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花从外地回来，也不说市场好不好，只是告诉汪虹她要和刘辰一起干了。wwW!QuANbEn-XiAoShUo!coM汪虹苦笑笑，说那好吧，我再跑一次就回布拉格吧。

很快就买到了回国的车票，包厢里还有两位北京男士，是从布加勒斯特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叫郝雨，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特爱说话，一说话就笑，一双不大的眼睛总是眯缝儿着，一路上就听他讲故事了。年龄小一点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岁。郝雨不光爱说爱笑，还挺会照顾人。汪虹几趟大包儿滚下来，落儿了个一上火车就胃疼的毛病。平时跟着侯玉花跑，除了强忍着也没别的办法。这回遇上个怜香惜玉的爷儿们，自己也就金贵起来。郝雨一阵儿端茶一阵儿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这家伙和俄国列车女乘务员混得特好，居然允许他在包厢里用煤油炉子做饭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里好了许多。他又给大伙儿讲笑话，拿罗马尼亚人的名字开涮，说罗马尼亚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裤”。

把汪虹笑得肚疼。

北京到了，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郝雨说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尤其象上货这种事儿，他门儿清。

没几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帮助上点好货。汪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卖完货就回布拉格。郝雨说回布拉格干嘛去，不如跟我到罗马尼亚呢。你这样小打小闹挣不了钱，要做就正正规规往大了做。他这次又发了一个集装箱鸡毛服，“眼瞅着天就凉了，准能卖个好价钱。”郝雨说。

汪虹心里一动。

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货。郝雨带着她去找客户，因为郝雨是走集装箱的大货主，客户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价格给了汪虹很不错的皮夹克和羽绒服。

回莫斯科的火车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个包厢。看着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义时的三姐妹。什么铁板一块，一遇爷儿们就散了！

郝雨问她笑什么？她不语。

列车上，郝雨帮她卖货收款，殷勤备至。他告诉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发现了，自觉无颜再在北京混，跟老婆离了婚，只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闯天下。一个人在异国谋生，艰难不怕，男子汉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种孤独和寂寞，是最难忍受的。

汪虹对此感受非浅，点头称是。

郝雨便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发货柜，你有英语，可以帮我很多忙。利润我们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亏待你。我本来应该发完货坐飞机去罗马尼亚，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说着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汪虹任他抓着，过了一会儿才轻轻挣出，说：“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几乎无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无法定夺。

到了莫斯科，郝雨带她住在他一个河南朋友的公寓里。两室一厅，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专职倒票——那时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难买，都集中在这些票贩子手里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时候，他刚刚和俄国警察打了一场官司得胜归来，高兴得很。摆好酒菜，一边吃一边讲起这档轰动莫斯科华人社会的事来。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铁纵线去中国人聚居的“吉庆”旅馆送票，出来后又准备原路返回。刚下了电梯，一高一矮两个俄国警察拦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轻，矮的老，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把他叫进旁边的警察办公室，让他面壁站着，两手高举放在墙上，双腿叉开，警察便开始搜身。河南朋友心里火火的，俄国警察经常对中国人来这一手，真他妈的讨厌，可是又没办法，警察是在执行公务。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来，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为是倒票，票款必须记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张纸上，谁的多少钱谁的多少钱。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这张纸拿着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国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数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号——他大概意识到这是一张账单，便撕碎了随手丢在纸篓里，然后对他说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他摸了一下钱，感觉厚度还差不多，地铁里又不是数钱的地方，便乘车走了。路上他想钱肯定会少，俄国警察尽是下三滥。但估计他们也不敢多拿，抽一张了不得了。如果那样他也认了——谁让自已在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数，我操！整整少了640美元！孙子们也忒黑了点，他怒不可遏，立马打的赶了回去。

他一进门，仨孙子还在呢。他冲过去抓住那俩警察就用俄语喊：“你们是玛菲亚（强盗）！还我的美元！还我的美元！”

仨孙子压根儿没想到他敢找来，他们这样坑害中国人多了，从没见过有找后账的，一时慌了，纷纷发誓说绝对没有偷他的钱。这时有个俄国老太婆走过来说：

“他们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捣乱，他们会狠狠地打你。”

穿便衣那小子也挥着拳头吓唬他，说你如果还不走，马上就让你坐牢。

河南朋友见跟他们讲不出理，立刻用地铁里的公用电话报了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少校。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命令那两个警察出示证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这两个下贱的家伙干了坏事。可两个家伙死活不承认，少校便问河南朋友有没有证据？他到纸篓那儿一看，撕碎的帐单还在里面，马上取出来拼好，交给了少校，告诉少校他们共抢了640美元。少校立时就火了，大声训斥那两个家伙。那俩家伙万没想到会在这张撕碎的纸上出问题，登时都傻了眼。少校骂了他们一顿，然后让河南朋友和他们一起乘车去地铁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会儿，市警察局来了两个人，让河南朋友把事情又叙述了一遍，全部记录在案。正在这时，有一个警察跑进来说有人来电话找中国人。他过去一接，闹错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个中国人。打电话的是国内公派的一个翻译，原来在河南朋友被抢钱之前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个姓陶的中国人被这三个家伙用同样的手段抢走了440美元。这位译自称认识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当然，是要收费用的。这位翻译以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挣私了费来了。翻译说这种事多了，没见哪个中国人把俄国警察告赢了，劝河南朋友私了得了。这朋友真是条汉子，断然拒绝。回到办公室就对警察们说，这三个家伙今天还抢了一个姓陶的中国人的钱。少校一听，立即让他帮助找到这位陶先生。说今天已经很晚了，让河南朋友明天再来。

第二天是俄罗斯警察节。河南朋友一进门，分局长就说：“在我的节日里你不是来祝贺我快乐，而是来给我添麻烦。”

朋友一听这话便知道对方态度不友好，立刻说：“你错了，给你添麻烦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部下。”

那分局长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河南朋友早做好了准备，从容掏出从匈牙利到俄国入关时的申报单，上面写着14000美元。

“拿你钱的警察是用哪只手拿的钱？”分局长又问。

这纯属找茬儿了，河南朋友反驳说：“哪只手偷钱重要吗？况且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只手偷我的钱？”

“那么你从你住的地方乘出租车返回地铁付了多少车钱？”

“付给出租车司机多少钱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认为你的问话方式有问题。请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做案人却是警察。强盗抢钱不是新闻，而警察抢钱就是新闻。我要把这件新闻告诉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让他们来主持公道——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

他们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惹，态度收敛了一些。问话结束时那位分局长向他表示歉意，并强调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当天晚上，他在“吉庆”旅馆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抢的陶先生。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陶先生来到地铁警察分局。值班警察录了陶先生的证词，让他们回去等待。在走廊里，他们看见那两个警察已经被脱掉了警服，呆坐在长椅上等候审讯。

过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检查院。一位检查官告诉他案子要结了，两个警察要被判刑15年。而那个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个建筑工人，是他把那两个警察拉下水的。他们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劳改，“伐木。”检查官比划着说。检查官退给他620美元，说还差20美元，过几天让警察的家属用卢布比照汇率还给他。并说那位陶先生也只能退300美元，其余的也是退卢布。

“检查官说过几天就要宣判，还要我出庭呢。”河南朋友高兴地说。

汪虹钦佩地说：“你真行，总算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

他笑笑，“主要是老毛子欺人太甚，多少中国人被他们欺侮呀？现在已经发展到入室抢劫中国人了，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黑头发，现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见黑头发的老毛子就跑。”

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半夜时分，郝雨爬到汪虹**。汪虹轻叹一口气，接受了他。她清楚，和小郎不仅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这个郝雨可就不一样了，起码他在发集装箱，大小也是个老板。

她没有抵抗，顺从地由他折腾。

事毕之后，汪虹对他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愿意跟你去布加勒斯特。我一回到布拉格就去签证，让我大姑想办法，估计能签下来。但有一条，我不愿意跟你这样同居，你既然已经离婚，那就娶我。”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亮。

郝雨疲倦地说：“我正求之不得呢。”

汪虹躺在郝雨的怀里喃喃地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的心已经干涸欲裂，你真是我的好雨吗？”

郝雨早已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