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虹回到布拉格的第一件事就是求大姑去给她到罗马尼亚驻捷克大使馆办签证。WwW、QuanBen-XiaoShuo、cOm
这时李昌盛已经来了，力劝她不要去罗马尼亚，瓦哈洛娃也不同意，更不用说小郎了。汪虹本是个没主意的人，见大家都反对，也就犹豫了。可郝雨的电话不断打来，说他的集装箱要到了，催她赶快过来。她一横心，硬缠着瓦哈洛娃去了罗马尼亚大使馆。
得到了签证，瓦哈洛娃告诫她：“你的捷克往返签证半年有效，无论如何不要丢了捷克身份，半年头儿上一定要回来，哪怕再去呢。”
汪虹说：“我明白。”
与一脸哀怨满眼泪花的小郎在站台上吻别，汪虹独自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
经过一夜一天的奔驰，列车在深夜抵达布加勒斯特。汪虹随着人流走出破旧不堪的火车站，却不见郝雨来接。车站附近到处是一群一群的酒鬼，衣衫褴褛，东摇西晃。汪虹到处找不到郝雨，急得要哭。正没辙儿呢，听到身后有中国人在焦急地喊：“汪虹！汪虹！”她回头一看，正是郝雨，领着一个中国人在人堆儿里乱跑。汪虹赶紧喊：“郝雨，我在这儿呢！”郝雨听见了，顺着声音一找便看到了汪虹，急忙跑过来，拉着汪虹的手说：“可把我急死了！路上顺利吗？”不等回答，又向汪虹介绍他身边的中国人，“这是老张，我的好朋友。”
老张早把手伸了出来，一边握手一边说：“总听郝雨念叨你，说你好家伙一人儿滚大包儿，可能呢！”
一口浓重的东北方言。
郝雨住在一套公寓里，离老张的家很近。房间里放了好多鸡毛服，臭气冲天。郝雨说他和老张还有焦和平是好朋友，三个人联合发货。小焦不来了，买了个出租车在北京跑呢。老张是一个公派公司的翻译，公司撤了，老张没走。凭着一口流利的罗马尼亚语，当翻译、倒汇、批货啥都干，如鱼得水。
第二天早晨就随郝雨去市场卖鸡毛服，生意还真不错。给汪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罗马尼亚父女，父亲来给女儿买鸡毛服，女儿很漂亮，十二三岁的样子。选了又选，试了好几件，最后选中一件天蓝色的，非常珍惜地包好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汪虹感到很难过——伪劣到极点的东西，他们却当做宝贝一样。
汪虹说：“做齐奥塞斯库的子民确实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城市破旧，农村凋敝，人民穷困不堪。就拿首都布加勒斯特来说吧，跟布拉格比就象乡村小镇似的。许多盖了一半儿的楼房扔在那儿，成了野狗的家园。”
不去市场的时候，汪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堆了满屋子的鸡毛服。因为是伪劣产品，除了臭不说，无数鸡翎子都穿透布料露在外面，必须把它一根一根地拔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仅要把钻出来的硬鸡毛拔掉，拔完之后还得使劲拍打，把附在衣服上的鸡毛抖落。你想吧，在臭气冲天的屋子里，鸡毛飞舞，汪虹宛若白毛女一般在挥汗如雨地工作。
罗马尼亚贫困、破败，但罗马尼亚人使汪虹感到亲切、温馨。在她的感觉里，法国人虽然待人热情，但却盲目的妄自尊大，你用英语询问，他却用法语回答。更可气的是没有英文路标，让不懂法语的人一头雾水。我领教过法国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那是1994年，我和汪虹从巴黎搭便车去布鲁塞尔，走了很长时间，路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汪虹以为已经进入比利时了，便用英语问那开车的先生。他摇头说不，这里仍然是法兰西。汪虹说天哪，怎么离不开法国了？虽知那先生却板起了脸，颇有些不高兴地说：“法兰西就这么让您急着离开吗？”俄罗斯人友好但是粗鲁，一到傍晚，满街都是醉鬼。甚至连 “8。19”政变这样的大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都是在大醉中进行的。捷克人彬彬有礼，但透着冷漠和蔑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很像中国大城市的善良人对待乡下来的民工那样——宽容、无奈和怜悯。罗马尼亚人则不一样，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是由于两国政府几十年的友好关系，也许是因为罗马尼亚的贫穷落后，他们给了中国人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得到的尊敬和关怀。罗马尼亚人似乎对中国很熟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中国日用品，从茶杯到牙具，从自行车到书包。郝雨在这里有几个罗马尼亚朋友，他不懂罗马尼亚语也不懂英语，就靠比划便把友谊稳固地发展起来，这真让汪虹吃惊。就拿曼内斯库来说吧，郝雨和他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就这样结成好友。除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之外，不能不说郝雨的比划是十分到位的。曼内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玻璃店工作，郝雨从国内专门给他带来几把玻璃刀，非常好用，他喜欢极了，视为珍宝一般。曼内斯库的太太在一家食品店当售货员，高高大大，既漂亮又端庄。丈夫老实，妻子贤惠，生活虽不富裕，但安静，快乐。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胖嘟嘟的，才九岁，名字叫安德丽亚。他们经常邀请郝雨和汪虹去作客，做一些罗马尼亚家常菜请他们品尝。小安德丽亚的学校里有英语课，汪虹便用英语和她交谈，她非常高兴，还把她们交谈的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后来汪虹就用英语和曼内斯库夫妇谈话，安德丽亚做翻译，竟然没有什么障碍，大家都开心死了。汪虹还认识了一位名叫安达的罗马尼亚女人，她离婚了，独自带着七岁的女儿鲁克桑德拉生活。鲁克桑德拉漂亮极了，特别活泼。安达懂英语，在一家公司做秘书。她性格开朗随和，朋友很多，经常在家里开party。几乎每次都邀请汪虹参加，汪虹在这里不光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还学会了一些常用的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人与中国人交往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有着本质的不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的直接目的是占便宜；而罗马尼亚人则完全是出于友谊，几乎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老张也经常邀请汪虹和郝雨去吃地道的东北菜，但汪虹只去过一次就再也不肯去了，郝雨便一个人去大快朵颐。汪虹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老张的家有些恐怖—— 一座古老的house，老张住在光线昏暗的底层，所有的家具都是年代久远的古董。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怪诞的油画：一条巨大的毒蛇缠绕着一个濒死的男人。
汪虹害怕这里的一切。
郝雨的鸡毛服卖得并不好，原因是货到晚了。加上罗马尼亚货币“累”（列依，但念法与“累”极似）跟卢布一样疯狂贬值，算来算去也赚不到钱，郝雨一天到晚阴沉着脸。有时汪虹跟他说话，说几声儿他都没动静，稍微大声儿一喊，又把他吓了一跳。汪虹看他痴痴呆呆的样子，心里也着急，就说你怎么不去找老张商量商量？他有语言，关系多，说不定找个客户一下子全卖出去了。你自己瞎琢磨个啥呀？
他不吱声儿，光抽烟，也不开客厅的灯，就在黑地儿里坐着发呆。烟头明明灭灭，真有点瘆人。
过了几天，郝雨对汪虹说：“这批鸡毛服是砸了，都三月份了，谁还买？可生意还得做，我准备和两个朋友马上飞回去，再发一集装箱凉鞋来，正好赶上春夏之交，准好卖。你哪儿也别去，在这儿等着我。”
汪虹问：“那两个朋友是谁呀？”
郝雨说：“你不认识。”
汪虹又问：“那你有钱吗？货都压着。”
郝雨说：“就是钱不好办，管他呢，回去再说。”
汪虹说：“我还有一千美元，你拿去用吧。”
郝雨笑了，说：“还是老婆疼我，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汪虹说：“谁知道是不是你老婆，你凭良心吧。”
第二天，郝雨去订了机票。是中国航班，直飞北京。
三月五日下午起飞，这一天，布加勒斯特下起了暴雪，五米以外都看不见人。整整下了一天，还没有要停的样子。郝雨上午就冒着雪出去了，说有事要办，嘱咐汪虹为他收拾行装。行李早收拾好了，天也过了中午，还不见他的人影儿。汪虹心里这个急呀，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他回来了。
汪虹说：“你看几点了？急死人了！”
郝雨说：“没办法，事儿办不完。”拎起箱子就走，对汪虹说：“你就别去机场了，雪这么大。好好在家等着我，一到北京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汪虹点点头，问：“老张也不来送你？”
郝雨说：“谁也不用送。”
走了。
汪虹一个人孤伶伶地呆在房子里，望着窗外的暴风雪，心绪不宁。看看天色已晚，胡乱弄了口吃的，早早睡了。
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汪虹把门反锁了，开不开。她怕得要死，裹着被子蜷缩在床头，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人见开不了，便敲门，小声儿喊：
“汪虹！汪虹！”
汪虹细细分辨，像是郝雨。可郝雨现在在天上呢呀！她战战兢兢跑到门前，问：
“你是谁？”
气得外面就骂：“你脑子进水了！我是郝雨！”
汪虹还不信，说：“别骗人，郝雨已经回国了！”
“回个屁国！雪太大，飞机不飞了！”
这回汪虹信了，赶紧开门，郝雨拎着箱子进了屋，说：“你发神经病呀？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汪虹就笑，“谁知道飞机就不飞了？”
郝雨说：“真他妈麻烦，我有急事儿呢。”
汪虹说：“飞机不飞谁也没办法，哪天飞？”
“这个航班取消了，三天以后下一个航班走，误我大事儿了！”郝雨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中午，一天一夜的暴雪终于停了。正吃饭呢，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张被人杀了。汪虹惊得把汤勺掉地上摔成了三截儿，听郝雨问对方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方说就是昨天。郝雨撂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前不吃也不喝。
汪虹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太可怕了！”
郝雨说：“在国外玩儿倒汇，迟早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成天腰里掖着几万美子，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累’，不出事才怪！”
汪虹点点头，老张确实是这样，仗着有语言，人头儿熟，什么事儿都不吝。罗马尼亚‘累’不值钱，他常常左右两手一手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都是‘累’，下了巴士进地铁，满世界疯跑。
饭是吃不下去了，郝雨说：“走，咱们到老张家门口转转。”
汪虹说：“我不去，闹不好那凶手还在那儿藏着呢，来一个杀一个。”
郝雨说：“别发神经，赶紧麻溜儿着走。”
到了老张门口，看不出一点这里曾经发生凶杀的迹象，依然如平时一样静谧。汪虹挽着郝雨的胳膊转过房角，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汪虹以为必是凶手无疑，几乎瘫倒在郝雨身上。郝雨半拖半抱着汪虹来到巴士站，那位先生还在关切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发病的女同胞。
郝雨如期飞走了，汪虹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深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汪虹拿起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一听便知道是国内长途。对方先问这里是不是郝雨先生的家？
汪虹说：“是。”
对方说：“我是老张的儿子，我爸爸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汪虹心咚咚地跳，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老张的儿子说：“我爸爸说和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汪虹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张的儿子说：“你们肯定知道，我马上去罗马尼亚找你们！”
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老张的弟弟，非让汪虹把他哥哥的死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要来罗马尼亚算账。
刚把这个电话放下，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老张的国内单位，询问他们的张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心惊肉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汪虹正发愣呢，忽然有人敲门。汪虹吓得不敢吱声儿，连大气儿也不出，想让敲门那人以为家里没人。可那敲门人顽强得很，也不急，也不火，只是敲，没完没了。敲了一会儿，见屋里总没动静，那人就说话了，一口洋味儿的中国话：
“我们是罗马尼亚警察，请您开门。”
汪虹仍然不开。
他们又到邻居家往这里打电话，汪虹也不接。外面的人没辙儿了，又说：
“我们知道你在屋里，我们已经监视你三天了，你如果还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要砸门了。”
听说要砸门，汪虹只好应声儿了，她战战兢兢地问：“怎么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外面的人说：“你低下头，从钥匙孔往外看。”
汪虹低头从钥匙孔往外一看，果然看见一份警察的证件。她开了门，两个警察和一个罗马尼亚翻译走了进来，搜查一番后，要她跟他们去警察局协助调查。这时她心里一紧：难道郝雨与这件杀人案有关？可怎么会呢，他们是好朋友呀！
在国内汪虹连派出所都没去过，在国外却因为与杀人案有关而进了警察局，一想起这些，上楼梯都腿软。
警察详细询问了她与老张是怎么认识的，跟老张的交往过程，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什么时候以及郝雨的情况——他为什么急着回国，他走时老张为什么没有来送行，他和老张之间的经济往来等等。
汪虹一五一十说了个仔细。
警察笑了，说：“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你最近不能离开布加勒斯特，因为我们还可能会找你核实情况。”
接着从打字机上取下打印好的口供，让翻译给她念了一遍，问她有没有错的地方？
她说没有。
“那好，请签字并摁上手印。”
踩着厚厚的积雪，汪虹一脚深一脚浅地回到家里，六神无主，理不清个头绪，心里只是害怕。
过了两天，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外交部专门为此事派来了人，要汪虹来大使馆谈话。
在大使馆里，汪虹见到了温文儒雅的王毅先生。王先生仔细询问了老张和郝雨的交往情况，汪虹又把在警察局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王先生突然叉开话题，问汪虹：
“你为什么要和郝雨在一起？”
汪虹嗫嚅道：“我想结婚。”
王先生问：“他答应和你结婚吗？”
汪虹点头：“嗯。”
“他在骗你。”王先生说，“我来之前专门去了郝雨的家，亲眼看见他和他妻子住在一块儿，根本没有离婚！”
汪虹愣了。
“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他，”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你堂堂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英语又很棒，为什么要和郝雨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呢？如果你愿意去德国，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办——我太太正在为德国的医院引进中国护士，你可以去。”
汪虹说她会仔细考虑的。
在大使馆门口，她和王先生握别。王先生说：“我敢肯定你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真不该掉进这个漩涡里来。”
汪虹问：“那郝雨和这个案子真的有关吗？他和老张是最好的朋友呀！”
王毅先生意味深长地一笑，没有说话。
噩梦从此缠住了汪虹。
郝雨走时带走了所有的钱，只给汪虹留下一点点生活费。三月的布加勒斯特非常寒冷，积雪很厚。汪虹的鞋磨坏了，不能穿了，她只好从不多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去商店买了一双最便宜的印有星条旗图案的单层布鞋。可这鞋也实在太单薄了，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湿透了，一会儿就能把脚冻僵。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鞋脱下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抱着冰凉的脚使劲儿揉搓。
汪虹已经有些日子没吃过肉了。顿顿都是黑面包就洋葱炒鸡蛋——这是罗马尼亚最便宜的食物。她很想吃一次肉，但是吃不起，对于她来说，肉太贵了。
这一天，她从外边回来，路过一家肉店。看着橱窗里摆着的各种肉类，她实在无法走过去。她进了肉店，反复比较了价格，下决心奢侈一把，腐化一回，买了像巴掌那样厚，有半个巴掌大的一块猪肉。她兴冲冲地回到家，像欧洲人那样用木锤把肉砸了一遍，又沾上面包渣儿，然后放进平底儿锅里用油煎。不一会儿就做好了，她把小小的猪排放进一只最大的盘子里，在猪排旁边堆满了自己用洋葱和西红柿做的沙拉。找出从来不用的刀叉，把胡椒粉匀匀地撒在猪排上，很正式地吃了一顿饭。
多年以后，她仍能回忆起这块猪排。
汪虹永远不能忘记，在这段既恐怖又暗淡的日子里是善良的罗马尼亚人给了她巨大的帮助和关怀。她回忆说：“如果没有曼内斯库夫妇和安达母女的关爱，我的精神早就崩溃了，能否活到今天也是个问号。”
这绝非危言耸听。
我在国外呆了近十年，我深刻理解汪虹的这番话。一个孤苦无依却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身处异国，纠缠在一桩莫名其妙的凶杀案里，没有钱，在恐怖中过着拮据到极点的生活，看不到前途何在……
轻生会是她的首选——假如没有这些善良的罗马尼亚人的话。
第一个知道汪虹境遇的是安达——她打电话来问最近还好吗？汪虹竟在电话那端哭了起来。安达情知不妙，放下电话就驱车赶来。
汪虹向她诉说了一切。
安达二话不说，去卫生间收拾好汪虹的洗漱用品，说：“走吧，到我家里住。一个人在这儿住太可怕了，而且鲁克桑德拉也非常想你。”
汪虹感激莫名。
在安达家里，汪虹天天紧绷着的神经才算慢慢松弛下来，笑容也逐渐回到了脸上。安达每天去上班，鲁克桑德拉每天去上学，汪虹则担负起做晚餐的任务。她并不会做饭，但安达和鲁克桑德拉非常爱吃，赞不绝口。到了星期天，就由安达主厨，做罗马尼亚饭给汪虹吃。鲁克桑德拉爱唱歌，缠着要汪虹教她唱中国歌。汪虹就教她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安达听了说真好，汪虹便把歌词大意讲给她听。
“我还会唱罗马尼亚歌呢。”汪虹说。
安达不相信，说：“那你唱给我听。”
汪虹想了想，便唱起了“乔治参军去”：
“春风吹动橡树叶儿沙沙响，
我们的青年乔治参军上战场。”
安达又惊又喜，随即跟着大声用罗马尼亚语唱了起来：
“穿上军装，背起步枪，
骑着马儿，离开家乡，
他的爱人玛丽奥拉送他上战场……”
一曲歌罢，安达热情地把汪虹拥入怀中。
鲁克桑德拉不明白了，问安达：“妈妈这是罗马尼亚歌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呢？”
安达笑着说：“这是妈妈小时候的歌，你当然没有听过了。”
汪虹说：“鲁克桑德拉，我再唱一支，这支歌你也许听过。”
安达吃惊了：“你还会唱？”
汪虹一笑，唱起了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
“妈妈她到林里去了，
我在家里闷得发慌。”
鲁克桑德拉不仅听过，而且会唱。
安达就更不用说了。
三人一齐合唱起来：
“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仔细照照我的模样，
让我来把我的房门轻轻关上。
镜子里面有个姑娘，
那双眼睛又明又亮，
镜子里面不是我吗？
脸儿长得多么漂亮，
头上戴着一朵鲜花美丽芬芳……”
欢乐的笑声要把房子抬起来了。
在安达家住了些日子，汪虹又被曼内斯库夫妇接到了他们家。曼内斯库太太善良极了，每天变着花样给汪虹做罗马尼亚饭菜。小安德丽亚更是像过节一样高兴，一放学就扑在汪虹怀里，晚上也跟汪虹在一个屋子睡觉。
转眼就到了复活节，这在欧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按罗马尼亚习俗，在这一天要买只活羊杀了吃。布加勒斯特的市场里有许多大卡车都装着活羊，人们纷纷选购。曼内斯库也买了一只回来，就在院子里把羊杀了煮着吃。他们的做法跟中国一点也不一样，放了许多叫不上名儿的香料。由于是现宰现吃，味道还是很鲜美。小安德丽亚对汪虹说：“我最爱吃羊眼睛了。”汪虹不信，她竟当真从煮熟的羊头上抠出眼睛放进嘴里大嚼起来。
汪虹目瞪口呆。
看着汪虹惊愕的样子，安德丽亚拍手大笑。
复活节的晚上要去教堂，汪虹也跟他们去了。信徒很多，每人都手持一只点燃的蜡烛，汪虹也不例外。开头儿是主教讲圣经，然后全体起立祈祷。气氛庄严肃穆，还有稍许的神秘。汪虹她们几个女的不到半夜就回去睡觉了，早晨醒来曼内斯库才刚刚进门，真是个虔诚的信徒。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许多吉普赛女人开始在市场里卖郁金香。美极了，鲜艳欲滴，而且很便宜。汪虹很想买两束花送给安达和曼内斯库，可是她没钱。如果郝雨再不回来，她就要陷入绝境了。
郝雨就在这时回来了。
他发来了两个集装箱，一个是毛毯，一个是塑料凉鞋。毛毯显然已经不能卖了，要压到秋后，而凉鞋应该是正当其时。为了节省开支，郝雨不租仓库，先把自己的房子堆得满满的。放不下，把毛毯堆在了安达家里，把塑料凉鞋堆在了曼内斯库家里。全部是无偿的。毛毯还好，没有什么异味。塑料凉鞋就不行了，那股塑料味儿熏得人头疼。
郝雨回来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去录口供。
他不慌不忙，侃侃而谈，时间、地点、证人一个不落，都能证明他案发时不在现场。警察要他提供证人的名字、地址、电话，他十分遗憾地说，这位证人已经飞往美国；那位证人据说去了巴西。
警察无可奈何。
私下里汪虹问他：“你给我说老实话，老张是不是你杀的？”
他嘻嘻一笑，反问汪虹：“你看我像吗？”
汪虹仔细看了半天，说：“不像呀！”
“相信你的直觉吧。”郝雨说。
半夜醒来，汪虹又想起这档子事儿，就翻身再次审视梦乡中的郝雨。月光透过窗子打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儿一半明朗一半灰暗，注视的时间长了，竟被汪虹看出几分狰狞。
她哆嗦了一下，决定尽快回布拉格去。
凉鞋卖得非常不好。罗马尼亚人虽然穷，但还是见过些世面的。塑料凉鞋在四十年前还可以，但如今已无人问津了。汪虹告诉郝雨，她的捷克往返签证快到期了，她不能丧失捷克身份，必须在到期前进入捷克，因此她需要买一张飞机票的钱。郝雨告诉汪虹，所有的钱都压在货上了，包括她的那一千美元。要想买飞机票，只有把货想法卖掉。除此以外，再无别的办法。
汪虹认了。她背着凉鞋到处跑，见商店就进，但一无所获。
她不甘心，乘火车前往罗马尼亚海滨城市康斯坦察，也没卖了几双。
她求郝雨想想办法，一千美元她也不要了，只要能在往返签证到期前进入捷克她什么都愿意干——“你还有仇人吗？告诉我是谁，我去替你把他砍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汪虹说。
郝雨说你别急，你又不是兔子，借我也得把钱借到，坑谁也不能坑了你呀！——他也有点怕了。
第三天头儿上，郝雨借回来五百美元。
马上去订票，拿着机票算日子——好家伙，距捷克往返签证到期只剩一天了！
收拾好行装，郝雨陪她上街逛商店。来布加勒斯特快半年了，这还是头一回。汪虹买了一双凉鞋，郝雨又给她买了两条裙子。汪虹高兴地说：“这简直是疯狂购物了！”
到了起飞的日子，郝雨送她去机场。谁想到在海关又遇到了麻烦——汪虹的罗马尼亚临时居留超了一天，也就是说她今天即属于非法居留者。海关官员拒绝她出境，要她去布加勒斯特警察局补办居留手续，明天再走。汪虹急死了，她并不是怕去警察局办手续，而是她今天必须进入捷克。如果耽搁一天，她的捷克身份就作废了！她恳求那位官员放她一马，各种好话都说尽了，那官员坚决依法办事。情急之中，汪虹从口袋里摸出买机票剩下的一张百元美钞，啪的一声拍在那官员案头。那官员急忙用警帽把美元盖住，同样啪的一声给汪虹的护照盖上了出境章。
汪虹急忙拖着箱子进入出境乘客候机区，她想和郝雨挥手致意，却见他已经大步流星地走了，连头也未回一下。
汪虹不由得又有些伤感。
飞机准时升空。望着白云下面的布加勒斯特，她百感交集，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