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个星期来我都没有时间去碰一下这个文件,一直活在自己的冲劲中,我确定将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会因为筋疲力尽而晕倒,从此不能再走一步或是再说一个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说话也费体力的感觉,所以由于太过疲劳,我已经开始少说话了。

我不是唯一一个考虑到我的神经会可能突然失去作用的人。我在周围人的眼神中也读到了同样的担心,他们开始偷偷地观察我,好像我是个病入膏肓的人。法庭上的那些人对于我的私密生活都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从有些人跟我握手的力度、跟我说话时的方式,我可以猜出几分。他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不要过度劳累!”

佩马尔一向都很乐观,但有一天在给我量血压时皱起了眉头。这天,我在平时充当储藏室的小屋子里接受他检查,检查非常仓促,因为当时有一个客户在办公室里等我,还有两个在客厅里坐着。

“我觉得劝您休息是没用了?”

“现在不行。您还是想想办法怎么让我坚持下去吧。”

他又给我开了药,注射性质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维生素。此后,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个护士过来给我注射一支。打针的空间就只限于两扇门之间,也仅限于我们走进储藏室和我褪下裤子接受注射这点时间。佩马尔应该想不到吧。

“弹簧已经不能再拉了,你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一根正在颤动、马上就要断裂的弹簧。我觉得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在颤抖,但是自己却无力停止,有时会特别恐慌。我不敢入睡。我吃过晚饭之后,不敢坐在椅子上,因为我就是一匹老马,害怕自己睡过去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努力面对我的责任,精心打扮陪着维维亚娜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集会、鸡尾酒会、戏剧彩排、科里内家中的晚餐盛宴,还有我知道的她不愿意独自出席的其他各种场合。

她什么都不说,但我知道她对我很感激,我也看得出来她很担心。一切都像天意,就在这个时期,我接到的案子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案子,我不能把它们交给别人做。

比如说,根据我们约定的,那个南美国家大使每个周一都会来看我。我也许猜对了事情的性质,但并不知道真相。武器,他们有。是他的父亲想利用政变掌握国家权力,而他们希望这次国家政变时间短、不流血。从他激情澎湃的话语中,我了解到他的父亲这次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和巨额财富冒险,唯一目的就是把国家解救出来,国家现在正在一帮唯利是图的商人手中,是他们掠夺到手的。

他们的武器,包括三架四发动机飞机,都放在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轮船上。由于一次海损事故,这艘船在马提尼克休整,但运气不好,被发现了。

事件也不是很严重。两三天时间就能处理完毕。这件事起因是一位很负责的海关职员,他在检查货船时发现货物与提货单上的记录不符。而那个船长蠢到没想到往他身上塞点钱,所以这位职员就动用国家机构这台重型机器,把船扣留在码头。

没有这个海关职员,一切都好办,因为法国政府会装作毫不知情。然而,报告一旦发出,这件事就变得格外棘手。我跟议会主席本人会谈过一次,他表示非常愿意帮忙,但是在海关面前却无能为力。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最不起眼的海关官员可以让部长下台,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

几天之后,我又为内沃的案子进行辩护。这件案子的工作量很大,几个月来已经闹出不少传闻。领事馆的一个男人让情妇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想要摆脱她,所以打算离开巴黎去远东地区任职。情妇得知后,就在他准备离开时打了他六枪。她错就错在做这件事时表现得太冷静,而且在政府和记者面前宣称藐视法院对自己的判决。从我现在的情况看,这次辩护如果失败我会失去很多东西,因为别人会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衰落的开始。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