会危害到门阀世族的私利。朝廷看上去是控制了选拔，但其实是门阀世族控制了选拔。”
“朝廷和门阀世族在选拔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虽然因此大大缓和了，但结果是什么？看看察举制的弊端就知道了。门阀世族操纵和控制选拔，必定徇私枉法，扰乱吏治。而在选拔人才的标准上，显然是重家世，轻才德，堵塞了任用贤才的道路。以我看，此制由门阀世族而起，对他们大大有利，将来此制肯定能巩固门阀世族的特权，对大汉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
众人沉默不语，气氛凝重。
“我认为此制可行，尤其是现在，对朝廷选拔人才很有利，对朝廷推行改制有利，对朝廷稳定社稷也非常有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此制不但可以一扫察举制选拔人才的弊端，而且还能对大汉中兴大业有极大地推动作用。”李玮突然站了起来，挥手说道，“此制可行。”
长公主、徐荣、张燕等人齐齐望着他，神情诧异。
“仲渊，你可要考虑清楚了，这可不是暂时的妥协，而是大汉的长治久安。”张燕郑重地说道。
“这个制度的选才标准是唯才是举，符合朝廷的原则，仅此一点，就比察举制优越。”李玮说道，“由于朝廷以才能道德取士，不论门第出身，不论高低贵贱，所以读经就不是唯一的入仕途径了。这将大大促进除了儒学外其它学派的发展，比如书学、医学等等，这非常有利于国力的提高。”
“选拔制度的确要改，由于人口剧减和儒士侨寓他乡，目前察举制的实施的确有很大困难。这几年我们选拔人才主要靠乡评举荐和从大学堂征辟诸生直接入仕。但随着收复的州郡越来越多，官吏已经严重不足。关中大战结束后，朝廷因为缺少官吏，不得不向关洛士人低头，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正好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玮笑道，“看样子，这次经学大辩议，朝廷的收获还是非常大啊。”
“九品中正制说白了就是乡评，不过一个是朝廷的乡评，一个是地方私家的乡评而已。通过这个制度，把地方私家的乡评转化为朝廷的乡评，这是个创举。首先它缓和了我们和地方大儒名士的矛盾，其次朝廷完全控制了选拔权，剥夺了地方乡评对朝廷选拔权的威胁，其三，它打击了大儒名士的清议，有利于社稷的稳定。大家还记得许劭、许靖两位大人早年主持的月旦评吧，这个月旦评不仅仅品评儒士，还评论时事，抨击朝政，它的权威性一度对天子和朝廷的威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朝廷不需要月旦评，朝廷更不希望天下各地的儒士们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影响朝廷的决策，损害天子和朝廷的威仪，所以，各地乡评对于朝廷来说弊大于利，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这个九品中正制。”
李玮的这句话提醒了长公主和徐荣等人。
当年因为党锢，乡评成风，对社稷稳定造成了很大影响，朝廷不得不出面干涉，甚至下旨取缔了天下所有的乡评。现在大汉中兴初期，朝廷需要各地大儒名士们举荐人才，所以乡评早已蔚然成风，其中蕴含的隐患非常大。
“殿下，诸位大人……”李玮拿起了案几上的奏章，继续说道，“九品中正制的作用是举荐人才，是给朝廷挑选人才。无论你被中正大员品评为几品，你都不过是拥有了入仕为官的资格而已，它不过是选拔制度的一部分，它只拥有选拔权的一部分。察举制则不是这样，凡被举孝廉、举茂才（其对象是在任官吏）的儒士，就算正式进入仕途了，做官了。”
“所以，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考察人才的制度。中正大员对儒士予以品评后，其品状是朝廷授官的主要依据，它并不直接官人，任命权归朝廷。儒士经品评后仍需要经过各种仕途方能为官，从目前来看，这包括直接入仕，察举秀孝，州郡县佐吏积功升迁入仕，太学诸生考试入仕，公府掾属升迁入仕等等。由此可见中正并非仕途。”
“朝廷如果实施了九品中正制，那么，朝廷每个官员的职位都要规定任职者的人才品级资格，就是官品。任何人要想做官，都要有资品，否则就没有入仕的资格。但从目前朝廷的选拔制度来看，资品的获得仅靠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品评一种，显然是不够的，也无法满足朝廷对人才的需要。”
“我们还可以继续实施察举制，举茂才，举孝廉，举贤良方正。这些人的优劣评判及其资品授予，并不是由中正作出，而是由主持察举的各级官府决定。”
“试经制度实行几百年了。效果很好，不能废弃。太学诸生，各地大学堂诸生，都可以通过试经的途径而获得入仕所需的资品。”
“还有赐官。由于官员职位本身已标明了官品，那么，这位儒士只要获得了赐官，他也就同时获得了担任该项官职所需要的资品，因官而得品，这也是可以的嘛。”
“另外就是赐爵与袭爵。爵位与官位一样，也被赋予了品级，有爵者即有资品，既然有资品了，当然也就可以入仕了。”
李玮的这番话，转眼就打消了众人的担忧。
大儒名士们想通过九品中正制继续保持入仕之路，而李玮见招拆招，把九品中正制纳入考察人才的制度，用其优点，压制其弊端，依旧牢牢控制了官吏选拔。这样一来，既满足了大儒名士们的要求，又没有损害既得利盖者的权益，可谓一举两得。
长公主和众人的心情好转了，李玮的脸色却陡然一变。
“刚才大司马说了很多，也说得很对，他的担忧非常有道理。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选拔制度的公平、公正？”李玮说道，“关键在于朝廷选拔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在于负责选拔官吏的清廉。也就是说，对中正大员的监督非常重要。”
“中正之职在于品第儒士，中正的品第乃是儒士入仕的前提条件。儒士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入仕，都必须经过中正的评定以获得品第，否则就没有资格入仕。那么朝廷如何确保中正大员的清廉和公正？”李玮拿起了案几上的奏章，“品评。”
“修改选拔制度，不仅仅要修改如何选拔人才，更需要修改如何监督在职官吏。”李玮神态坚决地说道，“朝廷不但要品评选拔官员，更要品评所有的在职官员。三年品评一次，资品降级的，官品也降级。”
“中正大员品评儒士，天子和上公大臣品评各级官吏，一级品评一级，资品不够的，该降职的降职，该惩罚的惩罚，互相监督和制约。”
“丞相大人的意思是，全面修改选拔制？”长公主吃惊地问道。
“对，全面修改。”李玮说道，“新的选拔制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在职官员进行品评，一个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九品中正制仅仅考察人才，无法代替察举制。考虑到修改选拔制度是由太傅大人和陈群、袁涣等诸位大人共同发起的，我看这新的选拔制度就叫九品官人法吧。”
徐荣和几位大臣互相看看，鼓掌而贺。
四月二十一，长公主召集公卿大臣共议，文武大臣们一致同意修改选拔制度，并推举陈群、袁涣、田畴等十几位大臣拟制“九品官人法”。
朝廷和大儒名士们的矛盾因此得以缓解，改制之策重新再议，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古文经学和新经的争论却因为郑玄大师的病倒而再度掀起了**。
郑玄大师年纪太大了，在长达一个月的辩议中，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
新经学派怒不可遏，向古文经学一派发起了猛烈反击。
长公主天天去探视郑玄大师，并请宫内医匠数次会诊，极力挽救郑玄大师的生命。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也数次亲临太学，试图化解双方的矛盾，把这场逐渐失控的辩议解散了，但他们被愤怒的大儒诸生们赶了出来。李玮甚至遭到了墨汁的“攻击”，陷入了人海，城门校尉何林动用了两百卫士才把他“抢”了出来。
四月二十八，郑玄大师昏迷不醒。
新经学派的儒生们情绪失控。在当天的辩议上，竹简象雨点一般砸向了太史令马丰和其它七位大儒。马丰头破血流，其它七人也受了伤。郗虑本想劝阻儒生们，但遭受了池鱼之灾，也被打伤了。
大司马徐荣急召太尉张燕、右卫将军光禄勋赵云、后将军卫尉杨凤、左将军颜良、右将军文丑商议京都戍防一事。郑玄大师的时间不多了，他一旦逝去，儒士们极有可能控制不住情绪，做出一些过激之事。
“安全起见，还是乘夜包围太学，强行驱散诸生儒士。”杨凤冷笑道，“如果任由形势发展下去，京都必有一场暴乱。现在太学里聚集了几万人，一旦闹起来，肯定要死人。”
“先把长公主送走。”颜良担忧地说道，“长公主的安全最重要。”
“殿下拒绝离开。”赵云苦笑道，“我们劝了好几次了，但殿下不听。她说要亲自主持大师的丧礼。”
徐荣和众人商量了很久，无计可施，只好先调动南军，把皇宫和官署保护起来。
四月三十，新经学派的儒士们高喊着为大师报仇，四下围攻今文经学派的儒生。
右将军文丑、城门校尉何林带着五百卫士冲进太学，阻止了冲突。太缚杨彪、大司马徐荣随后赶到太学安抚诸生。今文经学派的大儒、名士和儒生们在太傅杨彪的劝说下，退出了太学。
五月初一，新经学派的儒士们又开始攻击古文经学派的儒生，冲突开始升级。
右将军文丑和城门校尉何林带着五百卫士再度赶到太学，但这次儒生们胆子大了。昨天卫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助长了儒士们的气焰，他们先是拿竹简墨计“攻击”卫士，后来干脆扑上来打。
文丑大惊，急令卫士们撤出太学，任何人不准还手，违令者杀无赦。
下午，文丑孤身一人走进太学，会见郑玄大师的弟子赵商、王基、公孙方，请他们安抚儒生，尽快劝说儒生们离开太学，离开长安。
“这怎么可能？”赵商泪如雨下，“大师马上就要撒手尘寰，弟子们怎么可能会离去？”
“但现在大师的弟子们怒气冲天，认为大师病危，都是今古文经学派的责任。”文丑苦口婆心地劝道，“这样会出事的，要死人的。”
赵商三人悲痛欲绝，拒绝离开。的确，这时候，没有一个弟子会离开，他们都在盼望着大师能好起来。
文丑又去劝许劭。
古文经学的儒生们历经两百年的奋斗，最后却为刚刚兴起的新经做了“嫁衣棠”，试问，哪一个弟子不是愤懑不平？哪一个弟子不是义愤填膺？
“长安太学是大师一手重建的，你的弟子有数千之众，你应该劝劝他们，叫他们尽快离开。”文丑哭丧着脸说道，“我也是大师的弟子，我不希望他们出事，我更不希望大师的心血毁于一旦，请大师务必……”
“我可以离开太学，但他们愿意吗？”许劭无奈地说道，“我的弟子不走，我怎么能走？”
文丑匆匆赶到大司马府禀报徐荣，太学要出事，长安要出事，赶快想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徐荣急召辅弼大臣相商，但众人均是一筹莫展。
“老大人，当年董卓在洛阳诛杀儒生的事，你曾亲眼目睹，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彪苦笑，“我有什么办法？除非康成兄（郑玄）立即好起来，否则……”
杨凤再次要求动用南军把儒生赶出太学，赶出长安，但立即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否决。
五月初二，郑玄大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